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進入主角生活中的觀衆至此也終於在冷靜剋制的全片中迎來一個小的情緒高潮，終於等到檢驗結果，證明污染與腎癌、**癌、甲狀腺疾病先兆子癇、高膽固醇、潰瘍性結腸炎六類重大疾病相關聯，目前已有3535人染病。
結尾處又回到法庭，主角也重拾信心，開始一宗宗案件地重新踏上爲受害者爭取公正勝利之路。
片尾最終以字幕交代杜邦公司以6.707億美元賠償所有3535起案件！
在丁誠看來主角是非主流律師，也可以說是個離經叛道者。在大多數精英薈萃的社交場合，都多少有些顯得格格不入。
略微有些佝僂着背，言語相對遲緩，神態略顯木訥，怎麼看都不像是個爲大企業辯護的慷慨陳詞的律師，彷彿總與這個白人主導的資本世界帶有隔閡。
老闆對他的評價是一個特別出衆的律師，非常聰明，充滿活力，頑強研究做得非常非常徹底。
當杜邦爲刁難他，將半個世紀的相關資料都送到地下室，他不是被巨量信息所征服，而是開始有條不紊地對信息進行整理和歸檔。
這部作品非常打動丁誠的一點就在於所塑造的諸多衝突，不僅是人物關係層面的衝突，更是人物內心的衝突。
當西弗吉尼亞的農場主找到自己時，必須面臨一個極其嚴峻的考驗。他內心知道，當初自己學環境法，是因爲覺得環境法看起來會對社會有真是可見的影響力，是你可以通過踐行來改變些什麼的。
拿到這個案子的時候，要做出的決定非常艱難，因爲如果選擇放棄，良心將會受一輩子的譴責。但如果他選擇幫助，那麼不可能再獲得任何其他化工公司給他的工作。
某種程度上說，兩人是同病相憐的，他們都與身邊的社會多少有些脫節，有些格格不入，也有些特立獨行。選擇在一定意義上都是自殺性的，一個殺死自己的職業生涯，一個殺死自己的社交生活。
一個是高中畢業文憑，一個是法學博士，然而在生活的某一個節點，他們都發現正義靠不住，聯邦政府靠不住，看似公平的司法體系靠不住。
爲了發出自己的聲音，能靠得住的只有他們自己。
另一個令人敬佩的老闆，一直暗中支持控訴。身處這樣一個階層之中，他面臨的選擇困境，不比主角的小。
一方面是公司的大合夥人，不可能不管公司的盈利和行爲對公司客戶造成的負面影響，另一方面骨子裡有正義感，覺得做得對，因此想要支持。
所以當大規模抽血實驗之後，化驗結果遲遲下不來時，不得不通過剋扣主角工資的形式，一方面對他施壓，一方面平衡公司支出。
資本主義社會，沒有管理者可以對現金流表說 NO，勇敢和正義，真的很柔軟。
當然比起前面三個男人的選擇，或許妻子的選擇纔是最困難的。當初選擇放棄自己的事業做家庭主婦，是因爲主角升職，工資很高，覺得自己可以把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放到照顧孩子上面。
但當案子遲遲未決，三個孩子上學經費都不一定保證的時候，終於對丈夫爆發。她理解這個案子對丈夫的重要性，可是作爲母親，她也不能對孩子們的未來坐視不管。
當對丈夫施壓導致輕度中風被送進醫院後，她突然覺醒，明白丈夫所追求一切的重要性。當她一字一句針鋒相對時，對丈夫的愛和對丈夫事業的支持超過她生命中其餘的一切。
那一幕，安妮海瑟薇如此入戲，讓丁誠都心中盪漾着感動，一波一波，向外擴去。
不得不說電影這東西很奇妙，人們坐在一個黑暗的屋子裡，面對那些心知肚明的假象，卻依然做出悲喜交加的反應。
在虛構的膠片或數碼世界裡電影是藝術的，而在我們的意識和情感的世界裡，電影又是現實的。
Participant更擅長於挖掘重大社會事件背後的原型故事，以更接近真是的方式呈現給觀衆。
作品結構也非常美式個人英雄主義，在丁誠眼裡其實美式英雄主義宣傳，本身也是一種策略。通過這種個人英雄主義文化的塑造，可以激發個人爲社會、爲集體奉獻的責任感，同時還能夠讓個人產生一種錯覺，能夠以一己之力贏得任何戰鬥。
從人類歷史的角度來看，發現美洲不是哥倫布一個人的獨木舟，攻佔巴士底獄的也不是某一個身強體壯的市民，陳勝吳廣振臂一揮，還需要諸多的民衆認可，任何一個偉大的事業，都不是一個人能夠完成。
人類正是靠着圍繞着某種信念組成的組織才能夠戰無不勝。獨立戰爭不是華盛頓一個人的戰鬥，南北戰爭也不是林肯一人終結的，任何革命性的事件，都是羣體達成共識之後，共同爲止奮鬥才能夠完成。
所以這種個人英雄主義的文化塑造，也許會更能達成社會的穩定，用一種英雄的情懷感召個人，讓個人發揮自身的最大潛能，在某些方面，或推動變革或揭露醜惡，從而推動社會進化。比起來大規模的羣衆運動，這是一種代價最小且又能發揮效果的方式。
與個人英雄相對的就是集體主義式的文化，在對社會穩定上，集體主義大多數時候是有效的，讓人融入在茫茫人海中，不出頭，不犯錯。但有可能也會讓人意識到集體的力量，在覺醒之後利用集體，煽動起更大的社會變革。
同時集體主義文化在推動社會變革上，效果就更弱。功勞是集體的，出力卻是個人的，在看不到自己努力能夠對最終結果帶來多大影響的時候，人們往往會逐漸泄氣。如果個人是渺小的，那麼我再努力又有什麼用呢？
所以如果把電影當作一種意識形態塑造工具的話，無疑個人英雄主義在大多數方面都要優於集體主義。
在很多影片中，英雄往往會遇到一個同樣的困境，由於在某些問題上與大衆看法不一致而受到排擠、鼓勵甚至打擊。
很多現實主義題材的英雄，並沒有超長的智慧、過人的體能，他們要做的只是與大衆的慣性思維相對抗，在主流的文化和輿論壓力下，堅持自己，並最終改變世界的看法。
在這背後，實際上有一個很有趣的追問——什麼是真相？
如果不假思索地回答，真相就是真實發生的事情。但很多時候，很多事情，我們並不是當事人，並不在場，我們瞭解的真相，也許是別人的口述，也許是記者的調查，也許是官方的陳述。
任何一個事件，都有許多版本的“真相”，大多數時候，被最多人接受的那個版本，就成了最終的“真相”，而現實往往就被忽略。
杜邦公司很早就知道排放的化學物質的危害，但信息被封鎖在公司的內部，這是一個真相。
從監管部門到公衆，都認爲排放是無害的，這是當時社會的真相。
我們不能用一種時候諸葛亮的態度來看，如果設身處地的想，當時如果挑戰這個社會真相，需要多大的勇氣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