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見蕭宸放下電話後臉色不好，旁邊的沈月榕便小聲問了一句：“有壞消息？”
蕭宸長出一口氣，微微搖頭：“也算不得什麼壞消息，不過意料之中罷了。”
沈月榕道：“還是跟……跟風氣有關吧？”
蕭宸哂然笑道：“你想說的是‘還是跟有關’吧？直說好了，我不是諱疾忌醫的人，更不喜歡掩耳盜鈴。”
沈月榕吐了吐舌頭，雖然沒有承認，但既然不否認，自然便是默認了。
蕭宸笑了笑：“你是學工商管理的，該知道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華夏竊據了主流地位的經濟學家對的分析吧？”
“嗯？”沈月榕覺得蕭宸的思維有些跳躍，這話問得有些突兀。
蕭宸笑了笑，淡淡地道：“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華夏主流經濟學家對的分析，比較早得我們知道樊綱在1988年有灰市場理論，文章反應不錯。我現在在讀經濟學博士，我的博士老師張教授搞學問非常嚴謹，他寫了文章。他說了兩種可能性，可以一次性以市場購買權力，但不能轉變成爲多次性的。另一位社會學家鄭先生介紹了外國六種反措施，一次性清洗、常設反機構、非政治化手段如軍官和道德建設、建設官僚隊伍、縮小行爲機會等，認爲前三種基本無效，就是說一次性的清洗運動和常設反機構並沒有效果，第六種下放權力，把更多的事情交給看不見的手，說小政府大社會可以減少。我的老師並沒有完全同意這種看法，實行市場經濟之後和賄賂就不會滋生蔓延了？改革就是在不斷的下放權力，但爲什麼和賄賂反而風行了呢？我老師說，公共權力的存在只是和賄賂的客觀基礎，但有客觀基礎並不一定發生特別大的。他的意思就是說，確實是公共權力不能太多，就是說能夠放給社會的就放給社會，這一點我們大家有共識，政府能不管的就別管，公共權力越多基礎越大，但是基礎很大並不意味着就發生那麼大。比如在計劃經濟下就小，因爲整個社會是權力控制的，沒有條件做。在市場經濟下條件就很多了。所以我的老師做了一個區別，產生的基礎廣泛與其滋生蔓延嚴重的現實終究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改革提供了實現的機制條件，決策權力高度集中，到地方分權，權力越分散的人越多。”
沈月榕聽倒是聽懂了，但不明白蕭宸忽然說這話的意思，便很好奇地看着他。
蕭宸則繼續解釋道：“經濟學家假設和賄賂是理性行爲，取決於成本和收益的比較，前幾天我在委裡開會，有幾位專家和同志跟我討論了一件事，說現在華夏的超越底線了，是說華夏不是理性行爲。經濟學家設是理性行爲，要受到成本和收益比的限制。還不是很厲害的時候，用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還可以限制，如果變成非理性，比如一個人貪污上千萬就是失去理性。你在一千萬以內還叫做理性貪污，超過這個底線，你要這麼多錢幹嘛？他不知道他在幹什麼。理性的貪污也不能這麼貪污法，因爲你要是貪污太多了，既是國家不抓你，很多窮人就整天琢磨，弄的你一家都不敢出門，最後把你兒子也綁架了，那有什麼安全？”
