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次，齊正禮在醫院住了十多天的院。主要原因是他的體溫反反覆覆。
我很懷疑體溫和心情很有關係。齊正禮住院的頭一個晚上鬧騰地特兇，結果他的體溫升得最高。藥物都沒法將體溫降下來，不得不借助冰袋輔助降溫。
齊正禮鬧騰至精疲力竭的地步，他安靜下來之際便是他體溫持續上升之時。
好在阿姨細心，在齊正禮熟睡之時時不時用手去撫摸他的額頭，這才感知到了他體溫的變化。護士便在注射液里加了藥。然後護士每隔一段時間來測量體溫一次，結果齊正禮的體溫一次比一次高，以至於護士不得不打電話給主治醫師，主治醫師方纔提出用冰袋輔助降溫。
後來，齊正禮在醫院裡還鬧騰過幾回，體溫也因此升過幾回，只不過沒有第一次鬧騰地兇猛，體溫上升的幅度也便沒有第一次大。
這也是很特有的現象吧。
頭幾天因爲要徹夜守在齊正禮的身旁，我、阿姨、叔叔、父親和齊正哲輪流待在醫院裡。兩個兩個一輪。
齊正哲因爲要守店，他只熬了一個晚上。還有一個原因，似乎只要齊正哲待在病房裡，齊正禮的情緒起伏便會很大。
齊正哲和我都感受到了這一點。
後來的一個多星期，基本上白天我陪在醫院，晚上叔叔陪在醫院。
這個時段，白天還是那些事，護士測量體溫，醫生查房，然後便是幾個小時注射藥水。晚上要清閒一點，除了陪齊正禮說說話，給他擦澡，洗腳，便幾乎沒有任何事情了。
其實，阿姨很想在醫院裡陪小兒子，但是包子鋪離不開她。
我很能理解齊正禮的心情。換做誰都會暴怒。這麼殘酷的現實換做誰都接受不了。換做誰也都面對不了。
這是上蒼在和齊正禮開玩笑。這個玩笑對於上蒼來說，就像我們人捏死一隻螞蟻一樣微不足道，可是這個玩笑對齊正禮個人來說確實開得太大了。
人的生命對於上蒼來說和一隻螞蟻的生命一樣。只是人過於自大了，過於珍視自己的生命了。
上蒼是一個什麼玩笑都開得出來的人。無論什麼玩笑對於上蒼來說僅僅只是一個玩笑。
有一個人積極響應國家的號召，奔赴最廣闊的農村譜寫壯麗的人生，意氣風發，壯志凌雲，可是突然有一天，他的骨髓裡被查出長了一個瘤，然後在二十一歲人生最美好的年齡裡雙腿癱瘓，從此只能在輪椅上度過餘生，這個人就是我前面提及的《務虛筆記》的作者史鐵生。
同樣的玩笑也開在一個叫張海迪的人身上，只不過上蒼把時間往前推移了整整十六年。在這個人只有五歲的時候，上蒼說：讓這個人脊髓里長瘤，於是這個人的脊髓裡便長了瘤。五歲。五歲你懂什麼？卻要接受一種叫做高位截癱的把戲，從此開始獨特的人生。
誰都不相信這樣的玩笑還可以提前，但是，對於上蒼來說，沒有不可能的事。如果把這種玩笑的時間再提前三年零七個月，那麼這個玩笑就落在一個叫海倫凱勒的人身上。上蒼讓這個人在她十九個月的時候患急性胃出血、腦出血，目的是奪去這個人的視力和聽力。於是這個人在長達88年的生命歷程中就有87年在無光無聲的世界裡生活。
其實，這還不算什麼。好比我們隨性處決一隻螞蟻，上蒼不知隨性剝奪了多少人的生命。有多少人猝不及防地就告別了人世，不管他多麼留戀這個世界，不管他多麼不捨得愛他及他愛的人。
還用舉例子嗎？遠古的，國外的，那些遙不可及的我們不說，就說我們身邊的，我們待在醫院裡幾天了？有多少回突然從一個病房裡傳出哀嚎聲，那便是一種宣告——生命終結的宣告。
如果你還聽不進去，那我就把上蒼和我的至親開的玩笑告訴你，它讓我的爺爺就摔那麼一跤，便摔掉他的所有——去了另一個世界還能擁有什麼？它把一種叫做難產的厄運降臨在我母親的頭上，讓我母親耗盡最後一絲力氣，而後和人世訣別。
哥，可能我敘述的有點亂。請你原諒。是因爲我真不知道如何表述才能讓你瞭解那幾天我是如何度過的。
因爲，這幾段話全都是我坐在齊正禮的病房前苦口婆心說給齊正禮聽的話。
因爲，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齊正禮的絕望。
當暴怒都不能改變現實，當奮力甩掉吊針的針頭都不能看到希望，當聲嘶力竭把嗓子喊得再也發不出一丁點聲音都不能拂去心頭的憂慮，剩下的就只有絕望了。
