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寧自從接掌軍隊的指揮權之後，立刻命令部隊改變了之前的作戰方式，這支部隊在此之後便再也沒有之前的咄咄逼人，轉而駐紮在原地，一邊等待後面的送上來的物資，另一方面則開始消化他們之前佔領的地盤了。
張弘範開始的時候的確曾經想要來一個堅壁清野，把張順的部隊全都拖死在這裡，但是後來很快就發現這個想法沒有什麼價值，反而很難做到。畢竟這裡是魚米之鄉，想要把這裡的所有東西都毀掉那裡是這麼容易的事情？好在此時只是初春，所謂春寒料峭，地裡面的糧食只是剛剛露出了一點頭，距離成熟還早得很，所以也就沒有任何可能爲張順的軍隊提供糧食，而那些百姓則已經被搶走了所有的口糧，他們留下來只能給張順增加負擔，於是這些人也就成了張弘範的棄子，被他一股腦扔在了這邊。
其實這也是戰前張順就已經想到的結果了，他也對此早就有了安排，可問題是牛富指揮部隊的時候壓根就沒有按照張順的要求展開工作，他甚至還把張順特意派給他的三百名政委都放在了中軍，就是不願意把他們放在基層去，這樣一來效果明顯，這幫人的作用一點也顯現不出來了。
這當然不是因爲牛富想要壓制他們，現在的牛富和這些人身份差距巨大，根本不需要對這些人進行打壓來保住自己，原因單純就是文天祥等人的激烈反對，所以牛富也就糊里糊塗的跟着壓制這些人了。
要知道這些人都是張順在神農架開設的武備學堂政經系的第一批畢業生，他們當中絕大部分都是從部隊裡面走出來的，也都有第一線作戰經驗，本來在武備學堂畢業之後他們也應該重新回到自己以前的部隊當中，可是卻備戰順全都送到這裡，就是爲了可以在戰鬥進行當中，可以順便吧南方佔領的土地直接分配妥當，只有這樣才能把整個大局穩定下來。
可惜的是這些人所肩負的任務和朝廷利益嚴重不符，所以他們也在和上層的爭鬥中一敗塗地，被人無限制的晾在了一邊。
此時此刻大宋其實也已經走到了最後的時刻，其實說起來古代的中國朝代更換的時候都會伴隨着出現巨大的土地兼併問題，或者說那些朝代被推翻的主要原因就是土地兼併，而這種情況在大宋不但有，還很強烈，甚至可以說已經病入膏肓了，但是有趣的是這種行爲在大宋根本就不是什麼大問題。
宋朝建立後一反常態，對土地兼併不再抑制。宋太祖親自下詔“所在長吏，告諭百姓，有能廣植桑棗、開墾荒田者，並只納舊租，永不通檢。”宋人王明清解釋“不抑兼併，富室連我阡陌，爲國守財爾。緩急盜賊發，邊境擾動，兼併之財，樂於輸納，皆我之物。”
爲國守財可以理解爲藏富於民，言下之意無論土地歸誰，財富最終都屬於朝廷，所以沒必要抑制兼併。考察宋朝的土地制度，不抑兼併、田制不立是突出的特點，既沒有像唐朝初年通過均田、限田對土地資源實施一次再分配，也沒有對土地買賣給予限制或打擊，反而從立法的角度對土地交易進行保護，對於歷來都很敏感的土地兼併問題，宋朝的統治者其實採取了放任的態度。
究其原因，有人認爲是宋朝統治者看到兼併之勢已無法阻擋，與其陷入周而復始的死循環不如另闢蹊徑，乾脆不管不問任其發展。還有人認爲，宋朝的建立模式較爲特殊，與兩漢和隋唐不同，它是唯一沒有通過大規模農民戰爭而實現改朝換代的，趙匡胤通過兵變黃袍加身，延續了後周的統治體系，抑制兼併的內在壓力不足。
這些因素或許都有，但卻不是最根本的原因。考察宋朝放任土地兼併的背景還應追溯到唐朝的中後期。唐朝立國後實行均田制，這是一項抑制兼併的重要政策，核心是平均佔田和按人丁納稅，這項制度創造了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但隨着制度效力的逐漸消散和災荒、戰亂的發生，唐朝中期以後大量人口失地逃亡，原有的稅收模式難以爲繼，朝廷不得不實行攤逃法，讓未出逃的人去承擔出逃人的稅賦，激起更大的矛盾，均田制於是瓦解，兩稅法應運而生。
宋代的地主被叫做主戶或田主。他們佔有了土地資源，僱傭佃農爲自己耕種，本人算是脫離了生產。但國家也就不再找耕種的佃農去直接收稅，而是找上了這些田產的所有者。因此宋朝管理財政的官員也將這類人稱爲稅戶。
相對擁有大量財產的田主，失去土地的人則有兩個選擇。要麼前往城市發展，也可以成爲佃農。他們中也不乏把土地主動賣給田主，成爲後者附庸的人，因此又稱之爲客戶。畢竟大宋已經有了那麼一點資本主義萌芽，這也造就了這麼一個很有意思的大宋。
但是土地兼具經濟和政治的雙重內涵，放任土地兼併等於將具有政治要素的土地逐漸變爲單純的經濟資源，雖然促進了經濟的繁榮，但也帶來了其他的問題。
宋朝把農戶分爲主戶和客戶，主戶是有土地的農民，他們要向國家繳納土地稅；客戶是沒有土地的農民，通過佃種別人的土地獲得收入，雖然不需要向國家繳納土地稅，但要承擔高額的地租。
而宋朝的土地集中度極高，主戶中的前三等在總戶數中所佔比例不到一成，佔有的土地資源卻超過三分之二，竟然有超過三分之一的農民是沒有任何土地的，這自然很快就把社會分成幾等，貧富差距日益巨大，而商人在大宋的地位一直都不低，有了錢的人也都會毫不猶豫投入商道，而這既造就了一個豪富的大宋也造就了一大羣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