沈月榕睜大眼睛：“經濟學上還有‘理性’這麼一說？我是學工商管理，跟經濟學有差別，這個我還真不清楚……這方面你是專家，我還是當白居易的聽詩老婆婆好了。”
“你這個‘老婆婆’未免高端了一點。”蕭宸哈哈一笑：“其實我們現在有一個共識，就是必須有一次強大的反遏制這個勢頭。現在很多說法，阻撓我們徹底反，就是說反也沒有用，抓了這一批，新上來一批更加。但這不行，必須經常性的反，還能夠讓一部分人長期壟斷起來嗎？有理性的人當一個有實權的處長，三年趕快跑。比如國家體改委90年代批上市公司，有實權。一個政府部門裡面就是你幾個部門是肥缺，你這個肥缺的處長就只能幹三年，這是潛規則，沒有人規定你只能幹三年，但是你到了三年自己就得知道差不多，就得走，把肥缺讓給別人了。你幹到第四年其他人估計就該對你不滿了，聯合起來告你的狀，我看這就是還有點理性，講究一個謙讓，我們都是講互相謙讓的。否則就擺不平了。一百個處長就你一個人貪污，剩下99個人怎麼辦？肯定會合起來把你抓起來。你差不多了也換着來，這叫做機會均等。現在連這也沒有了，一小撮人要到底，這當然不行，還能壟斷嗎？這就叫喪失理性。社會怎麼樣也是有一定規矩一定平衡的，不可能就一小撮幾個人全得。就算老百姓沒辦法，同僚和各權力部門之間還有關係，不能讓一小撮人全得。現在問題就在這兒，太不像話了，超越底線了。”
這個“理論”聽得沈月榕目瞪口呆，訝然道：“這……好吧，我承認，我震驚了。”她深吸一口氣：“我準備好了，你還有什麼駭世驚俗的理論，也給我說說，我長長見識？”
蕭宸哈哈一笑，不以爲意地說：“行，我私下跟你講講，這沒關係。在十年前說和賄賂是理性的，取決於成本和收益比較，華夏經濟學家這種假設比較天真，如果他是理性的，它就自動地會有限制。就是說政府只要出臺任何一個反措施都會取得一定成效。但是現在比較糟糕，需要非常手段，至少把非理性的遏制。”
蕭宸嘿嘿笑了一笑，也不知道笑什麼，然後繼續說：“張老師說，‘的基礎是公共權力，但是的蔓延取決於好多條件，比如政績法制健全有利於否？道德秩序約束有效，意識形態有利、成功，使人們相信現有社會制度以及與之相應的一套制度是正義的和有效的，並自覺地加以維護和遵守。賄賂將受到比較嚴厲的懲處，這樣就會受到抑制較少發生。反缺乏效力，比如說下不爲例，成本很小，和賄賂的泛濫就必不可免，所以歸根到底就取決於成本收益比。’這是標準的經濟學家說的話，所以這樣的話自由派的經濟學家就不推崇一次性的清洗和建立常設的反機構之類的做法，他的意思就是說反也是公共決策，也可能發生，但是說這些辦法基本無效也言過其實，總還是有效的。後一段就是那個自由主義骨子裡面的東西了，說改革從計劃走向市場，要把一部分公共決策變爲私人決策，公共權力變成私人權利，所以改革過程就是一個權力和利益的轉移和再分配過程——這是他們自己說得還說得比較透徹。在人類歷史上自願讓出權利的事情是很少的，即使是自願讓出也是迫不得已——別提華盛頓，他那時候的美國總統跟現在的美國總統是兩碼事，辦公都要自己出錢，誰願意幹誰幹，實權在財長那兒。實際上權利的轉移和再分配通常只有兩個方式，一是搶奪，二是購買。既然掌握和使用公共權力的人不肯輕易放棄家畜他們執掌的權利，改革又不能從其手中強奪，就只能採取交易的方式進行購買，於是就形成了權利和錢的交換，在一般形勢下既有法律和政策允許地交換也有不允許地交換，還有法律和政策上未涉及的交換，界限很難分清。