.陸爲民辦公室換了，從三樓換到了二樓，和常務副縣長曹剛的秘書尹宏一個辦公室。
陸爲民認真的看着一張前段時間的老報紙，10月5日的《人民日報》上的一篇文章，北大校長吳樹青的一篇專題論述計劃經濟和市場調節相結合的文章，這篇文章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體系依然需要以計劃經濟爲主導，但是要以市場調節相結合，很符合目前主流思想。
他是在注意到沈子烈也在認真閱讀這篇文章時才把這篇文章找來看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篇文章很有代表意義和典型性，代表了目前國內經濟界的一種觀點，那就是計劃經濟依然是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但是已經有些不太適應目前經濟發展形勢，需要通過市場機制這種手段來調節和補充，這樣社會主義經濟纔可以得以繼續發展。
要捕捉到自己服務的領導思想動態，你才能最好的幫領導當好參謀助手。
準確的說秘書算不上領導的參謀和助手，要論參謀助手，縣府辦主任副主任們，或者縣委縣府政策研究室的高參們才勉強算得上。
不過陸爲民不作此想，既然走到了這個崗位上，也就意味着自己可以隨着服務對象地位升遷，可以發揮出更大的作用和影響。
南潭縣目前的情況和其他內陸省份貧困地區的農業縣沒有太大的差別，人口衆多，幅員遼闊，缺乏工業基礎，鄉鎮企業發展孱弱，基礎設施落後，招商引資經驗半點也無，一片空白。
其實這也怨不到南潭，黎陽地區南部七縣，淮山、阜頭、豐州、雙峰這些縣，哪一個不是如此？改革開放十多年，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解決了農民肚子問題，但是要想讓農民富裕起來，沒有工業就是空談，而鄉鎮企業的發展在這個傳統農業地區並不盡人意，規模小，效益差，依靠合金會貸款來苟延殘喘已經成了這個地區鄉鎮企業的痼疾。
陸爲民覺察到沈子烈很有一些想法，但是之前他只是常務副縣長，而現在他則成爲了縣政府的一把手，位置發生變化，想法也就自然而然有些不一樣了。
自己在獼猴桃事件上給了沈子烈一個驚喜，可以說也讓自己在對方心目中的份量有一個質的變化，如果說之前雙方的閒聊交流還處於一個上級領導對下屬關懷和理解的層面，頂多也就是覺得這個秘書理論素養不錯，又在沿海發達地區的嶺南學習了幾年，算是見過一些世面，思想比較開放，開拓創新意識比較濃一些，那麼經過了獼猴桃事件，自己的表現恐怕算是真正贏得了沈子烈的認同了。
會做實際工作與理論素養高這兩樣二者兼具者並不多，尤其是像自己這樣一個剛從大學畢業的學生來說，只怕就更讓沈子烈刮目相看了，但是陸爲民知道自己要想進一步加深加重在對方心中份量，還得要繼續拿出讓對方認同甚至是驚奇的東西來。
所以在沈子烈關注國內關於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爭論時，陸爲民就在琢磨自己該怎麼來展示自己一把。
記憶中要92年小平同志南巡後，國內關於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爭論纔會從官方媒體漸漸消失，但是高層在關於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初步定性實際上在90年12月就有了較爲明確的定論，只不過在當時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政治氣候還處於高峰期時，拋出這樣的觀點容易引起思想波動，所以中央高層有意識的將這個觀點限制在了很小範圍內。
十月的昌江已經有了幾分涼意，這是一年中氣溫最宜人的時段，伏爾加飛馳在南潭前往昌州的路上，沈子烈星期一要在省裡開會，要星期二纔回來，所以沈子烈也把陸爲民叫上一塊兒回昌州。
縣裡的兩臺伏爾加，分別是縣委書記和縣長的座駕，上海車則主要是用於縣人大主任和縣政協主席，至於那臺吉普車，則是工作用車，那位縣領導要下鄉，就給縣委辦和縣府辦打招呼派車。
“那篇文章你也看了？”沈子烈目光沉靜，若有所思，“我覺得寫得很符合我們中國國情，咱們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計劃經濟雖然有其弊端的一面，但是如果因爲其存在缺陷就全盤拋棄，我覺得這也有些不妥，市場調節可以作爲計劃經濟補充，這樣可以使計劃經濟的優點得以充分發揮，同時市場調節可以有效的解決計劃經濟中難以覆蓋的部分，爲民，說說你的看法。”
“嘿嘿，縣長，我的看法可能和你有些不一樣啊。”陸爲民撓了撓腦袋。
“哦？說來聽聽，現在對這一點全國上下爭論不小，大家都在探討，這也算是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吧。”沈子烈頗感興趣。
“嗯，縣長，我的看法是隨着改革開放進一步深入，我國經濟融入國際市場體系是一個必然，86年我國已經正式要求恢復關稅與貿易總協定成員國地位，前年工作組已經開始工作，這是一個無可阻擋的大趨勢，計劃經濟對於我國建國初期集中力量來發展工業和基礎設施建設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隨着經濟發展，人民羣衆要求改善生活的需要日益增強，對各種消費品的需求也日益豐富，計劃經濟已經無法滿足這樣複雜的需求，事實上國家也不可能做到這一切，這就要求用市場經濟規則來調節。”
陸爲民頓了一頓，“其實我覺得很多人存在一個認識誤區，覺得計劃經濟就是社會主義經濟獨有的，而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的特性，這個觀點有些似是而非，資本主義一樣有國家的計劃控制，而社會主義一樣可以實行市場經濟，這不是誰的特性，宏觀經濟中適當和必要的計劃和微觀經濟中採取市場經濟機制，這纔是辯證的經濟學，這個姓社姓資無關，而政府的職能就是通過法律規範經濟發展秩序，同時對事關國計民生的重要行業和產業進行必要的指導，其他都應該通過市場來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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