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嚴書記和何局長認爲：鑑於葉鳴與龔志超的特殊關係，根據舉報人提供的線索，結合對陶永審訊的結果，我們應該對葉鳴採取立案偵查措施，並且要刑拘或者是逮捕他，，嚴書記，何局長，我上面歸納總結的沒有錯吧。”
嚴練和何致都點了點頭，表示認可他的總結，
王副處長繼續說：“對葉鳴的訊問和對陶永的審訊，都是何局長與我一起完成的，但是，通過這次訊問和審訊，我卻有和嚴書記、何局長不一樣的觀點，
“第一，我認爲葉鳴所謂的受賄和嫖娼的問題，是不存在的，不是證據不足的問題，而是根本沒有這回事，因爲根據葉鳴的供述，他雖然在實在無法推脫的情況下，收受了清泉賓館兩張共計十萬元的銀行卡，但是，他在第二天就將這些卡上交到了他們縣地稅局監審室，並進行了登記，這是有案可查的，而且我們也去核實了，確實是這麼回事，那麼，按照相關的黨紀條規，葉鳴的行爲不僅是對的，而且是值得表揚和提倡的，
“至於說他嫖娼的問題，這種事大家都很清楚：如果不是公安機關捉姦在牀，或者是提取了諸如精斑、避孕套之類的物證，那是無法認定他嫖娼的事實的，更何況，舉報者也只是提供了一小段葉鳴與小姐唱歌摟抱的錄像，並說也帶那個小姐去開房了，但這也僅僅是舉報者的一面之詞，而葉鳴是堅決否認的，並且願意與那個小姐對質，所以，這個問題也是無法認定的，
“第二，關於葉鳴與龔志超的關係問題，據我的看法，他與龔志超關係好，這是事實，但是，如果我們據此就認定他參與了龔志超黑社會團伙，甚至說他與龔志超團伙同流合污、沆瀣一氣，幹出了違法犯罪的勾當，我認爲這是一種很不負責任的言論，也是一種莫須有的錯誤推斷，
“爲什麼這麼說呢，因爲我們都很清楚：人是一種社會動物，一個人活在這個世界上，總會與各式各樣的人交往，總會與形形**的人打交道，葉鳴是一個地稅局的副分局長，而且他們分局所管轄的納稅戶，都是城區的，而龔志超，如果剔除他的黑社會老大的身份，單純從商業的角度來看，他是一個非常成功的商人，也是一個經常要與一分局打交道的納稅戶，那麼，葉鳴作爲一分局的實際負責人，他在稅務工作中與龔志超相熟、與龔志超來往，最後兩個人發展成爲好朋友，這是很正常的一種交往，也是很正常的一個過程，反過來說：龔志超在新冷縣，肯定認識很多很多人，其中也絕對有很多很多公務人員，如果說每一個與龔志超認識的人，我們都認定他是他們團伙的成員，這個推論正不正確，顯然是不正確的，因此，何局長以葉鳴是龔志超的朋友這一點，就推斷葉鳴是龔志超團伙成員，我是不贊成的，
“第三，也是最關鍵的問題，嚴書記與何局長都認爲：上一次龔志超沒有被專案組查處，逃脫了法網，以致釀成了5.16血案，完全是葉鳴利用他的關係和後臺包庇、縱容他的結果，所以，葉鳴是5.16血案的重要嫌疑人，也是龔志超團伙的軍師和保護傘，我們應該對他採取立案偵查措施，並儘快將他雙規或者是刑拘，
對於這一點，我不知道與會的其他同志是什麼想法，但對我來說，我是最不認同這一點的，爲什麼呢，我是一個紀委的幹部，在紀檢監察系統工作了二十多年，我們辦案有一個基本的原則，那就是：以事實爲依據，以法律爲準繩，實事求是，不放過一個壞人，也不冤枉一個好人，而要貫徹好這個原則，我們就必須重事實、重證據，不能腦袋瓜子一熱，憑自己的主觀想法去定案，憑自己沒有證據支持的推斷去定罪，說得不好聽一點：這種辦案方式，是古代那種人治的方式，一切依靠辦案者的主觀判斷定罪量刑，與我們現在的法治精神是背道而馳的，
“具體到葉鳴的問題上，我覺得：剛剛嚴書記和何局長對葉鳴與5.16血案有牽連的判斷，我覺得是有點草率、有點牽強的，爲什麼呢，因爲我們現在並沒有任何有力的證據，證明葉鳴找了省裡的領導出面給龔志超說情，嚴書記與何局長的判斷，只是依據舉報人的沒有任何實際內容的舉報，還有陶永的一些模棱兩可、語焉不詳的供述，就此斷定葉鳴給龔志超團伙充當了保護傘，這是很不嚴謹的，而且，我也親自聽過陶永的供述，他也只是說葉鳴找了省裡的領導，替龔志超說情，但他也沒有親眼看到，也說不出葉鳴究竟是找的哪一位領導，所以，我認爲陶永的供述，也只能算是一種猜測，並不能作爲給葉鳴定罪的證據。”
說到這裡，王副處長擡頭掃視了與會人員一眼，見樑副處長、顧嘉琛、李澤平、陸成等人都在頻頻點頭，表示同意他的分析判斷；而嚴練和何副局長則眉頭緊皺，死死地盯住自己，滿臉都是不以爲然的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