不僅如此，現實生活中非法的交易往往打着合法的招牌，合法的交換往往藉助非法的手段實行，一些變通的非正式的轉移中的交換往往有一個從非法走向合法的過程，情況更是錯綜複雜，這就是由於制度是一種公共產品，無路是由政府還是個人供給都會由於外部性的存在而發生供給不足，特別是要把一些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變成正式的制度安排，由個人的實施成本很高且還要得到政府的認可，這個時候通過賄賂的方式就可以大大降低的供給成本，於是和賄賂就不可避免了。而改革中的很多變通措施和非制度安排往往是現有和賄賂行爲涉足在成爲正式的安排，在這方面的化肥實際上是走向市場經濟的買路錢，構成了改革的成本費用。
這就是張老師從外國制度學派那裡介紹的理論。制度學派在外國是左派不是右派，屬於非主流。被介紹到華夏解釋改革就變成有理，這是有一套理論的，可解釋1995年以前，還是有一定道理的。我們說權錢交換是破壞改革，人家說得清楚改革就是權錢交換，把一部分經濟活動由公共決策變爲私人決策，公權變爲私權，讓渡的公共權力非常特別，具體讓度者並不是權力的所有者，而是主體代理人，幹部並不是權利的主體，國家把權力委託給幹部來行使，所以這個幹部是權力主體的代理人，包括國有企業經理也都是國有企業代理人。所有者沒法進入直接的權錢交換，只能通過代理人。”
沈月榕這次有些明白蕭宸說這話的意思了，問道：“哦，你的意思是說，現在一些國企產權改革就是類似的情況是吧？幹部作爲權力主體的代理人，通過一些權錢交易，把國企的利益轉給某些個人，因此構成？”
蕭宸嘿嘿一笑，並不承認是或不是，卻繼續說道：“你看這點兒很有意思，說明我這位老師是一個比較嚴肅的學者，他說有兩種可能性，‘如果這種交換隻是發生在代理人和購買者之間，所有者的權力並不變化，那麼代理人就可能重複這種交換，所有者也可以改變代理人，就不斷的產生和具有發散的性質，公共決策就無法變成私人決策，市場化的改革就無法推進’。改革就是把計劃經濟改爲市場經濟，計劃經濟就是所有社會都是權力控制的，那麼你發展市場經濟就是要把大部分的公共決策權力要轉到私人和社會手裡，這個決策的轉移過程就要發生，那麼就來一次性的。他的意思就是說如果不是一次性的，如果不是一次性的把公權變爲私權，那麼就沒有第二次了，如果不能這樣，只是賣了一次又一次，就是說你在權錢交換的時候並沒有把公共權力去掉，這個了你抓了上來一個還，那就是說你換了多少幹部也沒有用。所以他們的意思就是說根本的還不在抓那個幹部，而在於把公共權力給他弄小，但是他們能容忍一次性，能夠在一定時期容忍這一段兒。另一種情況就是在代理者和購買者進行權錢交換的同時，或者在交換的背後，所有者放棄了這個權力，那麼這種交換就只能是一次性的，代理人就會失去代理人的資格，所有者不需要也不可能再重新尋找代理人。這樣以權錢交換的和賄賂行爲就有了收斂的性質。剛纔時說具有發散性，這種情況就具有收斂性，市場化改革才能真正向前推進。可見和賄賂不僅僅是正負兩種行爲，還是有收斂和發散兩種趨向和結果，認識到這點也許對我們解決改革中的和賄賂問題有重大意義。他們的意思就是光批判是沒有用的，制度學派的分析在十年前在我這位老師這裡是比較客觀的。就是說在改革中我們可以容忍一次性的一段時間的，比如容忍十年，在這個過程中公共權力就變成了私人權利，過去之後改革就完成了。”
