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則上說起來，你這種一夜成名的歌手，應該算是草根明星。”陳明洛一邊兒吃着牛排，一邊兒對柳如煙說道，一點兒也沒有食不言寢不語的良好氣質，而且刀子叉子也在盤子裡面弄得叮噹作響，引人側目。
事實上陳明洛對於這些西餐並不是很感興趣，但是入鄉隨俗，既然柳如煙選了這麼一家西餐廳，那麼他也不能掃了柳如煙的興頭，只是裝逼這種事情，他雖然會做，卻不大願意做，畢竟這裡並沒有什麼人能夠讓他安安分分地做一回乖孩子。
“草根明星？”這個名詞有點兒太超前了，柳如煙和慕容一時之間都把握不住其中的精髓，忍不住把疑惑的目光投向了正在努力跟牛排作鬥爭的陳明洛。
“所謂的草根明星，就是說像你這種沒有什麼後臺背景，突然間走紅的歌手。”陳明洛解釋道。
在陳明洛看來，草根明星沒有什麼，但是草臺班子就很成問題了，不正規不說，一旦那些草臺班子的經紀人榨乾了草根藝人的剩餘價值，那麼草根藝人的局面就很危險了。
“那些拿不出自己原創歌曲的草根歌手成名後，不能總唱別人的歌吧。即便別人讓你唱，大家也會慢慢產生疲勞。那時候，你的身份也變了，已經不草根了。大家開始關注你的音樂了，你的音樂卻沒有吸引人的地方。怎麼辦？只能被淘汰。到時候，心理落差是極大的，畢竟你曾經成名過。”陳明洛指出了柳如煙現在所面臨的最大問題。
柳如煙點了點頭，對此深以爲然。
自己能夠紅起來，主要就是因爲陳明洛的緣故，可是自己的短板就在於沒有自己的御用詞曲作者，也沒有專業的經紀人團隊。
現在柳如煙雖然有經紀人，但是由於她這樣的草根藝人與經紀人之間沒有嚴格協議，所以經常會有多個經紀人出現，爭奪資源，大家的目的也比較單純，就是看到了柳如煙如今風頭正勁，他們都伺機而動，一旦有機會，也會殺進來分一杯羹。
從音樂人的角度來說，像柳如煙這樣的條件，並不具備大紅大紫的條件，所以柳如煙的走紅，應該說是幸運成分佔了很大的比例，而且原創詞曲所佔到的比例分也比較大一些。
“對於大多數的歌手而言，唱功一般，樂器也不是很擅長，譜曲更是無從談起，沒有過硬的素質，沒有原創歌曲，唱片公司不可能看得上。”陳明洛指出了柳如煙現在存在的問題，同時也指出了她的經紀人的問題，“現在圈裡也有一些傳聞，說你的經紀人給報的價，有的說一次五萬，有的說一次三十萬，價格差距比較大，可見你的經紀人在圈子裡面其實只是半職業性質，他的意圖就是有機會賺錢就不放過。”
這樣的情況，顯然是不利於歌手的發展的，畢竟你沒有一個很明確的市場價碼，在遇到一些大場面的時候，就很容易造成困擾，一大堆的糾紛。
對於柳如煙而言，現在最大的問題有兩個，一是沒有原創歌曲的支持，二是幕後的團隊建設遠遠不夠，這兩個條件就限制了她向更高的位置發起衝擊。
“你現在除了那首歌之外，還唱一些什麼歌兒？”陳明洛問道。
“一些老歌了，翻唱之類的。”柳如煙回答道。
好的詞曲作者確實很難搞定，要知道這世上雖然有一些優秀的詞曲作者，但是人家基本上都是成名已久，而且有自己扶持的固定歌手，這種資源柳如煙一個自己紅起來的歌手是根本得不到的。
就算是她在京城中拜了一些碼頭，但是真正願意接納她的人並不多，大家都有自己的門人弟子需要重點培育，好的詞曲對於這些人而言，真的是狼多肉少，分不過來。
相比之下，那些創作型歌手的發展潛力就比較大一些，畢竟人家靠的就是原創音樂，版權就是人家的底線，如果不允許的話，別人也沒法子唱人家的歌，尋找好的詞曲作者，爲歌手量身定製新歌，就需要經紀人的操作。
就算是現在，雖然也有一些人是以草根的身份出道的，但成名之後，背後一直有專業的詞曲作者在進行支持，所以才能延續生命力。
“爲什麼大家現在喜歡草根歌手？那是因爲草根反映了一種生活狀態，這種狀態和普通人很接近，能產生親近感。經紀公司就是抓住了草根的這個特點，重點包裝他們。”陳明洛對柳如煙說道，“至於說能不能夠取得成功，關鍵的差別就在於背後的經紀人團隊能量有多大。”
