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就是司法機構，死刑必須交由中央複覈這不必說，各地的按察使隸屬於監察院，但是中央的死刑複覈權朱楧給了刑曹判書，多一個人把關，就會少一份冤假錯案的危險。由於國家初立，承擔不了繁重的政府支出，朱楧就沒有設立大理寺這樣的機構。
至於鴻臚卿、光祿寺等等也一併免了。
最後，是民間基層管理組織，這一點，老朱也給他做好了模板，那就是裡甲制度。老朱規定每一百一十戶爲一里，由其中最富裕的十戶輪流做里長，剩餘的一百人充做甲首，每十戶爲一組，輪流在自己的里長的帶領下服徭役。
朱楧在此基礎上做了改進，他用的是保甲制度，即每十戶編爲一甲，設甲長一名，每十甲編爲一保，設立保長一名，每五保編爲一個大保，設立都保長一名。
保甲之間互相監督，若發現一甲之內有人違法犯罪，其餘人有告發的義務，如果積極告發不僅可以免罪還可以獲得犯罪人的家產，如果知情不報，案發之後，一甲之人全部同罪。
甲長、保長、都保長負責自己轄區內的管理事務，具體來說就是幫助縣令徵稅，催派徭役，平時督促衆人生產，農閒督促衆人練兵，另外還要負責維持治安。
每一甲的甲長都要如實編寫本甲的黃冊，上面要記載清楚本甲各戶人家的人口、土地、財產情況，如有欺瞞，則甲長輕則發配奴隸營做苦力，重則殺頭。
編好黃冊之後要一層層上報，一直報到朱楧那裡，這樣以來朱楧就可以掌握住王國內的每一寸土地，每一個人口和每一份財富了。
由於黃冊關係到朱楧能掌握多少資源，因此被他視爲重中之重，編寫黃冊是，縣衙要派人去監督，保長、都保長也負有監督下屬的義務，如果出現造假現象，那也一樣治他們個監督不力之罪。
此外，朱楧還鼓勵甲長之間互相監督，如果張甲長髮現李甲長有弄虛作假的行爲後積極告發，不僅可以免罪，還可以獲得李甲長的財產，如果他們不告發，查實之後，十個甲長都要獲罪。
最後，朱楧還鼓勵民衆檢舉自己的上級，如果有民衆發現自己的甲長、保長有徇私舞弊的行爲，可以直接向縣衙、巡檢御史，甚至跑到張掖來向朱楧告狀。當地官員不得阻攔，還要供給路費，查實之後，朱楧會給這位民衆獎勵，如果證明是誣告，那他也別回去了，直接去奴隸營中報到吧。
有了這個嚴密的互相制約的管理體系，朱楧可以確信自己能夠掌握王國的一切了，雖然他現在的地盤不大，人口也不多，但他可以集中自己的全部力量來對抗外敵，因此並不虛弱。
韓非子曾經說過：“存亡在虛實，不在衆寡。”這句話真是至理名言，可以作爲歷代君王的座右銘。
翻譯一下就是說，一個國家的存亡在於君主是否握有大權，也就是說君主實際能夠掌握的資源有多少，再不是在於這個國家的人口多不多，地盤大不大。
保甲制度是確保君主掌握國家全部資源的最有效方式，從春秋時的管仲開始運用，一直到商鞅發揚光大，再到近代都被證明是屢試不爽。
舉個例子來說，明朝萬曆年間，經濟十分繁榮，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人口要比明朝初年多好幾倍，可是萬曆皇帝打個努爾哈赤，費勁力氣從全國各地才徵調了八萬五千名士兵（來自當時的首輔方從哲的奏摺），靠着葉赫拉那部和朝鮮兵湊數，才勉強湊夠了十萬大軍。
而朱元璋北伐元大都時，只佔據了江南一帶就一下子出動了二十五萬大軍，後來的北伐蒙古最少也會有十幾萬人。朱棣五徵蒙古，動不動就帶個幾十萬人碾壓對手，這是爲什麼呢？
就是因爲在朱元璋、朱棣那個年代，明朝的裡甲制度、衛所制度都在有效的運行，皇帝能掌握住自己國家的全部力量，國家的整體財力、人力雖然不如萬曆年間，但皇帝掌握的資源很多，可以吊打一切。
而到了明朝後期，由於文官集團的崛起，他們和一些大商人勾結起來不交稅，許多大戶人家也靠給當官的送禮虛報了田產，許多本來在戶籍上的人口都淪爲流民黑戶，不再爲國家掌控。
因此，皇帝雖然看着坐擁萬里江山，但實際上所掌握的財力、物力、人力都大爲減少，全都讓那羣高官、富商、大地主裝進了自己的腰包，所以貌似強大，實則虛弱。到了崇禎年間就更扯淡了，由於崇禎剛上臺時圖樣圖森破，上了東林黨的惡當，殺了給老朱家賣力幹活，賣力搞錢的魏忠賢，還把他的黨羽一網打盡，以至於他瞬間失去了對帝國的掌控能力，被一羣宵小之徒包圍，想幹什麼也幹不成。天啓年間浙江一省的茶葉稅可以收二十萬兩，而到了崇禎十年只收上來十兩，中間沒有“萬”字，完全把皇帝當成要飯的了。
每當崇禎皇帝想要收商業稅、海關稅、礦產稅來充實國庫時，那羣跟大商人、大走私集團、大煤老闆有千絲萬縷的聯繫的官員們都會以違背祖製爲由拒絕，搞得皇帝最後是窮死了。
崇禎有兩句名言，第一是諸臣誤朕；第二是文臣人人可殺。很多人都以爲他是在推卸責任，但在筆者看來，他這是被人涮了之後的發泄。
朱楧一直認爲，所謂的國力跟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人口多少並沒有直接關係。
國力說到底就是君王的掌控力，經濟再發達，人口再多，沒有掌握在君王手裡那又有什麼用呢？
反觀努爾哈赤，雖然一開始的地盤很小，掌握的人口也不多，但通過八旗制度，將地盤內的每一個人都掌握在了手裡，平時幹活搞生產，戰時全都拉出去當兵，因此看似弱小，實則強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