沈月榕聽得目瞪口呆，心裡覺得這說法似乎有些荒謬，卻又感覺自己完全無從反駁，只好繼續聽蕭宸講說這個理論。
“還有另一種情況，就是體制改革並沒有變化，出賣了一次權力，又有新的上來，有發散的性質就是蔓延。蔓延也有兩種解釋，按照經濟自由派的解釋就是你在的同時沒有把公共權力下決心去掉，自由派反思路很清楚地，認爲應該一個階段忍，在這個過程中推進公共權利向私人權利轉化。
但是越往後說越不像話，變成了鼓吹。以爲華夏可以按照他們設計的路徑構建出一個自由市場體系，他們反對計劃經濟烏托邦也設計了另外一個市場烏托邦，人爲設計理想制度，想的很天真，說咱們容忍十年吧，十年之後咱就不了，因爲這十年中我們推進了改革，公共權力縮小了，十年之後不就少了嗎？問題在於十年之後並沒有少，因爲形成了利益集團，包括理論，路線，幹部，社會輿論，不斷產生新的。直到21世紀只見發散不見收斂！主流經濟學家後來說出這樣的話：要騙出一套新體制。不是最優也是次優。
華夏主流派經濟學家把歸於公權存在，監督執法費用太高，一個社會把那麼多的資源配置在反上也不是一個經濟的事，所以要大力推進非國有化改革，大規模的在公開市場上出售中小國有企業，大力發展個體的與私人的企業。政府性經常性反的行爲稱爲治表，這些發生本來應該是私權但在華夏仍然是屬於公權，這是一種帕累託改進，反就應該非常適度，這叫主流經濟學。一些吹捧的人這個話說的就更明顯：說從經濟學角度看只能追求改革的進一步推進適度存在，改革是第一位的，適度存在是次優，最好是又改革又不這是最優，沒有最優怎麼辦，是要反還是要改革，只能是改革。只能容許它適度存在，最大優點就是能夠使市場化進一步增強，通過經濟基礎變化促使治本性的反推進，最終達到帕累托最優，反如果起不到實效又影響改革進程，是非理性的選擇。不反改革難以順利進行人民羣衆會反對影響到安定團結，但是反也不能嚴厲到使政府官員人人自危，徹底失去參與改革的動力，反要適度只能是兩害取其輕。這裡面公開提出了反太過份是不行的，官員就不改革了。”
沈月榕聽得有些心驚膽顫，怯怯地問：“這，怕是不好掌握吧？”
蕭宸嘿嘿一笑：“80年代時我年紀還小，但那時候我因爲家庭關係，已經比較關注改革，當時改革派就是這意思，當時並不嚴重，說大家要容忍，因爲有權力的人，你必須讓他有好處，他纔會支持改革，用贖買政策。這話到90年代就成了這樣了。還有其它的話：爲了改革要犧牲一代工人，爲了改革要犧牲農民，要犧牲一代少女，要犧牲環境，犧牲道德。出來一個張五常，說話最清楚：把國有企業送給那些有權人就是了。國有企業效率低怎麼辦，蘇聯東歐是一人一份股票，叫公平私有化，華夏要13億人，13萬億國有資產按照戶口本一個人分一萬塊錢，叫做私有化證券，拿這個你可以買股票，任何企業你都可以買，以後國有企業就沒有了，在華夏這件事從來沒有被討論過，左派說了國有企業就不能分，右派說了不分早晚讓人偷光，但分也不能平分，最後乾脆說就送給那些有權力的人算了！那就連平分還不如，張五常就說的很清楚叫做私有化，叫做以資產換特權。這幾年對國有資產這種MBO，就是把國有資產送給經營者。”
沈月榕有些意外地看了蕭宸一眼，在她之前看來，蕭宸再怎麼願意反腐，可畢竟自己就是所謂“官僚特權階級”的一員，他怎麼也不會“自掘墳墓”纔是，但今天聽了蕭宸這番話，才真的有些震驚：蕭宸居然真的有這樣的思想，竟然連自己所處的“階級”都要反。沈月榕心中一動：莫非還真有幹部把自己當成“人民公僕”的？她心裡有些懷疑，又有些感動，忽然覺得蕭宸真不容易。
