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如晦和劉繼城、劉子明等人微鬆了一口氣，前者說道：“王爺，依卑職之見，要把四郡佔爲己有，便要在武力征服之後，就要駐軍控制，派遣我們的文官去治理百姓，兩者互輔，纔算是真正的征服了所佔領之地。可是，駐軍控制容易，但我們手中的文官還是不夠。”
王君臨嘆了口氣，說道：“如晦所言有理，我們如今最缺的就是人，而且不止是文官，各行各業的人才，乃至只能幹苦力的百姓我們都缺。所以解決如晦所言問題，其實還有另外一個辦法。”
說到這裡，王君臨頓了一下，目光掃過衆人，說道：“諸位認爲何爲富國強兵？”
杜如晦率先說道：“卑職以爲富國強兵當以富民爲前提。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富則國富，國富者兵強，兵強者戰勝，戰勝者地廣。”
王君臨不置可否，劉子明緊接着說道：“卑職以爲富國強兵當以農業爲基礎。所謂‘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便是這個道理。”
王君臨依然沒有說話，劉繼城想了一下，說道：“卑職以爲當採取政治、農事、工商和軍事相結合的措施。作內政而寓軍令，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士、農、工、商各就其業,各盡其力。參其國而伍其鄙,武政聽屬,文政聽鄉,使民忙時務農,閒時習武。如此這般，便可以使國家平時保持雄厚的經濟、政治、軍事實力,戰時具有衛國制敵的堅實基礎,守則固，攻則勝。”
劉繼城這次倒是說得很全面，也抓住了王君臨當前於麾下幾郡內推行之策。但眼見王君臨神色依然沒有變化，衆人便知道劉繼城所言也沒有說到王爺滿意之處，苦思冥想之時，一時間也沒人說話。
王君臨見此，說道：“三位所言皆是正理，然這些正理我雖然不知道天下人有多少能夠認識到，但我知道才成立兩年的范陽學院便有不少學生便有此見識。”
王君臨明言三人所說並無出奇之處，且知者甚多，以杜如晦、劉子明和劉繼城的身份不由臉色發燒。但緊接着王君臨又說道：“可是大隋朝廷佔據最爲富庶之地，人口衆多，又有我華夏千年積累，當是天下間人才最爲濟濟之國，我相信這些道理朝中和民間知者人更多。但爲何大隋國立國三十載，卻落到眼下這般境地，卻只有我范陽郡成爲一片樂園。”
劉繼城說道：“這是因爲世間之事知易行難。”
杜如晦說道：“這是因爲范陽郡有王爺這等英明聖主的原因。”
杜事晦說得很大膽，‘聖主’這個說法已經暗示王君臨稱帝了，但王君臨只是笑了笑，沒有接這個岔口，而是毫不謙虛的說道：“兩位所言皆是有理，但正如劉繼城所言知易行難，這行是誰在行，自然是人在行，然大隋從來不缺人，且人更多，爲何他們行卻比我范陽郡行要難得多。我也不謙虛，這其中自有我之引導推行之功，但具體做事還需要人去做。可這人卻又有所不同。”
沈果兒突然想起王君臨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決定一切的終極奧義————是人，不由心中靈光一閃，脫口而出：“王爺之意是富國強兵關鍵是在人。”
王君臨微微一笑，讚許的點了點頭，說道：“決定一切的終極奧義是人，更確切的說決定富國強兵的是人才，或者說這個世間最爲重要、寶貴的始終是人才。因爲任何事情到最後都需要有人去實施、去落實。再好的策略，再好的思想，若是沒有人能夠變成現實，或者在實施過程中出現錯誤，那也是枉然。所以，我掌控范陽郡之後，不管財政有多困難，都從未耽誤過重文興教的推動。”
衆人聞言，皆是恍然大悟，細細回憶這兩年以來，郡城的范陽學院、蛇島上的范陽軍事學院，鹽城開辦的十數家依託工坊開辦的工匠培訓學校，各縣的學堂。去年王爺突然輕易弄出活字印刷發明之後，遍佈各縣的書店，以及書店內廉價的書冊。
這種程度的推行文教，所建學校之多聞所未聞，不說范陽郡這等偏僻海邊郡縣，即使是中原歷代王朝京都所在之地也從未做到此事。而這一切的一切不都是爲了培養人才。
但是，王君臨這時又嘆了口氣，說道：“然而，我們范陽郡培養的人才，軍事學院不算，等真正能夠用到的時候至少還要一年後祥符學院第一批學生畢業。如今我們欲要進軍河東其他四郡，然則以我遠東軍如今的軍力攻下這四郡雖然不敢說必然一帆風順，但只是遲早的事情。可是這四郡賊寇橫行，官府比賊寇更是可惡，已經爛透了，百姓對官府已經沒有半點信任。所謂文治武功，這武功之道對於四郡之地來說，如今我遠東軍不缺，缺的便是文治上的東西………打下疆土容易，可如何得人心卻是難中之難，不從這上面下功夫，單靠刀利馬快是不成的。而這卻是我們如今在打四郡之前最爲需要考慮的問題。”
衆人神色肅然凝重，表示深以爲然。
王君臨又說道：“這一年多以來，我們在范陽郡的確總結出了一套切實可行治理地方之法，現在看來效果也很不錯，但這前提其實是我們糧產遠高於其他地方，百姓都能夠吃飽肚子的原因。
但世間之事最爲忌諱的便是凡事只遵守教條，要知道具體事情當具體分析，能夠實行於范陽郡的治理之法，未必就適合四郡。其實說白了也就是人才的問題，我們需要既懂得治理地方，且又熟悉四郡的人才。我們大行文教，所培養的人才短時間內還用不上。所以，我們需要四郡乃至天下有志之纔來投，這需要一個千金市骨的標杆，那個魏徵便會是我們的標杆。而等更多的人才投效我們之後，稍加以培訓便是我們用來在戰後底層控制治理百姓的最佳人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