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街頭的人羣熙熙攘攘，原本另一個空間裡持續了六年的重慶大轟炸現在也因爲一個二愣子的降臨而消失了。
街頭巷尾的貨郎們在走街串巷的賣東西，報童則是在向行人極力推銷着手裡的報紙，嘴裡大聲喊着報紙上的號外。
“賣報賣報，臺兒莊大捷！殲滅日軍數萬人！”
“賣報賣報，第七戰區昨日上午正式收復奉天，關東軍二十萬人往朝鮮逃竄！”
“娘希匹！”一句熟悉的國罵又從領袖官邸裡傳了出來，熟悉的人都知道，這是我們的蔣委員長又在罵人了。
東三省的收復無論在國內還是國際上都爲蘇童帶來了巨大的聲望，越來越多的人都把目光投向了察哈爾，同時也把臺兒莊大捷帶來的轟動效應降到了最低點。無論國大黨如何炒作，現在人們首先討論的就是東北，以及收復東北後第七戰區的兵鋒又將指向何方，現在已經佔據了華夏半壁江山的第七戰區在它們的領導人蘇童上將的帶領下成長爲一個無論是誰都不敢忽視甚至要擡頭仰望的龐然大物。
收復東北後，即便是最悲觀的人都不會懷疑抗戰的最終結果，東北都已經收復了，其他的地方還會遠嗎？失去了東北的日本不只是失去了一塊地盤那麼簡單，它同時失去的還有支撐日本在這場戰爭中維繫下去的物質基礎。
稍微讀過書的人都知道日本就是一個沒有什麼資源的貧瘠的島國，這麼多年以來全賴着東北三省給關內的日軍和國內輸血。可以這麼說，日本的強大全都依賴於對外部的掠奪和橫徵暴斂來推動本國經濟和軍事的發展，現在東北已經被第七戰區徹底收復，依靠日本本土來供養關內的七十多萬日軍那隻能是一個笑話。
日本現在已經是秋後的螞蚱蹦不了幾天了，那麼好了，新的問題又來了。打跑了日本人之後誰來當這個國家的主人呢？在大多數人看來這是一個二選一的問題，不是蔣委員長領導的國大黨就是蘇童領導的復興黨了，至於另外的那個社工黨則被自動排除在外了，現在社工黨還在山溝溝裡和日本人玩捉迷藏，暫時可以忽略不計。
在華夏做官最重要的是什麼呢？毫無疑問就是站隊了。現在復興黨的勢頭無疑是如日中天，其領導人蘇童的光芒就像初升的太陽般光芒四射，王八之氣能把人晃暈了眼。
再加上覆興黨現在剛建立不久，急需各種各樣的人才，不管你能力是強是弱，到了那裡總有適合你的位子。這無疑就已經吸引了許多有志的人才目光，它不像已經是人滿爲患的國大黨，到處都是臃腫的編制和尸位素餐的官員，人浮於事，往往一件很簡單事情卻相互扯皮了大半個月也沒搞出什麼結果。
復興黨在在收復了東北後，一些原本還在觀望的人也毫不猶豫的收拾了包袱往北平、察哈爾奔去。畢竟誰都不是傻子，與其等着復興黨坐了天下後再去投奔，還不如現在就提前跑過去，至少還能混個元勳噹噹。也可能會有人說不如等到大勢明朗時再過去不是更好嗎？拜託，老兄你用用腦子好不好，既然是站隊自然就有風險，要是真等到大勢明朗時再投奔過去，別說吃肉了，你連湯都沒得喝。
所以，自從東北收復後從全國各地投奔察哈爾而來的學生、學者和各界精英整天都是絡繹不絕，使得原本爲人手緊缺而頭疼的席漢乾大大的緩解了一口氣。
前來投奔的人是如此之多，這使得察哈爾內部裡也出現了一個聲音，那就是一下子來了這麼多人，這些人裡良莠不齊，一下子都涌了進來會不會衝擊到察哈爾原本好不容易形成的秩序和風氣呢。因此他們建議蘇童要暫緩吸納人員，對此蘇童卻是不同意，他認爲良莠不齊這個問題哪裡都有可能存在，我們不可能要求來的人個個都身懷崇高理想，一個個都立志爲了人民的幸福而奮鬥終生，這不現實。
在蘇童看來人是一種羣居動物，受周圍和環境的影響很大，政府身爲政策的制定者和執行者需要做的是制定出相關的法律和政策，然後堅定不移的執行下去，讓新來的人被這裡的環境同化。
