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近日翻閱古人關於農事之典籍，感觸頗深，農人之苦，農事之艱，在我華夏自古而來似乎皆是如此。可是朕久歷西洋，卻知西洋之農未必貧苦，西洋之人不乏自農業中發家致富者。恰巧有蘭芳大公國總督府奏報送到，說蘭芳近年以來因農致富者車載斗量，有人種植橡膠樹，有人種植棕櫚樹，有人開國園栽果樹，有人種植咖啡，有人種植香料，還有人種植稻米……家產積累至十萬數十萬者不知凡幾，身家百萬千萬者也有數人，可見這農業之事是可以致富的。然而在我泱泱大明，可曾有人因爲種地積累萬貫家財者呢？朕不敢說沒有，但是這樣的人卻是鳳毛麟角，難道一見啊！”
上海遠東飯店徐匯店是一棟高達五層的“摩天大樓”，飯店的頂層的大餐廳現在被佈置成了會場的模樣，擺出了十幾排長桌椅，坐了五百多個身穿紅袍的官員，每個人都屏氣凝神在傾聽着。朱濟世那中氣十足的聲音在大廳裡迴盪着，每個人都聽得清清楚楚。
這是大明工商促進會的第一次大會，與會的都是東南八省的縣官，東南八省一共有近千個縣，這次被招來上海開會的有506名縣官，主要是南直隸、安徽、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六省的縣官。廣東、福建兩省的縣官沒有來幾個，因爲這兩個省的工商一直很發達，下南洋、跑美洲早就成了風，地方士紳忙着做生意，根本不管下面的農民出國——其實也管不了。閩粵兩省人多地少的情況尤爲嚴重。而且兩省的山地多平地少。根本沒有地可以給那麼多人種，民風又素來開化，工商素來發達，根本用不着朱皇帝來促進的。
不過朱皇帝在這次會議開始時的講話，卻讓幾百個縣官有些摸不着頭腦，這工商之事怎麼又扯到農業上去了呢？而且種地這個事情真的能致富？能種出幾十萬上百萬的身家？南洋那裡的土地也忒神奇了吧？莫不是在種搖錢樹？
除了朱皇帝的講話，會場的佈置也讓這些縣太爺有些不大習慣。現在是見皇上啊！怎麼有他們這些從六品、正七品的芝麻官坐的地方呢？而且不僅穩穩坐着，還有筆墨紙硯伺候。是給他們坐記錄。另外一個讓部分官員們苦惱的，就是大明日益加大貧富差距了。
“真是官比官，氣死官啊……”
那些窮地方出來的縣官們無不在心裡面這麼唸叨着。看看那幾個東南富庶之地的縣官，一個個都是華服豪車，再一打聽人家的俸祿，不是6000就是4000，而且衙門裡面的經費也充足，能報的公賬也多，哪像窮縣的官員除了俸祿幾乎就沒有額外收入，出趟差都得自掏腰包！而且很多富縣官員裡還有自己的買賣。家財不下數十萬者就有好多。再看看自己，堂堂的一縣之主。年入不過千，大概還比不過富縣的一個**品小官，就算家中有些薄田也收不了幾個租子……更讓這些窮官們沮喪的是，朱大皇帝現在實行的是“縣官本土化”，他們這些縣官根本沒有機會去富縣撈錢的，除非升官去當知府——可是現在升官要看一地的經濟和稅賦，不是裝個兩袖清風就能上去的。而且現在大明的官員數量很多，光是文官就有不下二十萬！因而升官的難度就大了許多，難道真要一輩子當個窮官？
掃了一眼下面做得滿滿當當的大明縣官，朱皇帝心裡面不免有些感慨了。似乎後世gdp論英雄的官員提拔標準還是有些道理的。至少比什麼“官聲”要靠得住，互相吹捧的事情誰不會啊？當然了，唯gdp主義搞到後面肯定會出問題，不過現在應該還是管用的。
