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柏林電影節消息擴散，輿論沸反盈天。
《大聖歸來》票房超過所有人預期，本以爲開放農村和鄉鎮版權，又過了初七，票房會大減，可依然超過預期。
所有的預期模型，過往認知，在《大聖歸來》面前，統統失效。
一直以來，有個羣體，告訴國內觀衆，中國這也不行，那也不行，文化不行，市場也不行。
但按照這個趨勢，依靠本土市場，《大聖歸來》有可能突破十億，單位是美元。
到底是誰不行？
而且電影熱映形成一種堂皇大勢，將過往一些羣體定義的電影等同於藝術、高逼格等代名詞，全部吃了下去。
這些人定義電影是爲了顯示自己的特殊，彰顯特權，但隨着現實層面摧枯拉朽的勝利，電影的定義和標準，時至今日落到了沈三通手裡。
好比煮了一鍋肉湯，沈三通不僅吃了，還連湯碗瓢盆全部端走。
不管是西方定義下的電影標準，還是國內前三十年的定義，改開之後的定義，全部匯聚到了沈三通手裡。
而且憑藉電影的現實影響力，已經從電影標準，昇華到文化，乃至於一切定義權的爭奪。
迭加寧昊拒絕金熊獎，對於正常人來說，基於中國利益的敘事逐漸大成。
而站在對立面的人，只感覺內外交織。
內部文化標準已經形成，外部神聖性遭遇了踐踏，一場大劫已然落下。
舉個簡單例子。
芒果臺喜歡擡高港臺、棒子的明星，不只是說他們跪了，而是如此操作可以搭順風車。
在日耳蠻標準之下，混血港島，逆子彎島，敵陣第一堡壘的棒子，搖身一變，成爲了這些人心裡的達利特領班。
這就是標準之爭。
在這套標準之下，東大一個省實際力量可以吊打棒子，但是在日耳蠻標準之下，棒子就是領先。
芒果臺擡高棒子，一番拉踩，彰顯自己和國內各省電視臺的不同。
這種行爲可以爲它們帶來利益。
當然，客觀上也擡高了棒子的身家，強化了日耳蠻敘事。
國際電影節也是如此。
一些人通過擡高國際電影節，限定名詞國際A類大獎之類的榮譽，彰顯逼格。
而對於歐洲三大，也和棒子一樣。
不管是以前，現在，以後，歐洲三大從來沒有放棄從東大撈好處。
既要意識形態，又要從東大市場賺錢，還要鄙視、貶低。
文化上的高低上下，完全是唯心的。
只要信了，再迭加西方敘事本身的優勢，文化、金融、輿論上的影響力。
假的也能變成真的，證僞非常困難。
如此困難的事，在13年春節，內外交匯達成了。
《大聖歸來》證明了中國文化行，寧昊打臉柏林電影節打破了西方敘事的神聖性。
柏林電影節！
歐洲三大電影節之一！
多少人眼裡藝術的殿堂，也是標準的象徵，淪爲了廁所尿壺。
寧昊是故意還是不小心已經不重要。
能做到這一步，說明外部利益根本無法約束國內演藝人員。
一些羣體因爲《大聖歸來》的恐怖影響力，不敢冒頭，然而這一次是真坐不住了，不得不跳出來。
這是大道之爭！
雖然只是電影文藝層面，但也是大道之爭。
所以。
沈三通忙的不可開膠的時候，國內輿論還在持續發酵。
社交媒體上，“寧昊拒獎”熱度居高不下。
某些羣體給支持寧昊行爲的網友，打上“民族主義者”標籤。
要是幾年前，認可自家文化、對國家忠誠，在輿論上是帶有貶義的。
不過現在網友都是：我就是，怎麼了？
某所大學客座教授吶喊：“警惕影視工業的義和團化，從吳晶《狼牙》到這隻暴力猴，再到寧昊拒獎，都在用廉價的民族主義腎上腺素毒害年輕人。”
“真正的英雄應該像《V字仇殺隊》那樣戴着面具質疑權威，而不是舉着棍子高喊俺老孫來也這種封建糟粕！”
網友評論高贊不僅反對，而且還嘲笑。
【寧昊不正是踐行質疑權威嗎，人V字仇殺隊頭像還沒換呢，您吹的到底是反權威還是洋權威？】
【去年還說孫悟空大鬧天宮是反抗專制，今年又說守護蒼生是封建糟粕，要不您先和去年的自己打一架？】
這位文學教授立刻精選評論，發現沒法操作，洞天微博取消了這個功能。
不由哀嚎刪帖跑路。
這屆網友不行！
有關部門也在商量如何定調“寧昊拒獎”。
寧昊的拒獎如同一顆深水炸彈，引爆了輿論場，形成了行業利益博弈，身份認同，文化標準的多重討論。
有人聞到硝煙，也有人從中看到希望。
“不好辦。”