天下最爲難的事，莫過於讓一個無比清醒理智的人，甘願自己給自己挖一座墳墓，親手把自己活埋。而蕭宸，現在卻似乎有這樣的胸襟——或者傻氣。
蕭宸卻不知道沈月榕心裡在想些什麼，反而繼續說道：“另外那位張先生，就是被媒體捧爲‘改革風雲人物’的那位，則繼續爲勢力做事。他要做什麼呢？一是華大教改，提爲校長助理，許多人預測，很快他就是華大副校長，主導華夏的知識界，思想界和社會科學界。他有什麼改革？凡是沒有在外國留過學的，沒有在外國發表過論文的，不能在華大當教授，一下子把華夏大學的副教授都卡下來了。這個就不是一般官員貪污，是深層次的，就是利益集團要影響重大決策，需要文化買辦化。
現在有錢有勢人的孩子在外國留學回來，先在國家機關做司局長，三年後有了這個經歷，就到跨國公司，這是一個趨勢，在有些部門比如銀行這樣的人大量提撥，不留學的不能當幹部，用輕化的名義把你去掉了。這些人是學了一些外國的模型會說外語，這樣的幹部能不能在要害部門，我一直反對，要害部門還有什麼機密可言？毫無安全概念，盲目和國際接軌，你不要小看這位張先生設計的華夏大學教改，這套辦法一旦實行，是全國推廣，知識界和幹部隊伍全盤西化和買辦化，這不叫吧，但比還危險，一套概念全是主張有理的。”
沈月榕感覺自己有些插不上嘴，怕蕭宸把自己小看了，好歹自己也是東北大學工商管理學院畢業的碩士高材生，在蕭宸這樣可以理論聯繫實際的高級領導面前，雖然肯定說不上多少話，但也不能完全不說話吧？只是這方面她還真不是很在行，搜腸刮肚想了想，才問道：“最近對國企的爭論，就是郎顧之爭，你是怎麼看的？我感覺郎先生說的還是有些道理的呢。”
蕭宸呵呵一笑，略微思索了一下，可能是組織了一下語言，這才說：“國有企業爭論，其實以我的身份來說，真的不該多說，現在我也就是私底下跟你說一下我個人的看法——不代表政務院、發改委等機構的意見。”
沈月榕白了他一眼：“我又不是記者，你還怕我把你的話泄露出去呀？”
蕭宸這才一笑，道：“按照最近的爭論而言，我支持郎先生一下，當然我個人對郎先生既沒有所謂的好感，也談不上惡感。實際上郎先生代表了美國的中左思潮，不過在華夏經濟學家反而不知道。新自由主義在美國也是右派，他們控制華夏經濟學比較危險。如剛纔我提到的那位張先生的東西受到國內傳媒吹捧，一小撮傳媒大款把他評爲改革風雲人物，這是有人操縱的。在許多方面特別是經濟學，輿論實際被極右翼的新自由主義操縱。”
說到這裡，蕭宸感覺自己扯遠了一點，止住話題，想了想，繼續說：“這次，新自由主義想借我們中央前後，中央最高領導交接的機會，策動地方政府和金融騙子，聯手吃掉國有企業，本質問題是這個問題。產權理論我也知道，國有企業效率大部分確實低，他們說的國有企業所有的毛病即使我都承認，但現在還就是不能分。先在這放着，但是不能給你。經濟學家說了，效率第一。現在要改成公平第一。我們這個社會，30?年提倡效率第一是有道理的，是針對計劃經濟，針對平均主義，現在已經大大超過了底線，應該提公平。還有就是基本原則有問題，不是執行的問題。這又涉及我們國家的基本合法性，是不是說效率高的人就可以剝奪效率低的人的財產？他的意思就是，你國有企業效率低，就送給經理算了。那位張先生被捧爲企業界代表人物，有吐痰論：要把國有企業變成自己的，就得先把他搞垮，因爲他搞得好也不會送給你。好像吃飯，一桌好飯你一個人想吃，怎麼辦，往裡面吐一口吐沫，大家不能吃了，只有你自己還可以吃。”
