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鯤和索羅斯的嘴炮，不是一天可以打完的。
而且他也不傻，不可能被索羅斯的命題侷限住，只在“金融法則”領域跟對方對噴。
顧鯤又不是金融學家，也不是經濟學家，這些虛頭巴腦的扯淡他本來就不在行。他對97~98的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全部瞭解，都來源於後世的覆盤。
這種知覺要想用來抄答案，並且把答案解釋圓滿，那是可以做到的。
但跟行家辯論，就明顯不夠了。
退一步講，就算顧鯤做了很多功課、瞭解很多經濟和金融辯論的話術和理論，他說這些也不合適啊——
你一個世界巨星、蘭方土皇帝出身的傢伙，怎麼搞得跟金融主義國家的教授似的那麼能噴？開掛了還是腦子該被切片研究了？
這不符合顧鯤的人設。
所以，顧鯤很聰明地選擇了“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索羅斯要扯經濟和哲學就扯吧，顧鯤絕不正面迴應，他只從國際關係的領域，和全球化意識形態的話題上反駁。
談國際關係專業領域的話題，這就很符合顧鯤的人設了，甚至朱猷棟也能說上幾句。
因爲世界上那些小國的土皇帝，基本上都是琢磨國際關係出身的，越是小國越要研究這個。
研究得好了，左右逢源賣國求榮賣得好，讓大國龍顏大悅手指頭縫裡漏出那麼一星半點援助資金，就比鼻屎小國自己奮鬥幾年還牛逼了。
不然怎麼活用“大哥，我不想努力了”這種話術榨取到最高收益？
相比之下，索羅斯那種自命“哲學家”的金融投機客，因爲腦子太軸太喜歡套原則，在需要左右逢源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的國際關係領域，就比較弱了。
國際關係這個專業，最大的原則就是沒有原則。你得講究利益最大化，講究疏不間親幫親不幫理，喜歡套哲學講原則的人來搞國關絕對是要命的。
連續幾次短促交火的嘴仗，從12月中旬打到12月下旬。
媒介也從一開始的電視臺，擴散到了後來的報刊雜誌、紙面媒體上。
因爲不善國關，索羅斯的好幾次辯論，雖然贏得了包括馬來亞和泰國不少大學的經濟學家的力挺，但是他的支持者也就僅限於上流社會精英。
但是，整個東南亞的民衆，對索羅斯的極端怨憤，已經被顧鯤扇起來了。索羅斯每一句冷冰冰的講道理，都被顧鯤借力打力拉仇恨。
顧鯤很明白，磚家怎麼說不重要，他要的就是讓東南亞的五六億人恨死索羅斯，順帶着把這種恨再恨屋及烏一下。
12月24日，平安夜，顧鯤再次趁着節日，花了不少錢和資源，讓《紐約時報》等好幾個重磅媒體，發了一篇關於他的呼籲。
呼籲的內容其實也沒什麼，無非是針對大洋國某務卿的請願，代表東南亞數國人民，要大洋國某務卿公開表態，索羅斯的態度是否是代表了大洋國政府對東南亞盟友的態度，東南亞各國基於對大洋國全球化宣傳的信賴，而作出的種種善意經濟政策，是否應該被傷害。
這個呼籲其實沒什麼效力。就類似於後世白宮必須對那些攢夠了10萬個請願人簽名的議題，作出正式迴應一樣，對方只是迫於壓力，就不得不對話，但不一定要作出任何實質性推動。
但顧鯤畢竟是世界頂級流量名人，加上他最近運作了不少媒體力量聯名，這事兒在東南亞知道的人很多。
而馬來、泰國等幾個國家的當局，也因爲金融危機人心煌煌，正要轉移內部的壓力呢，所以這幾國當局也有人跟着顧鯤一起附議，要大洋國就這事兒作出正式迴應。
奧某布某特卿閣下只能迴應，大意就是幾句意識形態層面的原則性套話：大洋國支持包括金融領域在內的一切自由市場經濟，並且維護自由市場經濟。
這話並不是在挺索羅斯，也不是在說索羅斯不對，無非是不痛不癢的車軲轆話。
就跟後世白宮被10萬人簽名要求回答“請大洋國政府規定豆腐腦只能吃甜的”的時候，也禮貌地迴應了一句“這屬於個人自由，不在先法授權政府依法行政的管轄範圍內”，並不是說甜好還是鹹好。