“柏林電影節要我們解釋，否則明年取消我們這邊的評獎資格。”
“戛納、威尼斯也表達了擔憂。”
有人下意識的慫，但也有人考慮更多。
“這件事已經超越了個人選擇，從小了說，代表着我們中國電影出海的文化困境，往大了說，是西方壓力之下，‘既要尊嚴又要生存’的集體訴求。”
“而且，我們要是退一步，先不說國內情緒，萬一重蹈奧斯卡舊事呢？”
有人問了一句。
然後慫的人不說話了。
《金陵十三釵》上，奧斯卡打了他們的臉。
討好你，不給獎罷了，竟然反過來侮辱人。
人都是要臉的！
而且因爲《金陵十三釵》的事，具體負責人吃了掛落，畢竟出問題是要負責的。
“那，我們頂回去？”
坐在中間位置的微微一笑：“爲什麼要頂回去？我們一貫支持導演的創作自由，我們也是一貫言論自由，我們也是一貫的不干涉導演的個人選擇。”
在場人一愣，這話好耳熟？
柏林電影節在東大的負責人，在電影局會客廳等着。
他只是一個選片人，因爲事情緊急，臨時代表電影節，總部要求他強硬施壓。
門開了。
來了一個年輕人，歉意道：“領導們很重視，但我們不干涉導演的創作自由。柏林電影節要打官司，和《無人區》出品方打，我們的法律不偏袒任何人。”
這位選片人瞪大了眼睛，這是他們的臺詞啊。
想着來的時候，準備的話術：“你們的開放政策變了嗎？”
年輕人連連擺手：“我最多代表電影局，你說的太大了，和我們無關。”
選片人：“寧昊傷害了我們的感情！”
年輕人：“你告他。”
選片人：“你們不能管管？”
年輕人無奈：“我們不能干涉導演自由。”
選片人覺得自己可以退一步：“他這種行爲你們不支持吧？”
年輕人點頭：“這是他個人行爲。”
選片人道：“他違背了紀律，你們給他一些懲罰，比如禁止執導什麼的。”
年輕人面色一變：“《無人區》在柏林電影節上映的版本，合法合規，你這是讓我們違法？”
選片人：“你們一句話的事”
年輕人立刻打斷道：“我們尊重導演個人選擇，言盡於此。”
看着垂頭喪氣的選片人，年輕人心裡雀躍，但還是給倒了一杯茶。
《新京報》和《澎湃新聞》一邊進行深度剖析，解讀金熊獎背後的權力遊戲，揭露國際電影節潛規則，引發對中國電影國際化困境的討論。
然後讓自媒體賬戶聚焦拒獎是自我封閉，兩頭吃流量。
新京報一位編輯寫了一篇深度文章，“寧昊與沈三通的恩怨”，暗示拒獎是“借題發揮”的幕後主導，削弱事件的文化衝擊。
發現文章沒過，這位編輯敲開了主編的門。
主編：“你這有點過了。”
編輯：“這件事背後主持一定是沈三通。”
主編：“不要陰謀論，可以反對寧昊的拒絕，封閉自守、妨礙文化交流，但不要涉及沈三通。特別是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
編輯不死心：“能不能在媒體賬號發佈？”
主編：“不要擴大。”
把編輯打發了之後，主編嘆了一口氣，他也想黑一手，但還是不敢。
三通娛樂電影下鄉已經有些年了，《大聖歸來》徹底踹開了一扇門。
量變引發了質變，不能單純從電影考慮。
如今信號很明顯，要重新構建基層組織，電影發揮不了主導作用，但是卻展現了人心向背。
沒有道理的抹黑，沈三通已經隱退，再不放過，很容易把自己搭進去。
不過電影行業沒法躲避。
隨着三通娛樂的發展，生存空間已經縮小，如今“寧昊拒獎”，徹底要斷了他們的利益。
五代導演有些保持沉默，有些公開反對。
六代則是羣體公開批評寧昊“破壞行業生態”，稱其行爲“讓中國電影人海外參展更難”。
賈章科、王曉帥等獨立導演表達強烈反對。
賈章科：“寧昊是害羣之馬，如今國際電影節要緊急評估風險，多個項目的發行方和資方撤資敏感題材項目。寧昊這一鬧，歐洲策展人以後看到華語片只會更警惕，我們這些認真拍片的人全被連累！”
王曉帥：“藝術電影融資雪上加霜，未來大家都去投主旋律或純商業片，觀衆選擇越來越少。”
不爭論還好。
非要爭論，有些事開始上臺面。
很快。
柏林電影節被趴的乾乾淨淨，底褲都不剩。
不需要沈三通小號，如今三通娛樂早就形成了一個利益團體，自然開闢了不一樣的媒體生態。
柏林電影節不上稱還好，上了稱真的經不起審視。