起初，齊正禮根本聽不進我的勸。他一向對我都是愛理不理的。發生了這種事，他更不可能能放下他的自尊。我也不奢望他能聽進我的勸。
我只是覺得我有必要說。所有了解他的情況的人內心都會生出悲憫。對一般的人來說，失去一隻手掌已經無法承受了。對一個極有運動天賦的人來說，失去一隻手掌無異於斷了他活下去的念想。
往昔有多輝煌，今昔就有多悲哀。*爆炸的瞬間，一切都發生了改變。那一張張或大或小的證書是對現實的嘲諷；那一封封或長或短的情書是對未來的嘲笑；那一句句或真或假的誇耀是對殘疾的鞭策。
殘疾。這是一個多麼冷酷的詞。要知道，這個詞是由無數的苦難造就的。
這個詞原本和齊正禮相聚一萬八千里，八杆子打不着。可是，經由那一陣轟鳴，殘疾以每秒兩萬裡的速度飛向齊正禮，迅速在齊正禮的身體裡紮根，永永遠遠都不離開。
所以我覺得有必要說這些話。雖然這個人一向和我格格不入，可他畢竟是阿姨格外疼愛的小兒子，他畢竟是與我同桌五個整年的同班同學。
記得我第一次嘗試說這些話的時候，齊正禮當即暴怒。他叫我閉嘴，他命令我滾出去，他說他這輩子不想再看到我。那歇斯底里的樣子看上去無比猙獰。
但是我不在意。齊正禮的反應在我的預料中。
所以在他情緒穩定的時候，我就像自言自語一樣又說起這些人，這些事。毫無疑問，他還是會暴怒，但暴怒的程度已經下降了。
我一次又一次提起這些事，這些人，齊正禮的怒火一次比一次小，最終，他可以做到無視我的話，就像他平時無視我的存在一樣。
這個時候我感覺到我的話已經影響到了他。潛移默化，這些話可能進入了他的內心世界。一個很好的證明是，他的體溫已經穩定了。
一天，注射完藥水之後，我扶齊正禮坐起來休息（且不說夏天，無論什麼季節，長時間躺在牀上都是一件很不舒服的事情），齊正禮忽然用左手抓住了我的手臂，“謝謝你。”
“什麼？你說什麼？”這一回輪到我激動了。病房裡的其他病人和看護者都看向我。
齊正禮沒有再說一個字，而是默默地放開我的手臂。
這已經夠了。這幾個字足以回贈我這麼些日子的付出。這就是我激動的原因。
齊正禮看向窗外。
病房的裡面也有一扇門和一扇窗，門過去是一個小陽臺，陽臺上裝了洗手池。陽臺的頂上裝了晾衣服的架子。
透過窗戶可以看見醫院東南方向的私人住宅，那都是和齊正哲家建的樓房一樣的二層樓的房子。有些房子並排建立，也有一些獨門獨院的房子。院子裡的花草樹木都長得非常茂盛。
這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改變。之前的齊正禮從不看向窗外。他要麼死死地盯着一個角落，要麼低着頭凝視那包紮得像是一個玩笑的手，幾分鐘後重又倒向牀鋪。
看向窗外，是不是意味着齊正禮的內心已悄然升騰起希望？
這就是人的堅強之處，也可以說是人的可笑之處。因爲人是矛盾的綜合體。
一個人再怎麼絕望只要他還活着他都會重拾希望。
海倫凱勒如此，張海迪如此，史鐵生亦如此。
真正絕望的是《務虛筆記》裡的“O”，她把一種很毒的魚碾成的粉吞進了肚子；同樣絕望的是《魂斷藍橋》裡的馬拉，她在滑鐵盧橋上走向隆隆駛來的軍車。
果真，兩天之後，同樣在注射完藥水之後，齊正禮不再滿足於坐在病牀上，他站起來，平靜地對我說：“我去醫院外走走。”
“好好，”我喜出望外，“是該出去走走了。我陪你。”
齊正禮不置可否。我跟在齊正禮身後走出病房，走在病房外的過道上。他目不斜視。
我不是沒有留意到來來去去的人的眼光。無論是醫生的，護士的，還是病人的以及病人家屬的，他們的眼光都充滿了喜悅和祝福。
那眼光在說：真好，小夥子終於走出來了。
齊正禮不敢迎接這些目光，但他能在這些目光中穿梭，就證明他已經做好了準備，他當然知道不是每個人的目光都是和善的。
我們在醫院的院子裡走了近半個小時。我和齊正禮保持兩米的距離，一前一後，一句話都不說。氣溫很高，不知從哪裡吹來的風熱乎乎的，但是走在樹蔭下依舊覺得涼爽。木槿花開放，賞心悅目。
此後再過兩天齊正禮就出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