沈月榕有點噁心地皺了皺眉頭：“這個比喻……好惡心。”
蕭宸哈哈一笑，也就照顧沈月榕的感覺，把話題轉開，說：“這個問題我在委裡跟幾位同志也討論過，當時我就說了：各位學中央精神這麼多，是不是也注意一下真正控制我們社會的是些什麼思想？真正影響思想的就是這類話，信不信這是一個實際判斷。國有企業要再不整頓，肯定比民營企業還慘，最想的就是國有企業經理層，這些年看到有好處，不反而不行。一部分人就是能搞好也成心把他搞壞，我們沒法判斷國有企業能不能搞好。就是說你要變產權，把國有股份送給他。
這件事能幹嗎？我告訴你，我是九十年代中期下放到地方上（鼎清區）工作的，實際上九十年代初期已經把鄉鎮企業的產權給了那些經營者了。經營者一定要送一部分給基層的政權，本身鄉鎮企業就是這樣發展起來的。原來什麼都沒有，改革開放之後和地方官員有關係的能人，官員能人一體化，發展起來的鄉鎮企業。要明晰產權，乾脆就送給他們，經營者又送給一部分利益給地方官員。實際上是他們幫着搞起來的，這也是真的，天下是人家打的嘛，所以最後就給他了嘛，也就給了，不能再追溯了。那咋辦啊，是不公平，但是錢有錢的來處。
國有企業就不行。國有企業是用革命打出來的，怎麼能分呢。集體企業或許可以分，這跟效益問題無關，是涉及國家的基本合法性。
國有企業經理，打個比方，比如你們派我到寶鋼去做了一把手，我帶了幾個學生，我們去一百個，我們一去就把寶鋼給分了，一億資產，本來挺好，我們說不行，國有企業改制，來個內部人控制，成心把寶鋼給搞壞了，然後說制度不好，把幾億股份就分了。分完以後我一定給大家偷着送一份，我敢不送嗎！我們幾個一下變成億萬財產，你們這兒還是一個月一兩千塊錢？這天下也不是我們打的，這寶鋼也不是我們建的，人家還有老廠長，還有老技術員，現在就分給我們幾個人了，且不說老百姓能不能答應，當官的能高興嗎？假設我們是冶金部，部裡幹部就沒人幹活，都說我們下去當廠長。國有企業送，我估計會造成按權力系統在瓜分，經營者會把公有資產送部分給背後支持他權力層。
我在吳城工作的時候就琢磨過，在蘇南的鄉鎮企業是可以這麼做的，在國有企業絕不可以這麼做。但地方的中小國有企業已經賣得差不多了，我的個人意見是把它納入反框架，追溯到1995，本廠工人都可以告。要普遍清查，侵吞得過份的讓他退出來一部分，也不一定要判他的刑，改制中有不公平，我們把它糾正過來。現在經營中的國有企業資產還有十幾萬億，非經營性資產還有很多呢！還有荒山，荒地，森林。還有傳媒和文化產業是一大塊，事業單位，關鍵在地皮和無形資產。
所謂資產經營，現在實際上賺的是地皮錢。有誤導說國有企業這麼便宜，是你預期不好，預期決定價格。但是地皮預期很好，在這個過程中就出現金融騙子和地方官員勾結倒賣地皮，把工人給趕出來。要追溯到至少1995年。其實我一直希望人大通過一個條例，但是不要陷入國有企業和私有企業爭論，這個爭論是沒有意義的，要納入反軌道，訂立侵害國有資產法，重新查一遍，最後這個爭論就會有答案。總得讓老百姓知道，老百姓認爲國有企業有他一份，這涉及革命的合法性，憲法也是這麼說的。
