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的9月下旬的日本社會，經濟發展到達了有史以來的最高峰，社會的繁榮空前。
這不僅僅體現在股市和樓市再創歷史新高，身處其中的人們紙醉金迷，在物質的狂歡中追求極致的奢華，拼命的掙錢和拼命的花錢，
也體現在了東京巨蛋開幕，並且成功舉辦了泰森的拳賽。
還有青函隧道和長瀨大橋這兩個投資巨大，耗時數年的基建項目也終於得以建成開通。
可以說，現在整個日本無論是人們的信心還是荷包都是鼓鼓的，全都沉浸在一片歡聲笑語中。
所以儘管寧衛民離開日本東京只有不到三個月左右的時間，但當他回來的時候，還是會爲了日本社會方方面面的諸多新變化，而感到驚奇和新鮮。
首先，就是消費環境方面。
是的，這個時代日本社會已經達成的共識是——剎那主義。
說白了，就是及時行樂的意思。
爲了賺錢，日本各個行業的商家也是喪心病狂，不斷的鼓勵這種享樂主義。
不管國內國外的任何節日都死命地往情人節上靠，除此之外，還推出各種會員日、紀念日等等各種活動吸引年輕人消費。
在商家的忽悠下，在每一個節日或者什麼紀念日，情侶們都要互送禮物，且爲了攀比，勞力士、LV等奢飾品也屢見不鮮。
通常日本未婚朋友之間見面的第一句話就是“你的男（女）朋友送了你什麼禮物？”
於是不僅步入社會的年輕人，都被洗腦成功，堅定不移的成爲了“消費狂熱”的愛好者，現在就連還在上學的少男少女也深受這種社會氛圍的影響，變成了沉溺在物慾中的商家獵物。
如今的日本東京，公司職員都開始以日產西瑪爲代步工具了。
這款車以其足以能和奔馳、寶馬這些車媲美的豪華配置和強勁性能，迅速贏得了日本消費者的青睞，成爲當時日本市場上的熱門車型。
而學校中的少年男女們，無論是通過從家長手裡拿到的零花錢，還是通過自己打工和援助交際換來的金錢，買古琦、香奈兒和LV的產品，也成了一種普遍現象。
但這仍然不是日本社會消費潛力的全部。
因爲就連到了這個時期，甚至就連一向奉行勤儉的日本中老年人也成了國外消費的主力軍。
當寧衛民回到日本的時候，一個新詞成了日本報紙上經常會看到的字眼——歐巴桑大隊。
這個詞是指，一到假期，一堆燙着捲髮，穿着人字拖的大媽坐着飛機出國到處瘋搶名包香水。
她們會旁若無人插隊喧譁，無視禁菸標識，隨意觸摸博物館藏品。
爲此，梵蒂岡已經出臺了專門針對日本人靜肅令。
比利時和意大利的人文景區則開始限制日本人進入。
美國的時代廣場開始有了日語標識，禁止日本人大聲喧譁，亂扔垃圾。
《每日郵報》甚至對這種現象專門發文譏諷，標題就是《素質低下的日本遊客》
於是隨着“歐巴桑大隊”名聲迅速享譽海外，日本的外務省和日本媒體都坐不住了。
外務省爲了挽救日本的民族聲譽，不但讓媒體發文呼籲，甚至專門爲出國旅遊的這些大媽，把文明行爲提示在飛機上放的地步。
但是很可惜，效果不大。
寧衛民從大和觀光收到的信息反饋就是，對這些歐巴桑，旅行社是既渴望又頭疼。
這個羣體到了外國，是真的願意爆買，消費力超強。
但是她們惹來的麻煩也是真多，旅遊團幾乎處處遭受白眼，需要花費大力氣去替她們各種擦屁股。
而得知這些情況後，考慮到最近自己拉桿旅行箱的銷量也因爲這些歐巴桑的購買激增，寧衛民也有點迷茫了。
他不知道自己代理的三個品牌旅遊拉桿箱，會不會因爲這些歐巴桑的購買，在商譽上帶來負面影響。
其次，購買力變強不但讓日本的老百姓愛上了消費，日本的企業更是錢多到沒地兒花的地步。
所以日本企業在他們已經掀起的全球購買熱潮進一步加劇了爆買的行爲。
可以說日本企業的投資標的，目前已經不再侷限於關島和夏威夷的旅遊地產了。
日本各大財團開始真正的走出亞洲，大量的在國外購買不動產和企業。
況且當時距離二戰結束並不算太過遙遠，很多的日本政商界的高層都經歷過二戰，瞭解當時日本的慘狀，他們無不對對美國帶有復仇的意識，日本經濟的高速發展也給了他們一些膽量。
像時任日本首相的竹下登就在公開場合自豪的宣稱，日本已經實現牛肉和橙子的自由了。
同時還嘲諷駐日美軍，說日本物價太高，駐日美軍沒法上街，只能在船上互相傳染艾滋病。
這分明就是嘲諷美軍的軍餉連找……都付不起錢啊。
這對一向對美國爸爸卑躬屈膝的日本來說，簡直是已經暴露要造反的跡象了。