蘇童在另一個時空裡曾經看到了這麼一個故事，那就是在原來的時空中，在日本人佔領的大城市裡，人們平時的秩序反而要比要比國統區要好的多。比如在乘坐公交車時，人們都是老老實實的按照先來後到的順序排隊上車，基本上沒有胡亂插隊的現象，因爲拿着木棒的軍警就在旁邊來回巡邏，一旦看到插隊的現象大棒子就會毫不留情打過去，這樣就震懾了很多人。但是自日本人投降後，沒了軍警的監督人們的秩序頓時又開始亂了起來，亦如後世的公交車一樣向來都是年輕力壯者先上，擠個公交車就如同打了一場仗一般累人，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悲哀。
華夏幾千年來的歷史奉行的就是一個人治的社會，人情大於法的觀念已經深入人心，出了什麼事情人們第一個念頭想到的就是要找關係、託人情，卻很少有人想到翻看法律法規看看自己是不是站住了道理，這一點在另一個時空裡在蘇童過來前也沒有太多的改變，蘇童現在要做的就是要扭轉人們這一觀念，要把法制的觀念植入人們的心裡。他要在在人民的心中豎起一個法律法規至上的觀念，在蘇童看來法律其實就是一個框架，一個規則一種所有人都要遵守的東西，所有人都要遵守這個框架和規則。
若果你能找到這個框架和規則的漏洞並從中獲得利益，那麼恭喜你，沒有人會因爲你做的事情來找你麻煩，政府和警察不會因此而對付你。他們要做的就是把這個框架和規則規定得更加詳細更加牢固，當你下次想要鑽這個漏洞時會發現漏洞已經被堵死了。
因此，察哈爾政府公務員的工資高、福利好那是出了名的，只要你加入了察哈爾公務員的隊伍，你的收入絕對要比一般的人要高出一大截，成爲人人羨慕的高薪階層。但是公務員一旦違反了法律法規後所受到的懲處也是格外的嚴厲，稍微嚴重的就會被開除出公務員的隊伍，觸犯了刑法的更會被因此而判刑。
爲了監督和體現法律的公正性，蘇童特地向西方國家引進一樣東西，那就是陪審團制度。
陪審團制度，是指由特定人數的有選舉權的公民參與決定嫌犯是否起訴、是否有罪的制度。察哈爾法律規定，每個成年察哈爾公民都有擔任陪審員的義務。但是不滿二十一歲、不在本土居住、不通曉華語及聽力有缺陷的人、有前科者，沒有資格充當陪審員。
這個制度自從被蘇童提出來後，最開始也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對。反對者認爲：陪審員隨機抽樣，來的人五花八門，各行各業的人都有，有業無業不論，知識文化不論，爲什麼偏偏要找一幫“外行”來做“法官之上的法官”呢？
對此蘇童的解釋就是，他從來不認爲陪審團制度是一個完美的制度，只是目前找不到一個比它更好的制度罷了。而且陪審員也是最不受任何人操縱控制的人羣。他們獨立於政府之外，獨立於司法系統之外，獨立於任何政治勢力之外。他們的判斷，就是一般民衆放在法律對陪審團的規定之下都會做出的判斷。他們召之即來揮之即去，法庭爲他們保密，使他們沒有心理負擔。他們只要自己不想出頭露面，可以永遠不被周圍的人知道自己的角色。
因此來到察哈爾統治區的人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學習察哈爾的法律法規，要清楚自己什麼事情可以做，什麼事情又不能做，否則你會在連自己做錯了什麼事情都不知道的情況下就被請到警察局裡喝茶。
任何事物都一樣，肯定是有人贊同就有人反對，有人稱察哈爾披着民主的外衣，實行的卻是軍國主義的制度，對人們實行殘酷的統治，也有人稱察哈爾實行的辦法纔是救國強國的好辦法，只有嚴格的紀律和法規纔是迅速提升國家實力，讓老百姓和國家都能受益的好辦法。
但是不管外界的褒貶如何，蘇童還是堅定不移的進行着他的探索。蘇童從來都不認爲自己會成爲一個優秀的政治家，也不是一個優秀的法律工作者，他只是在小心翼翼的進行着他的試驗，他要把自己心目中的理想藍圖勾畫出來。
在蘇童的努力和金手指的幫助下，再加上察哈爾近幾年穩定的社會環境，以察哈爾爲中心的西北組建成爲全國的金融和輕重工業中心。蘇童深知，月球基地只是一根柺杖，現在的察哈爾還離不開它，但是等到什麼時候察哈爾能扔開這根柺杖自己獨立行走甚至是奔跑纔算是大功告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