很多人包括青年人思想都變了，他們說華夏老百姓真不是東西，說國有資產根本就不是老百姓的，爲什麼要關心國有資產？絡，還開了個會：傳上過多反應老百姓的意見，政府怎麼不管呢？——這可是自由派說的話，自由派是講究自由的。政府已經管得很嚴了，絡也要管，就是不能讓老百姓說話，老百姓的不滿不能發泄。華夏的所謂自由派，搞的這一步是非常可悲的，他們的自由主張原來是在華夏是主張。這次的討論是大家幫了郎先生一下，掀起了討論，根本不是上形成全民反對少數人，權力瓜分的一個社絡，可避免社會動亂。中央開十上有一次羣衆性的反對權力瓜分，是非常非常好的，說實話華夏的形勢從來沒有這麼好過，但我覺得還可以更好一點。”
沈月榕又震驚了一把，趕緊跟着問：“你這個話，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你覺得對老百姓的輿論監督可以放得更寬，讓老百姓可以發牢騷，發更多的牢騷？”
蕭宸搖頭道：“不是發牢騷就夠的，是要給羣衆以監督政府和國企的權力，這個話我們說了幾十年，其實羣衆真的能監督政府嗎？是有些時候有一點，但太少了，真正重要的地方根本監督不了，現在能‘監督；的都是小事，屬於放出來給你監督一下，表示我還是受監督的，其實說到底就是作個秀而已。”
“你這話要是真傳出去，我估計你就得變成反動派。”沈月榕抿嘴一笑：“我是真想不到，你居然會這麼想。”
“反動派倒不至於，但被很多人忌恨卻是肯定的。”蕭宸微微搖了搖頭：“其實中央很多領導都是持這個態度的，我這麼想也不是很稀奇，只是你以前不瞭解罷了。”
沈月榕有些不信：“中央領導們也這麼想？那爲什麼我們現在下面從來沒有看到一點變化？”
蕭宸苦笑道：“中央領導也不是萬能的，他們是怎麼上來的？還不是從下面這幾千萬黨政幹部裡面一步步走上來的？如果整個黨政基層都不支持，中央領導也不可能強來，得一步步走，慢慢來，穩中求進。”
沈月榕揉了揉眉心：“你們這些大領導，想問題太複雜了，我頭都暈了……總之就是時機不成熟是吧？”
蕭宸摸了摸下巴：“要這麼說也差不多，事實上華夏目前的是特殊歷史問題，需要高度華夏智慧，防止左右兩種傾向，現在是華夏加大反力度的最好時機，從國內國外，都有這麼一種形勢。我們學了很多經驗，你要真想有所瞭解，我建議你看看漢朝漢武帝，再看看宋朝。華夏最輝煌的時期是漢武帝時期，再有一個就是時期。兩個時期對外打仗全是打贏了的，用戰爭來衡量一個國家纔是硬指標（注：蕭宸的觀點不代表無風的觀點，這是劇情需要）。華夏的疆土從秦始皇打出來以後，到漢武帝時期，文景之治20?年繁榮，鬧個八王之亂，就是造成的，平定了之後漢武帝上來了，很年輕，就要打匈奴，沒有軍費就清。漢武帝時期搞了一次非常大規模的清，就是收6%的所得稅，大家申報財產。重獎鼓勵揭發，揭發之後賞一半，誣告的就抄那邊的家，不誣告的就抄這一邊的家，反正抄一邊，一年就有錢了，他說停不能再抄了，下邊人說幹嘛要停，我們抄得正來勁呢！漢武帝說你以爲我真想抄啊，我不就是沒軍費嘛；
二十年最後打走了匈奴，纔有華夏的疆土。漢武帝這次反，打匈奴改變了全人類的歷史，把匈奴打走了，匈奴把把歐洲人打到美洲，殺光了那邊的印第安人，崛起了，從那邊打到印度，從印度重新打到華夏，這是兩千年的人類歷史。