於是乎，美國也就成了日本砸錢的第一標的。
此時最具代表性的消息，就是豐田直接投資二百二十億美元在美國開工廠。
索尼公司也與美國哥倫比亞公司開始進行秘密接觸，準備進軍電影製作。
而且除此之外，日本人還在海外批量購買了數量可觀的古董和畫作等收藏品。
在日本人購買的大量物品中，要說最有名氣，最引人矚目的，當然就是咱們前面已經反覆說過的那幅梵高名作《花瓶和十五朵向日葵》了。
這幅畫其實是1987年，日本安田公司的會長後藤泰男花了五十九億日元的天價在倫敦拍賣會上拍下的。
價合兩千二百五十萬英鎊，或是三千九百七十萬美元。
據說當時後藤泰男在現場舉牌拍下這幅畫的時候，僅僅四分鐘，就將價格從底價十億拍到了五十九億的天價，傳下了全世界油畫價格之最。
由此足以看出安田公司的財力和氣魄了。
可是這畢竟是發生在去年的事兒了，爲什麼到了1988年的今天，還要一說再說這幅畫呢？
因爲這幅畫拍下來之後，對於日本國內的影響堪稱巨大，正是這幅畫，引起了日本全國的“向日葵熱”。
要知道，安田保險公司購入此畫送回日本後，並沒有藏起來，而是在日本各地展出，給全國的民衆觀看。
這樣一來，這傢伙不但通過這種方式，成功的激發了日本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也把自己的安田保險打造成了一個財大氣粗的樣板，讓日本民衆對安田保險產生了極大的好感和信任感。
更是直接促進了安田公司的保險業務增長，這纔是後藤泰男的本來目的。
那不用說，看到買入名畫還能帶來如此巨大的聲譽。
甚至就連日本各大名校的畢業生都開始把安田保險當做優先考慮的就業企業，其他的日本企業哪裡還能坐得住？
於是各大財團紛紛出動，開始效仿這種做法。
因此，這一年全球各大藝術品拍賣場都能看到日本人的影子，而西歐名畫更是價格飛漲。
很快，日本零售業巨頭三越百貨公司在倫敦蘇富比下畢加索的名作《雜技演員與年輕丑角》，西浦百貨公司則以十三億日元購得莫奈的名作《睡蓮》。
此外，金融大亨高橋治憲也購買德國現代藝術大師基弗的十一幅作品花了逾千萬美元，地產大亨鶴卷購買塞尚的《水中倒影》也花了五百多萬美元……
就連日本的各大國立美術館也不甘落後，隨之展開了空前的“大換血”，去歐美購置了大量的西方藝術品。
其中，僅東京都現代美術館買下美國波普藝術家利希滕斯坦的《髮帶少女》就花了六億日元。
可以說，這一切的一切，起因都要歸結在安田保險購買的那幅梵高的畫作。
那不用說，這種行情下，日本國內的藝術品市場也漲瘋了。
像寧衛民當初從三原正恆手裡，以上億円高價買走的那八十多幅畫作，價格漲了四倍也不止。
原先他用來進行賄賂，用高於市價投下去一億円早就變成了將近三億円了。
如果算是他放在京都和大阪壇宮飯莊分店，用來騙保而損失的那幾幅畫，一定可以超過三億円。
可以說是他爲了衝獎，最划算的一筆交易了。
以至於三原正恆現在都想要再買回去，主動找到寧衛民來詢問，他想不想出手？
於是正好，寧衛民又以兩億五千萬円的價格打包賣了回去。
這筆交易的好處，收穫了翻倍的資金還在其次，關鍵賣了三原正恆一個人情。
雖然現在鄧麗君已經不在乎日本唱片大賞了，可松本慶子還把入圍當做夢想呢。
而且寧衛民爲松本慶子籌畫音樂專輯早就在上半年，在日本開始發售了。
目前來看，他們從法國買到的《篷車裡的維納斯》翻唱的日文版《維納斯的風景》銷量相當猛，已經快要追上了當初松本慶子成績最好的《愛的水中花》的成績了，超過毫無懸念。
同張專輯裡除了這首歌，還有翻唱的法國經典歌曲的《玫瑰人生》，以及寧衛民通過鄧麗君跟寶島那邊詞曲作者買到的《掌聲響起來》，翻唱的反響都不錯。
所以說，只要有了三原正恆的幫助，寧衛民覺得，起碼今年唱片大賞的一個金賞是不會落空的。
既賺到了錢，又能彌補自己妻子的遺憾，何樂不爲啊。
至於最後，那就得說說日本政界的事兒了。
因爲在當下泡沫氾濫的經濟大勢下，就連日本的政客們也不能免俗，現階段重大的政治動向無不是以經濟爲核心的。
目前對日本國民生活影響最大的，莫過於消費稅的推出。
在此前，日本一直實行的都是以直接稅爲主體的稅收制度，間接稅則主要針對特定的商品和服務有選擇地進行徵收，徵收範圍有限。
