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藝的這一聲厲呼,不但讓楊恭仁、崔遜和王辯吃驚,也令伽藍吃驚。
什麼原因導致羅藝突然改變了立場,竟然支持伽藍?難道武川系調整了他們的既定策略,轉而在力保國內政治利益的同時,全力在第三次東征戰場上尋求更多更大的獲利機會?抑或,武川系試圖進一步接近以越王楊侗爲核心的政治勢力,以便在未來的皇統之爭中贏得先機?
羅藝旗幟鮮明地表明瞭自己的立場,把他所在的武川系對第三次東征所尋求的更高目標公之於衆,於是,這場軍議的性質也就變了。
在這座帥帳裡,若以各自所代表的政治利益來劃分勢力,那麼楊恭仁、崔遜和伽藍因爲有共同利益訴求,是最大的一股勢力,而羅藝則代表了關隴武川系。在龍衛軍裡,與羅藝同屬一個政治勢力的還有柴紹、魏徵和黃君漢,也就是說,到目前爲止,關隴武川系還在以伽藍爲“橋樑”,刻意維繫着與以裴世矩爲首的溫和改革派勢力之間的聯盟。這一結盟之舉在剛剛過去的政治風暴中已經充分展露了其不可估量的價值。
至於王辯,他則代表了以薛世雄爲首的支持皇帝改革的軍界關隴系激進勢力。王辯實際上是一個單純的軍人,以他低微的寒門出身,無法跨入世家豪門的政治圈子,因此對於攻擊之策,他是單純的從軍事角度來做出判斷,而楊恭仁、崔遜、羅藝和伽藍則從政治角度來權衡得失。
至此王辯徹底閉上了嘴巴。他知道自己的地位和份量,接下來的議事,已經輪不到他發表意見了。
“孤軍深入,乃下下之策。不可行。”
崔遜的態度立刻強硬起來。一萬人的選鋒軍,而且還是以龍衛軍爲主力的選鋒軍,其中一半人還是伽藍從河北蓄意“騙”來的義軍將士,用這樣一支軍隊長途跋涉去攻打平壤,未免兒戲。
武川系居心叵測,可能存有摧毀龍衛軍,乾淨利落地把越王楊侗趕出皇統之爭的陰謀。崔遜的想法很簡單,不能上當。崔氏已經與越王楊侗捆在一起。而楊侗距離皇帝的寶座太遠了,爲此崔氏必須不惜代價穩住伽藍,保住龍衛軍,力爭在未來抓住任何一絲上位的機會。
要知道越王楊侗的功績越大。實力越強,他在皇統之爭中的處境就越危險。秦王楊俊、蜀王楊秀、漢王楊諒就是現實的例子。而崔氏更是在皇帝的逼迫下不得不在刀尖上跳舞,一步生,一步死,而能否死中求生。就要看“內功”練得如何,能否抓住主動權。楊侗一旦沒有坐上皇位,他的未來就沒有了,而以他爲核心的政治勢力也將煙消雲散。或許年輕氣盛驕橫自大的伽藍敢於一次次豪賭。但崔氏是中土政治漩渦中搖搖欲墜的大船,幾次傾覆之後。崔氏損失慘重,再也賭不起了。
最後的決策權就在楊恭仁手上。而楊恭仁猶疑不決。
楊恭仁可以把這一策略的決策權交給薛世雄,奈何薛世雄並不是一言九鼎的前線最高統帥,在他的上面有皇帝和中樞,在他的身邊則有李景和趙才,事實上薛世雄倍受掣肘,根本無法從自身的利益以及自己對戰局的考慮做出他認爲是最好的決策。
這就是第三次東征決策層的混亂之態,相比較而言,前兩次東征的決策層都以皇帝爲核心,事情反而好辦,即便決策錯了,但好歹也有個決策,下面的將軍們最起碼還有個命令可以遵照執行,而這一次,選鋒軍都兵臨遼東城下了,懷遠鎮的統帥部竟然還沒有拿出具體的攻擊部署,是集結全部兵力猛攻遼東城,還是兵分兩路一路圍攻遼東城一路直殺平壤?抑或甩開遼東城,於烏骨城會合來護兒後,義無反顧地殺向平壤?
皇帝和中樞之所以讓楊恭仁出任選鋒軍統帥,正是基於遠征軍統帥部決策層的混亂有愈演愈烈之勢,不得已而爲之,某種意義上就是讓楊恭仁以自己尊貴的皇族身份主動承擔起臨機處置之大權。而諸如薛世雄等人則沒有這樣的優勢,因爲他們一旦擅權或者做出了錯誤決策,所付出的代價便是仕途和生命,而楊恭仁雖然也有同樣的憂慮,但皇族總是有特權,況且皇帝也授予了他臨機處置之權,即便越權或者做錯了,也會從寬處理,最多也就是沉淪幾年然後再尋個機會東山再起。
正因爲皇族身份超然,有特權,皇族纔會不惜代價保護自己的國祚,維護自己的利益。從楊恭仁的立場來說,他願意看到朝堂上的溫和改革派和關隴武川系這兩大帝國政治勢力能維持長久的結盟,而這一聯盟若能持久,必將影響甚至改變帝國正陷入絕望中的皇統之爭。一旦帝國確立了自己的儲君,那麼帝國的政治局面必然發生巨大的足以推動帝國向好的方向發展的變化。
楊恭仁權衡良久,終於做出了決策,不過他依舊拒絕了伽藍直殺平壤的建議。
“遼東城堅固,易守難攻。”楊恭仁對崔遜說道,“選鋒軍一萬將士,拿不下這座城池,倘若強行攻擊,必然損失慘重,而選鋒軍的使命也就到此爲止了。”
言下之意,選鋒軍既然到了遼東城下,就必須做出決策,而從最小代價獲取最大利益的原則出發,攻城顯然是下策,但選鋒軍又不能待在城下無所事事,消極怠戰,平白遭人詬病,於是也就剩下唯一一個選擇,甩開遼東城,大踏步向前。
“選鋒軍在前,主力在後,糧草輜重都在後。倘若選鋒軍長途跋涉直殺平壤,在兵力和糧草輜重嚴重不足的情況下,又如何攻打平壤?”