但是，在東南亞那麼多國家哀鴻遍野的時候，這種強硬的，冷冰冰的迴應，多多少少會讓東南亞沒文化的羣衆對大洋國的態度進一步微妙化。
而顧鯤等的也是這一刻，他終於準備在某務卿等大洋國官方對外態度的代表，被拉下水之後，狠狠將索羅斯一軍。
12月25日，聖誕節當天，顧鯤又一次去了吉隆坡，上了馬來國家電視臺的一檔脫口秀節目。
……
這一次，純粹是個人秀訪談，有點像後世那種撒貝寧採訪馬風的路數差不多，一個臺子，一個主持人，還有一堆還算有點身份的圍觀羣衆。
儘管知道顧鯤有可能說出一些對西方大國大不敬的話，但考慮到馬來國內如今怨聲載道，所以大馬方面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
讓一個外國人把某些話說出來，總比本國要人說少得罪點人。
女主持人依然是上次的丹妮.格林，她說完一堆鋪墊的話後，捧哏地問：“顧鯤先生，近期您和索羅斯先生，乃至其他一些西方要人的對話，在民間都引起了熱議。請問對於他們的最新應對，您有什麼想說的呢？”
然後，就是一段關於索羅斯和大洋國某些人如何反噴的集錦片段——演播室現場並不會放這些，但電視機前的觀衆可以看到這段插播。
鏡頭切回來之後，顧鯤坦蕩地說：“我覺得，既然他們都把話說到這個份上了，我其實沒什麼好直接反駁的。我之前的觀點，尤其是關於‘經濟和金融政策，也是政治乃至國際關係的延續’，相信大家都已經瞭解了。
正如克勞塞維茨說戰爭是政治的延續，一個國家的涉外經濟政策，當然也是國際關係的延續。就拿泰國之前的將泰銖匯率與美元綁定的舉措來說，這確實是導致風險積累的懶政。
但我們也不能否認，泰國並不是自古就這麼綁定的，是在91年露西亞解體後纔開始這麼綁定的，泰國當局這麼幹，是基於對大洋國能領導新時代的自由世界的信賴。
可是，索羅斯近期那些口口聲聲說要用哲學和正確認知世界的方式，矯正這些‘懶政’，他的意思就是說，泰國基於對大洋國的信賴是錯的。奧某布某特卿閣下說這一切跟大洋國官方無關，就是在說‘我沒讓你們因爲信賴大洋國而放鬆警惕，是你們自己放鬆了警惕的’。
這一點我倒是絲毫不意外，因爲大洋國幾百年來都有打着支持絕對金融自由的旗號坑人的傳統，我必須爲他們洗清冤屈，他們並沒有針對我們東南亞人民，因爲他們連自己人都是這麼坑的——
兩百年前，大洋國剛剛獨立的時候，學歷史不好的朋友，可能都忽略了一個事件，那就是大洋國的謝斯起義。那事兒的本質是什麼？是數萬名爲大洋國的獨立拋頭顱灑熱血的戰士，因爲獨立戰爭期間政府拖欠軍餉無法維生，只能把代餉的邦聯債券拿去低價打折拋售給約翰漢考克爲首的金融投機客。
於是等大洋國獨立成功後，約翰漢考克們就把數萬大陸軍戰士逼得家破人亡、那些人爲國浴血戰鬥了八年，結果連自己家的房子和農場都被抵押剝奪了。那時候，漢密爾頓那個老渣滓是怎麼說的？其實就跟今天我們聽到的應對是一樣的。他們要保衛金融自由嘛，投機客的既得利益必須被保護嘛！所以後來激起了數萬叛軍，只能重新把花生頓請出來剿滅。
索羅斯就是當代的約翰漢考克，大洋國某些人也就是當代的漢密爾頓——當然，以他們的三觀，或許還會把自己被稱作當代漢密爾頓而沾沾自喜呢，他們從來不以當漢密爾頓爲恥，還把漢密爾頓印美元上呢。”
顧鯤的話過於奔放，以至於電視臺都想把錄製掐了。幸好想到這並不是現場直播，便決定到時候剪掉一些鏡頭就好。
任何用輿論、用破壞信賴、用其他合乎國際法的手段打壓別國經濟預期並且收割的行徑，也都是應該被納入新的國際交往準則的——可是，我想，這種利用之前善意信賴國不明確規則而割肉的行徑，持續不了多久。規則的不對稱不透明，是很快會消弭的，下次別人學乖了之後，必然導致國際環境的全面、劇烈惡化，那時候，大洋國恐怕就要吞下苦果了。”
女主持人丹妮：“能說具體一點嗎？您剛纔的泛泛而論，似乎缺乏現實依據。”
顧鯤：“當然可以具體一點，不過，在此之前，我忽然想到了一個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