陳明洛認爲，柳如煙的成功並不是不可以複製的，雖然說現在柳如煙沒有什麼新歌，但是如果有合適的運作，還是可以維持生命力的，也可以尋求轉型，參加一些電視節目，比如說綜藝類的，噹噹嘉賓，保持適度的媒體曝光率對於歌手而言也是很重要的。
如果硬要她唱歌的話，可能很快就被抽乾了，而等她的商業價值沒有了，自然就會有新的草根藝人被挖出來。
而新的草根藝人如果沒有過硬的素質，遇不到好的經紀人，又會重複那些很普通的故事，迅速走紅、接着迅速沉寂。
“我現在最頭疼的，就是找不到合適的詞曲作者。”柳如煙對陳明洛說道。
其實，柳如煙對於陳明洛還是有一些期待的，畢竟當初陳明洛給她寫這首歌的時候，並沒有花費多少時間，而陳明洛的另外一些身份，也讓柳如煙覺得他是一個音樂界的隱世高人，偶爾小露一手，都能讓人感到那股鋒銳之氣無與倫比。
陳明洛也很明白這件事情，但是他覺得自己做這種事情可一而不可再，幫柳如煙救救急是可以的，但是要長期依賴自己搞詞曲開發，那就不成體統了，所以這事兒還是要歸結到經紀人團隊建設上去。
“國內的詞曲作者雖然大牌，但是港臺的似乎更適合你一些。”陳明洛考慮了一下之後，就列出了幾個人的名字，表示柳如煙可以找這幾個人聯繫聯繫，看看能不能重金收買幾首好歌。
“都是港臺的啊——”柳如煙看了之後也是有些意外，心說陳明洛對那邊兒似乎是很熟悉啊。
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如今柳如煙這個形象和風格，確實是只適合使用港臺那邊兒的音樂人來爲她量身定製新歌，而且那邊兒的音樂人都比較敬業一些，至少是拿了錢會認真辦事兒，不至於弄出一些不上不下的東西來糊弄主顧。
在國內就很難說了，雖然說一些大師級的人物出手確實不同凡響，但是歌曲風格上面跟柳如煙的形象差別太大了，而且這些人往往都是被幾個文工團包養了，等閒人根本用不上人家。
至於大部分的詞曲作者，則基本上都混得非常不如意。
在內地流行音樂界，無論是順風順水的興盛時代，還是慘淡經營的低潮階段，詞曲作者的地位從來就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
他們默默無聞地給那些臺前風光無限的歌手們輸送着營養，自己卻忍受着不合理規則下的層層盤剝。
在娛樂業的權利博弈和利益分配體系中，編劇和詞曲作者創造性勞動的價值往往被輕視、被忽略，僱傭工的角色使他們無法奢望與導演、演員和製作人、歌手享受同樣的權益。
國內樂壇不尊重作者、好歌越來越少等等都是事實，這些老問題由於長期得不到解決，致使歌手和詞曲作者的權益兩極分化現象日益加劇。
一個歌手出場費可以達到三十萬，而詞曲作者卻什麼也得不到。
在收益分配懸殊的情形下，好歌自然就少了，大家的創作熱情在降低，很多人不勞而獲，這種體制自然受到越來越多的詬病，再加上歌曲公開發行後，版權使用的混亂和盜版的泛濫，也給國內音樂的良性發展帶來了大量障礙。
儘管像《在希望的田野上》《吐魯番的葡萄熟了》這些耳熟能詳的歌曲在電臺裡被播放了幾十年，但這並不能幫助歌曲的創作者施光南擺脫生活的窘境，事實上四十九歲的施光南在去世前貧困交加。
按照國際通行規則，藝術家的歌曲在電臺或者電視臺被播出，就要付給藝術家一定的版權報酬，可惜的是國內根本就沒有這種意識。
國內詞曲作者所能夠獲得的報酬非常至少，有可能就是幾十塊錢幾百塊錢，而與此對應的卻是歌星少則數萬元多則幾十萬元的出場費。
總而言之，如果不是被御用機構包養的話，想要在內地做一個詞曲作家是很悲哀、很清貧的，也沒什麼積極性。
這種只顧眼前利益、沒有長遠規劃的做法，可以說是對原創音樂市場的榨取，而不是培育，在文化建設和文化積累上沒有太高的價值。
“在國內想要搞原創音樂，路子確實比較狹窄，所以我們也就只有借重於港臺的力量了。”陳明洛提起這事兒來，也是覺得有些鬱悶的。
這也沒什麼辦法，畢竟國內已經享受免費成爲習慣了，對於侵權這種事情，真的是比較無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