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會議之後，溫安志組織人手研究了針對南宋的宣傳工作的具體改進問題。
然後把這個事情通過復興會渠道上報到了中都復興會總部，讓總部知曉。
這個消息被蘇詠霖知道之後，蘇詠霖召開了復興會總部會議，對復興會的宣傳工作進行了一番調整。
“針對已經習慣我們政策的本國國民，就延續當前的宣傳政策，以反對上等人、革命和清算作爲宣傳的重點, 但是對於那些敵國民衆的宣傳，大可不必那麼詳細、優厚。
一來他們不識字，我們的傳單他們看不懂，二來，正如現在我們所遇到的問題，把自己宣傳的太好了，政策太優越了，屬於用力過猛，過猶不及，反而不容易被受盡虐待的人們相信。
他們還沒有接受大明的治理，還沒有親眼看到大明政策的實施，若要讓他們相信，就必須要說的稍微委婉一些，至少在他們看來是可以實現的。
比如稍微減少一兩種稅目，減少個一成農稅，或者兩成農稅，減少一些口賦算賦，把舊王朝加在他們身上的負擔稍微減少個兩三成，以此作爲宣傳的突破點，我想，宣傳效果應該會好上許多。”
蘇詠霖的意見在復興會總部進行了一番討論，最後得到了會議的通過。
復興會原本負責此事的是庶務部下轄宣傳司，洪武三年, 蘇詠霖認爲宣傳工作非常重要，且應該逐漸成熟起來，可以擔當大任，於是便把宣傳司獨立出來, 提升爲宣傳部。
接着，又提名原海州復興會分部主任王康時擔任宣傳部主任，這一任命得到了總部大會的通過，隨後王康時就任宣傳部的主任職位，全面負責起了復興會的宣傳工作。
這一次復興會宣傳工作的調整也將由宣傳部全面負責，將原有針對南宋、高麗的宣傳口徑進行調整，針對他們內部的一些情況，進行適當削減，以達到令人信服的目的。
同時，蘇詠霖下令嘉獎河南兵團復興會分部以及輔助工作的農民軍復興會分部，希望他們可以盡心竭力，繼續工作，全力推進新得到的南宋五路的土地的清理和治理工作。
針對接下來一段時間的對南宋的工作，蘇詠霖決定讓駐紮淮南的周至所部遊奕軍進行戰略準備，隨時準備渡江支援張越景，一旦南宋拒絕明國的五個要求，那麼便立刻發起臨安破襲戰。。
趙昚不答應，就打到他答應爲止，還要儘快突破到臨安，包圍臨安，強逼趙昚答應這個要求，否則就攻破臨安。
看看趙昚到底是選擇當江南國主，還是當階下囚。
夾生飯雖然不好吃，但要是趙昚實在是給臉不要臉，硬是要爭一口氣，那麼就算是一鍋夾生飯，蘇詠霖也要竭盡全力把它吃下去。
大不了之後消化不良一兩年，倒也不會出現太大的問題。
但若是能慢條斯理吃相優雅，蘇詠霖也不想做那個狼吞虎嚥傷了胃的人。
狼吞虎嚥對胃不好。
與此同時，根據新得南宋五路的情況，以及之前已經佔領的淮南東路，蘇詠霖決定進行一波行政區劃規定。
南宋這邊新得領土當然不會延續過去的行政規劃，需要對南宋的行政規劃做翻一番更改。
首先是淮南東路和淮南西路，以及尚未獲得卻遲早將要得到的江南東路。
這三個路，蘇詠霖打算把它們聯合在一起，設爲江淮中直轄，作爲中央政府在江淮一帶的直轄地，地位等同於北方的中直轄。
北方的中直轄作爲國都，爲的是遙控草原、東北，爲國屏障，而江淮中直轄則是爲了把持住江南軍事戰略要地，增強國家對江南的控制力。
目前雖然還未得到江南東路，不過這也是遲早的事情，江淮中直轄先建立起來，暫時以揚州作爲治所，未來拿下建康府之後，將以建康府作爲治所。
而江南西路也很好處置，直接改設爲江西行省，以建興府南昌縣作爲治所。