這是事實。沒有糧草輜重的持續供給,選鋒軍就算殺到了平壤城下,也只有乾瞪眼,而高句麗在經過前兩次東征的血腥廝殺後。田地荒蕪,至此已經根本無需堅壁清野,現在不論帝國的選鋒軍如何燒殺擄掠,也不會搶到一粒糧食,甚至連可以充飢的樹皮草根恐怕都搶不到。
接着,楊恭仁拿出了一個折衷方案。
“選鋒軍直殺烏骨城,在烏骨城會合榮公和譙公的水師,然後再去攻打平壤。”
這是一個好計策。從目前統帥部的混亂情況來看。指望薛世雄、李景和趙才齊心協力,以最快速度殺到烏骨城會合來護兒和周法尚有些不切實際。一個很簡單的事實是,薛、李、趙三人是帝界關隴系的鼎柱人物,而來護兒和周法尚則來自江左。是帝界江左系的領袖級人物。試想一下,帝界這兩大對立派系的將軍們能擱置矛盾和衝突,衆志成城殺外虜嗎?根本不可能,相反,爲了搶奪戰績和功勳。雙方肯定是各出奇招,無所不用其極,能本着軍人的道德不在自己人的背後下毒手就算不錯了。
第一次東征時,來護兒和周法尚率先攻打平壤失利。損失三萬多將士,他們的“藉口”便是水師所帶糧草不足。又擔心陸路大軍不能儘快趕來會合,所以才迫不及待地發動了攻擊。實際上說白了就是一句話,搶功。結果等到陸路大軍趕到,水師已經大敗,水陸大軍聯合攻擊的既定策略已經無法實施了。
也正因爲如此,來護兒和周法尚這一次必定會以最快速度登陸高句麗,由畢奢城方向火速北上殺到烏骨城。可以肯定的是,不論薛世雄、李景和趙纔是否趕到了烏骨城,來護兒和周法尚都不會等他們,因爲江左人要洗雪前恥,要攻克平壤,要拿下滅亡高句麗的第一大功。
龍衛軍直殺烏骨城,這一路上的糧草還是綽綽有餘。等到了烏骨城,與水師會合後,便能得到水師糧草的支援。而在有充足的糧草、有足夠多的軍隊的情況下,龍衛軍跟在水師後面直殺平壤,其危險性大大降低,而獲取戰績的可能性卻大大增加,這完全符合以最小代價換取最大利益的原則。
楊恭仁這一計策當即贏得了衆人的贊同,就連崔遜都讚不絕口。
四月二十五日,楊恭仁在稟報遼東大本營的同時,率東征選鋒軍以急行軍的速度,直殺高句麗腹地,飛奔四百多裡外的烏骨城而去。
楊恭仁狠狠“將”了遼東大本營一軍,讓東征統帥部在混亂之中倍感難堪。
統帥部在選鋒軍抵達遼東城下的時候,並沒有下達具體命令,既沒有讓選鋒軍馬上攻城,也沒有讓選鋒軍城下待命,結果楊恭仁選擇了第三條路,以“先鋒”之名義甩開遼東城,大踏步向高句麗腹地挺進,意圖先與來護兒、周法尚會合,然後與帝國水師一起水陸並進,殺奔平壤,直搗敵虜心臟所在。
薛世雄鎮制不了李景和趙才,只能指望皇帝和中樞決策,實際上就是把手上的權力還給了皇帝和中樞。這種做法的確很“保險”,不求無功但求無過,但問題是,皇帝和中樞發動第三次東征的主要目標不是取得遠征的勝利,而是以遠征的勝利來贏得國內政治上的勝利,所以皇帝放權了,放手讓將軍們去打,而將軍們偏偏不要這個權,於是戰場上便出現了“無令可遵”的荒誕一幕。
楊恭仁自己決策,決意去會合來護兒和周法尚,與水師一起去打平壤,可以預見,有了楊恭仁這位選鋒軍統帥,這位皇帝授權的遠征開路先鋒,來護兒和周法尚還會猶豫嗎?還會等待與陸路主力大軍會師之後再去打平壤嗎?
薛世雄、李景和趙纔再不敢耽擱了,再耽擱不僅貽誤軍機,而且有故意拖延東征,與皇帝和中樞做對之嫌,所以三人在形勢的脅迫下,不得不放棄爭執,各起本部人馬,急速渡過遼水,然後以一部兵力包圍遼東城,確保糧道暢通,以主力向烏骨城飛速挺進,以求儘快與帝國水師會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