一邊想象着在gdp指揮棒的指揮下，大明帝國跑步進入資本主義康莊大道的場景，一邊朱濟世還在滔滔不絕說着“三農問題”。現在離開第二次工業革命還有段時間呢，想要丟開農業發展gdp是不可能的。而且地主士紳們所控制的可不僅是土地，還有部分農村勞動力——當然這種控制並不是絕對的，大明的農民在法律上可都是自由人。
“諸位知道南洋爲什麼有人因爲農業而富，我大明本土卻沒有人因爲種田而發家嗎？”
問題一出來，下面的縣官們都同時想到，南洋地多人少，當然容易發展了，中原人多地少，守着幾畝薄田能發纔有鬼了！
朱濟世卻道：“因爲在南洋，農業是一門生意！諸位有懂生意經的嗎？”
下面的人都搖搖頭，就是有人會做生意也不敢在朱首富跟前顯擺啊。
朱首富道：“生意講究的是將本就利，有投入纔能有收益，無本的買賣只有山大王才能做。”
笑話一出，下面的人都應景的笑了起來。朱濟世輕輕嗯咳一聲，下面頓時就鴉雀無聲了。
“南洋的農業就是一門生意，是由商人投資經營的。比如朕的蘭芳行就耗資好幾百萬銀元在蘭芳開了幾十萬畝的橡膠園、棕櫚園，如果從購買橡膠樹種開始算起，前前後後折騰了總有八年多才有了收益。現在南洋那些豪商在農業上的買賣大多如此，要砍伐樹木、開墾土地、興修水利、購買牲畜……是要投入大量資本和精力，而後才能日進斗金的。朕知道你們這些人家裡大多有土地，可是你們除了收租之外，有人經營過土地麼？有人往土地裡面投過銀子嗎？”
在場所有的官員都同時搖頭，誰吃飽了撐的往地裡砸銀子？這地反正是租給佃戶，到時候只管收租就行了。
朱濟世也搖起了腦袋：“你們這些地主把地租給佃戶就萬事大吉了，可是佃戶呢？他們有銀子往地裡砸嗎？恐怕也是沒有的，要不然他們就不會當佃戶了。所以我們大明本土的田地不知道多少年沒有好好投入，沒有得到妥善經營了……在南洋是什麼賺錢就種什麼，而在我們大明則是什麼容易把肚皮填飽就種什麼，農業不是一門生意，而是一種維護穩定的手段。可是對如今的大明而言，這樣的手段實在沒有太多必要了。”
說到這裡，朱皇帝忽然想到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是地主養活佃戶，還是佃戶養活地主？
答案似乎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身兼農業資本家身份的朱皇帝看來，事情遠遠沒有那麼簡單。因爲從牟利的角度來說，現在南洋的資本主義大農場模式肯定是最好的，單位勞動生產率和單位土地生產率在這些農場當中達到了一個完美的平衡，爲農場主謀取了最大的利益。
可是在大明內地的租佃制下，農業生產的目標是獲得最大的單位產量而不是最大的經濟效益。換句話說，這樣的農業生產模式就是爲了養活更多的人口。中國的人口之所以會繁衍到數萬萬，恐怕同這種農業生產模式是密不可分的。而歷史上，中國的土地革命則是將這種一切爲了餬口的農業生產模式發揮到了極致。
不過現在，朱濟世卻打算將中國的農業模式引上另一條道路，一條以追求經濟利益爲目標的資本主義農業的路子上去。因爲在不遠的未來，大明帝國會有足夠多的土地來保證四萬萬甚至是六萬萬、十萬萬人口的口糧供應，根本用不着將大量的勞動力束縛在有限的土地上面進行單位勞動生產率很低的勞動。因爲這樣的低效益勞動是永遠不會爲中國農民帶來富裕的，同時還會成爲中國城市化、工業化和對外擴張的一大障礙！(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