但隨着石油危機之後的日本經濟增速放緩，以直接稅爲主體的稅收制度開始顯露弊端，同時，受社會保障支出增加等因素的影響，日本財政收支出現惡化。
日本財政赤字不斷擴大，政府不得不開始大量發行國債。
正是爲了擺脫財政困境，日本有些政客才提出了消費稅的構想，本質上其實就是增值稅。
只不過，這種多收錢的事兒，怎麼都不討好，從七十年代起，抱有這一主張的日本政客就會遭受各方各面的攻擊，被罵的狗血淋頭。
無論是七十年代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還是八十年代中早期的中增根康弘，只要提出消費稅的議案，無不遭到社會民衆和在野黨，甚至執政黨內部的全盤抵制。
但時間到了八十年代的後期，的確不一樣了。
由於日本社會當下鈔票氾濫，信用擴張已經到達極致，股市樓市給日本帶來了無限的憧憬，每個人都開始相信日本的股市和樓市沒有天花板，未來日本只會更好的神話。
所以無論是民間還是政界和商界對於稅負增加的反感大大降級，已經沒有什麼人牴觸消費稅的出現了。
畢竟現在賺錢太容易了，大多數人的錢都多得不知道怎麼花了，連蔬菜店的老闆每天晚上也是歌舞昇平的。
再加上竹下登這次也對稅收政策做了變通，他採取徵收消費稅與降低所得稅相配合的混合策略，並非像過去一樣一味給百姓增加負擔，最終算是成功推動了消費稅的立法。
目前已經基本敲定，從次年，消費稅法開始實施，日本消費稅將會以3%的稅率正式登上歷史舞臺。
這或許是日本泡沫經濟對於日本這個國家財政方面唯一正向的推動力了。
否則的話，日本政府是沒可能完成消費稅立法的，就衝這一天，竹下登這個首相也不算是無所作爲。
不過話又說回來了，即便是推動此事的竹下登，在這個日本金錢氾濫的環境下也沒辦法保持廉潔，就是在1988年，已經接連有兩件經濟賄賂大案牽扯到的他的身上了。
第一件事，1988年7月爆發的瑞可利事件，日本各媒體揭發瑞可利以低價向政界要人贈送瑞可利Cosmos未上市股票，政界要人再於市場上高價拋售的行賄手法。被捲入此事的自民黨要人幾乎覆蓋了自民黨的所有黨派要人，首相竹下登也赫然在列。
第二件事，就是更著名的且性質相同的利庫路特事件，幾乎是以同樣的手法，利庫路特公司的會長江副浩正用自家公司的低價股票賄賂自民黨各大身居要職的政客和日本電信電話公司會長真藤恆，而且最具戲劇性的是，有些政客因爲事發引咎辭職，而那些自詡清白的接任者上任沒幾天，便同樣被查出接受了賄賂，黯然下臺。
正是這樣的事件，幾乎把自民黨的公信力打到了冰點，日本的民衆已經開始拒絕再相信執政黨的話了。
這樣的政治局面，就連寧衛民都看得傻眼了，現在他每天都免不了要打開電視，買一堆報紙來當吃瓜衆。
說心裡話，他知道過去舊社會的三民黨爛，幾乎各個要員都貪污受賄，他可沒想到，八十年代的日本政府居然也能爛成這樣。
不過要是仔細想想其實也合理，貪腐最適合的土壤不就是經濟景氣度嘛，否則要是窮的時候，想貪也沒的貪啊。
或許正是日本經濟空前的興旺，才造就出了這樣的一批貪腐成性的政客。
當然，有一說一，這個時代的日本政府即便是如此之爛，但還是有一些可取之處的。
這一時期還發生了另一件事，就足以說明這一點。
1988年10月，日本中部城市岐阜地方法院，就對扯落共和國國旗的暴徒進行了判刑，給了共和國一個比較滿意的交代。
這件事具體發生在1988年6月21日，當時在岐阜縣政府舉行該縣和共和國JX省結爲友好縣省關係的簽字儀式時，有15名當地右翼分子將宣傳車開至縣府大樓前進行搗亂，幾名暴徒居然當衆將掛在5米高旗杆上的五星紅旗扯下。
此事發生後，應華夏方面的要求，日本政府及有關當局及時抓捕，並依法懲處了肇事者。
時隔數月後，岐阜地方法院最終對4名被告分別判處1年零3個月、10個月、8個月和6個月的徒刑。
從這件事就可以看出，起碼對於中日友好的誠意，這個時代的日本政府還是過得去的
這個時代的日本對於反戰和尊重和平，也不是隻是嘴上說說，還是有清醒的認知的。
所以在這樣的環境下，日本右翼分子沒有多少生存空間，暫時還掀不起什麼風浪來。
而這或許是寧衛民對這個時代的日本政府唯一認可的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