準備打寶島，要準備軍事鬥爭。不獨立也不一定就能打，獨立了也未必就死打。這是內戰，想什麼時候打就什麼時候打，什麼方式都可以研究。這也不是誰侵略誰，純屬內戰。國共打了八十多年，現在來了個民進黨，只要是內戰就用不着任何理由。軍方已有些忍耐不住，其他人還是有點害怕。我上次聽幾位軍方的朋友聊天，他們說咱們學，小打，一點一點打，只要小打一開始，我們這邊就可以反了。歷史經驗嘛！
北宋，和我們現在狀況非常相像。宋朝是華夏經濟、科技和文化非常輝煌的時期，GDP，鐵產量，白銀儲備，超過世界所有國家總合。北宋纔是超級大國，而且是自由貿易中心，絲綢之路。經濟比現在還自由，土地可以自由買賣，馬上出現土地兼併，所以有方臘和宋江的故事。經濟很繁榮，妓女到處都是，代表人物是李師師。宋朝要是外部沒有敵人，就是長期的世界超級大國了。但很不幸，外部有敵人，是北方的蠻族，落後的生產力，落後的文化，遼國、西夏、女真、蒙古到後來的滿族，你說誰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誰的GDP高？那邊沒有GDP，都是騎馬打仗，有些連房子都不蓋。但是那時候往往是落後的生產力滅掉先進的。GDP越高越沒有國防，GDP越低，才符合競爭，符合成本收益。
我們現在經濟學家有誤導，講競爭講交易。交易還得平等交換，那還不如搶呢！他那邊交易不過你，拿大刀把你砍了，東西槍走，是不是收益最高，成本最低？雙贏聽多了，競爭起來一般沒有什麼雙贏，只有國防力量相等的時候纔有雙贏。人類歷史就是這麼發展起來的，不要聽什麼全球化，新自由主義給我們洗了20?年腦子。他們一邊罵和計劃經濟，說那時候叫洗腦子。難道這20?年沒有新自由主義洗我們的腦子嗎？很多概念就讓他們洗了！很多人都不明白啊！什麼叫競爭啊！競爭根本是衝突，一個打倒一個，只有在特殊情況下才有交易和雙贏，那就是雙方力量平等的時候。如果你有槍，我沒槍，你不就搶我了嗎！難道學一點經濟學的供求曲線就忘掉了歷史？北宋那個時候就是抑制軍人，軍人不能有文化，出了狄青和岳飛，打仗到一品，因爲有文化就給殺了。殺岳飛的不是秦檜，而是皇帝趙高本人。既定的國策就是新自由主義，自由貿易。鼓勵軍人，當兵的可以隨便出去搶老百姓。岳飛二十八歲就文功武治，老百姓給他立了一個活碑，岳飛這個人沒打過一次敗仗，你要用歐洲名將跟他比，這不好比，歐洲少有一輩子不吃敗仗的名將，就算拿破崙也不行，真要比的話，相當於歷史上的亞歷山大大帝。當然我們華夏國內有比的，白起李牧之類，都屬於一輩子無敗績……嗯，扯遠了，說回來。
接着剛纔的話題說，咱們從北宋以後，華夏就開始走下坡路了，我們這麼一個偉大的民族不斷被蠶食肢解。到明朝、清朝也沒有恢復世界相對地位。最強大時忘記國防，縱容，明明外患不斷，偏要假設外邊沒有敵人，但偏偏外邊是有敵人的，而且是文化非常落後的敵人。北宋亡國時候是真慘啊，那麼大一個文明開始走向衰敗，很多人不能接受。陸秀夫揹着小皇帝，跑到深圳蛇口那兒跳的海，當時有十萬人跟着跳。那你十萬人就不能打一仗？也許就把蒙古人擋在了湖北呢？看看漢武帝是怎麼興起的，北宋是怎麼滅亡的。這話我跟我的同事們開會時提過，我說我看就不用再學什麼亂七八糟的西方經濟學了，至少我們在座的都是的嫡系，嫡系就不能接受那些瓦解黨和國家的理論。”
聽到這，沈月榕噗嗤一下笑出聲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