至於荊湖南路、荊湖北路和京西南路這三個路，蘇詠霖打算將其行政規劃徹底改變，以洞庭湖作爲分界，設湖南行省和湖北行省兩個行省用以建立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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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府、嶽州、澧州三地以南屬湖南行省，以北便是湖北行省。
湖南行省以潭州長沙縣作爲治所，湖北行省以江陵府江陵縣作爲治所。
三個全新的行政區劃草案完成之後，蘇詠霖召集朝廷各部門進行商討，然後做了最終確定，基本上沒有做什麼修改，直接得以確定，便以這樣的計劃公佈下去。
中都吏部和復興會組織部開始就這三個行省的行政班子進行官員選擇，着手準備搭建這三個行省的治理班底。
蘇詠霖要求他們選派精幹官吏，要以最快的速度完成搭建，並且儘快安頓到三個行省開始治理工作，以期儘快恢復三地元氣。
這三個行省深入南宋腹地，是未來第三次明宋戰爭、也是最後大決戰的發起地和後勤補給基地，這三個行省的治理好壞將直接決定明國發起的第三次戰爭能進展到什麼地步。
蘇詠霖親自參與到了吏部和組織部的人才選擇當中，着重挑選有經驗、年輕且精幹的官員。
會員南下，選擇老人牽頭、新人輔助的方法，老帶新，給新人鍛鍊能力的機會。
當然了，處理這些外部新事務的同時，也有不少內部事務需要蘇詠霖處理，很多事情蘇詠霖都是一口氣頒佈下去，朝廷、復興會各部門共同辦理，全線推進，以增加處理公務的效率和革命建設任務。
爲了推進明國向真正的進步邁進，蘇詠霖做了很多工作，包括幫助百姓脫盲，建立學校，爭取推進普及教育的工作等等。
經濟方面，設立工場、推進農業集體化、探索海外貿易航線等等，這些也都是目前的工作。
而在這些非常重要的工作之中，還有一個不那麼顯眼但是同樣很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蘇詠霖決定推動華夏紀年制度的建立，爲整個古代歷史進行一個脈絡梳理。
事情的起因是明國建立以來兩次的人口普查工作中出現的一個普遍問題——大部分明國百姓不知道自己的年歲幾何。
這個其實很正常。
古時候雖然有所謂的干支紀年法，但是這東西顯然不是大字不識一個的老百姓能搞明白的，較爲簡單的年號紀年法也因爲年號多變而變得非常繁瑣。
且古時候消息傳遞速度很慢，有一些時代皇帝換年號就跟玩一樣，這邊剛宣佈換一個年號，等消息傳到帝國偏遠地區，皇帝又在帝都宣佈更換一個新年號。
一來二去，很多人就把年齡給搞亂了。
除了少部分有意識記錄自己年齡的人家之外，大部分人都活的糊里糊塗，基本上要依靠齒齡等醫學手段判斷自己的大致年歲。
這種情況的存在甚至影響到了現在的科舉考試。
科舉考試時要限定年歲的，少於十八歲不能參加科舉考試，但是很多底層出身的考生並不知道自己的年齡，所以處理起來就很麻煩。
思來想去，蘇詠霖決定開始推進華夏紀年制度的確立。
他意圖將整個古代歷史進行一次徹底的梳理，並且以華夏紀年法進行紀年標註，年號紀年法和華夏紀年法暫時並行，用以幫助天下人瞭解年份、知曉春夏秋冬。
蘇詠霖覺得這樣的做法有很重要的意義。
他有意在自己這一代終結掉封建帝制，所以他覺得將至他自己的全部古代歷史進行一波梳理、蓋棺定論，寫盡封建時代的繁榮昌盛、腐朽衰敗、人文之光、剝削壓迫。
這將幫助他將封建時代徹底埋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