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成八這個進度是燕雲地區推行兩年到第三年的試驗區內數據。
燕雲的試驗區能夠達到那個百分之九十三的進度，還要算上第二年發生的小規模自然災害的推進。
而山東與河南地區第一批推行集體農莊試驗的地區直接就是百分之八十八的加入率，集體農莊迅速在山東、河南之地風行起來。
很多地區的農民因爲集體農莊沒有推行到他們那裡，甚至還有一些情緒，試圖說動農會也在他們這邊推行集體農莊。
這不是蘇詠霖不願意，而是集體農莊操作起來的難度很大，遠大於個體戶小農生產，需要一定的知識儲備，能執行這一政策的幹部人數不夠，需要培養。
因爲人才缺口太大，以至於對這一政策不太熟悉的當地農會幹部需要接受朝廷農部和復興會庶務部的火線培訓。
那一段時間，山東、河南各級農會成員和復興會庶務部成員那是白天工作，晚上挑燈夜戰火線補課，個個都是肝帝，頭髮一抓掉一把。
算術知識的培訓，統計知識的培訓，管理知識的培訓，針對性專業技能的培訓等等。
要學的東西非常多，都是燕雲地區的實踐中出現的、然後被大家總結出來予以解決的技能問題。
還好，雖然忙碌緊張，但是沒出什麼大亂子，集體農莊政策很好的在山東、河南之地普及開來，極大地緩解了當地農民的生產生活壓力。
在集體的安頓之下，很多農民表示他們有了極強的安全感，心裡非常踏實，外出上工或者幫朝廷軍隊運送軍糧的時候也不擔心家裡土地沒人耕種，不擔心收穫季節沒有收成。
上工的時候一心一意的工作，回到家裡就按照農莊的任務分配耕種土地，過着規律的生活。
用手上的工分進行結算，最後分配的時候誰都不吃虧。
這種安全感和踏實感是他們支持並且加入集體農會的重要原因。
而通過這一系列的改變，這一地區的農業生產關係也就隨之發生了改變，以較爲溫和的方式完成了從土地私有制到公有制的變革。
而這一制度的優越感體現出來之後，必將進一步引向周邊地區，促使周邊地區的農民對集體農莊的接受程度大大增加，牴觸情緒大大減少，最終將會以一個較爲溫和的方式完成該地區農業生產關係的變革。
這是蘇詠霖所估計的。
農業問題關乎國家生死存亡，他非常的謹慎小心，不敢大步邁開向前進，也不敢小瞧農民階層的普遍屬性，沒有覺得這些年的革命教育就真的可以讓農民瞬間轉性，變得十分理智。
事實上涉及到個人利益的時候，每個人都會變得不那麼理智，而這種情況是劇烈還是相對溫和，主要來自個人對自身生存難度的估算。
當人對周遭大環境感到安全感充足的時候，他就會相對理智、溫和，而周遭大環境讓人的安全感並不那麼充足的時候，人普遍就會變得狹隘、自私、暴躁。
這並不是普通人的問題，是統治者和大環境的問題。
作爲統治者，營造一個相對安全的大環境是很有必要的，也是統治者的使命，達不成這個使命，統治者就是失敗的，失敗的統治者沒有資格怪罪普通人的狹隘、自私和暴躁。
農民的確短視，但是在封建時代的大環境之中，短視反倒是底層民衆必備的素養，只有足夠短視，才能不被餓死。
當一個人竭盡全力才能勉強果腹的時候，要求他把眼光放長遠就是一種暴政。
希望他人擁有長遠眼光的同時，首先要考慮生存環境和生存狀態到底能否允許他人擁有長遠眼光，否則就是空手畫大餅，是要死人的。
所以蘇詠霖從來不曾考慮過用更加直接的手段快速完成他的社會改造，他有足夠的時間，有足夠寬鬆的國內外環境，歷史站在他這邊。
集體農莊的成功推行和民衆對集體農莊的低牴觸情緒證明了蘇詠霖對大環境的改良成功了，也證明了明政權運轉的成功。
這是大方向。
而小方向上，農民們更多開始在意身邊雞毛蒜皮的小事而不是生存危機，本身也是社會進步的一種體現，這是農民開始具備長遠眼光的預兆。
蘇詠霖對此感到非常高興。
說到底，農業集體化的根本目的是爲了更好地實現工農業剪刀差，通過這種剪刀差來爲工業發展進行原始的資本積累，以幫助國家實現工業化。
後發國家因爲失去了早期地理大發現和殖民時代的紅利，無法通過吃別人來進行原始積累，想要後發制人成爲一個現代化國家，只有通過工農業剪刀差的方式來進行。
集體農莊比農民個體戶好就好在使得政府的稅收對象從數千萬的農民個體轉變爲了十數萬的集體農莊，大大增強了政府的稅收效率，降低了稅收成本，且可以最大限度的實現工農業的剪刀差，完成資本的原始積累。
這對於國家發展工業有極大的推動作用，而代價就是農民的生活水平只能長期維持在一個較低的水準上。
然而在蘇詠霖這裡，對這種原始積累的需求其實並沒有那麼大。
一來技術還沒有到那個地步，想要進行全面工業化其實並不可能，目前還處在一個技術摸索階段，所以並不需要那麼多錢。
二來通過土地革命，他已經從舊統治者、舊官僚和就地主豪強階級手中獲得了巨量財富，目前來說，明國並不缺錢。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
這個時代世界上且沒有成爲西方主導的世界，地理大發現也好殖民也好，都沒有開始。
世界尚且處在聯通之前的混沌期，大家都沒有開啓戰爭迷霧，大家眼中的世界都只有自己立足的那一小塊。
所以蘇詠霖最該做的並不是通過集體農莊實現工農業的剪刀差來發展工業，而是進行大航海，引領時代風潮，通過地理大發現的紅利來爲大明實現資本的原始積累。
他完全不需要通過農民的辛勤勞動來完成資本的原始積累。
他想要推動集體農莊的理由，真的就是提高糧食產量，增加國家糧食儲備，然後幫助農民們抵禦單個農戶難以抵禦的自然災害。
他想讓農民們擁有一個集體組織，通過集體的力量對抗自然災害，實現高生存率。
通過這個集體農莊的存在，實現大明國家土地制度的轉變，實現從個人私有到集體公有的轉變，以此消滅土地兼併，消滅地主，讓地主再也不能出現。
同時通過集體農莊的組織教化改造農民階級，讓他們真正具備集體意識，具備組織意識。
他希望農民遇事知道找集體找組織，遇到不平事的時候，有一個組織可以依靠，遇到強權暴政的時候，可以通過組織抱團進行對抗。
單個農戶面對強權暴力是極爲脆弱的。
而蘇詠霖從古代宗族抱團的行爲當中瞭解到了古代宗族抱團在地方形成勢力的最原初的目的就是對抗統治者的暴政。
古代民衆通過血淚教訓知道了對抗統治者的時候個人的力量是很小的，是難以反抗的，可要是抱團，就不一樣了。
後來的封建時代中，皇權面對地方士紳家族抱團的時候所採取的就不是對抗策略，而是懷柔拉攏策略，甚至某些時代皇權還要退避三舍。
這充分證明了集體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