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飛熟知的歷史上，俄國十月革命之後，列寧主持的蘇俄政府發表了《第一次對華宣言》，宣言中提出廢除的中俄條約僅指十九世紀末至十月革命前夕沙皇政府單獨與中國政府訂立的和俄、日兩國簽訂的侵華條約，但是其中並不包括十九世紀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訂立的不平等的中俄條約。
之後的1920年9月27日，蘇俄政府又發表《第二次對華宣言》，明確宣佈以前俄國曆屆政府同中國訂立的一切條約全部無效，放棄以前奪取中國的一切領土。這一次對待中俄歷史遺留問題的立場似乎較第一次宣言進了一步，但事實卻並非如此。
在以後的中蘇磋商和談判中，蘇方代表始終堅持維持舊的不平等的中俄界約的立場，只是在不堅持江左六十四屯歸俄國保有上表現出唯一的一次讓步。1923年，蘇聯政府表示要以完全承認中國在其領土上的主權爲重新簽訂條約的基礎，但這裡的領土指的只是中東鐵路沿線地區及中國政府向舊俄政府提供的租界。面對中方代表提出的取消中國與舊俄帝政時代各約的要求，蘇方代表表示贊成，但其中有關中俄界務的應予除外。
在中國的軍閥混戰時期，俄國人長期在中國實行合縱連橫等政策，粗暴的或者秘密干涉中國內政，來自蘇聯和共產國際的各種人等，帶着不同的使命，懷揣銀元，穿梭於北京、廣州、上海、南京、長沙、武漢、香港等地，因爲當時一個統一後的中國不符合蘇聯政府的最終利益，相比與一個軍政大權統一的中國政府打交道，蘇聯政府更加喜歡目光短淺缺乏國家概念的地方軍閥，在這一點上無論是美、英、法、日、蘇，其的最終目的是相同的。
在國際問題上，國與國之間講求的是所謂的國家利益，權衡的是己方的利益最大化和權益的永久性，所以中國從來就沒有朋友，所謂的朋友都是在短期的利益目標之下聚集在一起共同分贓的匪徒，這些匪徒中有家大業大的，也有家窮人醜的！所以同夥之間的分贓不勻和資源分配不均，往往就是下一場大戰的導火索。
但是這些東西，高飛顯然沒辦法解釋給吳秋生聽，以吳秋生的文化程度恐怕也很難理解高飛說的這些東西，不是一個時代的人，在思想考慮層面上有着巨大的差異也是實屬正常的，只不過這種差異最終是需要付出代價的，只不過這種代價的高昂往往超出了所有人的預計，只有儘早的打敗日本侵略者，才能夠爲民族，爲國家多保存一分元氣，中國不能在失去第二次世界大戰這次最後大規模分贓晚宴的入場券了，中國需要極大的生存空間，中國的老百姓不需要什麼計劃生育，不需要什麼資源短缺，不需要什麼物價飛漲就業難！這一切的一切就是因爲中國失去的曾經的崛起機會，而導致生存空間受到擠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