首先，柏林電影節是在冷戰期間創立的。
在這樣的背景下，當時的西柏林作爲西方陣營的“飛地”，作爲西方的前哨，需要文化上的展示來對抗蘇聯的影響，具有重要的政治象徵意義。
電影節的創立是爲了展示美式文化自由，具有濃烈的陣營對抗意圖，是冷戰文化宣傳的一部分。
因此，柏林電影節的創立之初便是爲了政治目的。
即通過文化藝術來宣傳美式自由民主價值觀，進行意識形態對抗。
和藝術、文化不能說沒有一點關係，也是半點都沒有。
以往沒人在乎的創始人身份，在爭論中浮出水面。
柏林電影節的主要推動者之一是奧斯卡·馬特，Oscar Martay。
他曾在花旗國陸軍服役，代表花旗國軍方參與戰後德國的文化重建。
是花旗國駐柏林的情報官員，後來轉爲電影官員，戰後花旗國“文化外交”策略的執行者。
旨在通過藝術和電影推進“美式民主價值觀”，負責在西德實施“文化去納粹化“工程。
作爲電影節的真正操盤手，很大可能來自於花旗國陸軍心理戰部隊，US Army Psychological Warfare Division。
這方面資料不好找。
但可以肯定，“去納粹”只是名義上，實際上並不是。
因爲首任藝術總監阿爾弗雷德·鮑爾，Alfred Bauer，二戰期間曾供職於納德電影監管機構，Reichsfilmintendanz，戰時擔任電影審查官員。
花旗國只是利用前政權文化精英，打着去納名義，服務於意識心態宣傳。
而鮑爾於1951年電影節創立時擔任這一職務，一直領導至1976年。
所以，電影節的成立便目標明確。
展示美式自由文化，屬於冷戰心理戰、信息戰的一部分。
90年兩德統一後，電影節迅速將原東德電影資料館納入體系，完成從“意識形態武器”到“文化統戰平臺”的轉身，但深植基因的政治性仍在延續。
表面是藝術聖殿。
實際依然是地緣政治的文化戰場。
挖出來後，發現和藝術毛關係沒有。
“寧昊拒獎”還能用無底線炒作嘴硬，柏林電影節的背景浮出水面，是實打實的刀子。
刀刀致命。
不是打落“神聖”，而是論證了從一開始就不“神聖”。
玩“衆人皆醉我獨醒”身份認同的一幫人，當即全面崩潰，而後網絡撒潑打滾。
知名影評人、前《新浪潮》雜誌主編許明遠，以“理性批判”自居，常年撰文鼓吹“藝術無國界”。
在微博發表長文《寧昊拒獎——網民的悲壯與狹隘：一場民粹綁架藝術的鬧劇》，指責寧昊將藝術獎項政治化，拒獎是文化義和團式的自嗨，寧昊的行爲證明東大藝術家仍困在受害者的敘事裡，缺乏真正的文化自信。
網民的評論更是陰謀論，最後反問“金熊獎是文化殖民，歐洲三大呢，東大導演爲什麼還要甘之如飴，我們是奴隸嗎？”
沉默還好，跳的越歡，質疑開始從柏林電影節往歐洲三大延燒
沈三通又休息了兩天。
到處都是衣物碎片，客廳、陽臺、臥室.
絲襪破碎了多條，一條裙子落在沙發上，從領口撕成了兩半。
大冪冪做好了充足準備，卻潰不成軍。
容光煥發又踉踉蹌蹌，主動投降，戰鬥才停止。
沈三通風輕雲淡、神清氣爽，哪怕奔三的人了，戰力不減。
小助理見怪不怪，早就習慣，她提醒自家老闆：“寧昊等着呢。”
沈三通：“等什麼？”
小助理：“想和你當面道歉。”
沈三通：“不必了。”
多少年的事了，沈三通不是很在意，也沒針對過他。
小助理：“你這樣他肯定不放心。”
沈三通想了想，登上微博，轉發了寧昊一條宣傳《無人區》的微博，包場支持。
“《無人區》首映禮提醒我一下。”
沈三通要推動《無人區》多賣點票房。
寧昊拒獎和蹭紅毯、毯星之類是一個道理。
國內明星不用在乎外面評價，好評惡評無所謂，只要能在國內帶來流量和熱度就可以。
只是蹭紅毯行爲，因爲娛樂圈一直以來的認知慣性，潛意識迎合日耳蠻標準，沒法當場打臉，踐踏日耳蠻標準。
可目的是一樣的。
都是爲了謀取國內利益。
寧昊打臉之後，很多同行會發現，其實沒有什麼代價。
如果《無人區》票房大賣，總會有人模仿。
這方面沈三通相信國人的生命力，只要給條路，能把草坪蹭沒了。
次數多了，這些電影節也就習慣了，也會慢慢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