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件事情就發生在二月中旬，三月初，時間已經結束，不過餘威還在。
蘇詠霖強大的整軍能力與果決的殺戮手段也讓很多人都對他感到畏懼，但同時也感到敬佩。
他們親眼看到蘇詠霖以強大的武力乾脆的殺人，對於反對者不留一絲情面。
同時他們也親眼看到了蘇詠霖整頓軍務，更改軍規軍法，讓軍隊號令清晰、條文明確，各種問題都能找到對應的解決方法。
一團亂麻的局面很快就被理順理清，給人豁然開朗的感覺，一切都變得和過去不同，一切看上去都是那麼新穎、有活力。
所以他們稍微明白了爲什麼原先的勝捷軍有那麼強大的戰鬥力。
有些事情你真的不服不行。
你自己幹不好，而有些人就是能很輕鬆地把問題全部解決掉，不佩服都不行。
蘇詠霖完成了軍隊的整頓，整合了河北的軍事力量，把他們全部置於自己的指揮之下，下一階段的目標就是把軍隊的訓練水平和組織度給拉上來，這樣纔算是有戰鬥力的軍隊。
精神是軟實力，拳頭是硬實力，光有精神還不夠，不能只是追求站着死，得想方設法的站着活，乃至於站着把錢給掙錢了。
爲了達成這個目標，原先勝捷軍的練兵條例也得到了貫徹落實，軍隊的本職工作到底還是打仗，軍事技能不行，談什麼都是假的。
熱火朝天的大練兵開始了。
而在這一計劃進行的過程之中，蘇詠霖意外地迎來了趙作良的拜訪。
他可是真的沒想到趙作良會來拜訪他。
畢竟兩人一直都是點頭之交，他能感覺到趙作良對他的疏遠和冷淡，乃至於若有若無的戒備。
當然，他也絕對談不上對趙作良有什麼好感。
只是趙作良和其他那些趙家族人比起來相對比較理智一點，辦的事情也好看一點，不像趙開山那麼莽。
這是蘇詠霖打探到的消息，也是他對趙作良的基本看法。
但是趙作良來了以後基本上就是衝着震撼他一整年來的。
趙作良親自來和他談婚事。
談蘇詠霖自己的婚事，對象是趙作良的女兒。
“蘇將軍年齡也不小了，正是應該談婚論嫁的時候，老夫有一小女，年方二八，姿色秀麗，知書達禮，甚爲聰慧，尚未婚配，不知蘇將軍可有中意之人？若是沒有，小女如何？”
對於這個專門上門來說親事的人，蘇詠霖一時半會兒甚至感覺他是來搞事情的，是來鬧着玩、找他尋開心的。
趙開山的族叔，常年輔佐趙開山治理家族，不可或缺的幫手。
那麼近的關係，卻來找我談婚事？
怎麼也不像是真的啊。
可是看着他十分嚴肅的表情，蘇詠霖又覺得這個事情的確不太像是在開玩笑。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事可絕對不是可以用來開玩笑的。
尤其是他們這樣的人家。
而且說老實話，婚戀市場上蘇詠霖可不是什麼搶手貨。
這段時間以來，別說高門大戶，連一般的地主豪強之家都沒有流露出太大的想法。
偶爾有一些來探口風的，聽上去也不是真心實意，搞得蘇詠霖的婚事頓時有了點老大難的架勢，就像是沒人要一樣。
這多少讓聲勢日隆的蘇詠霖集團有點尷尬。
但是這也讓蘇詠霖感覺到了在金廷的高壓之下，自己的整個集團所處的真實的政治環境，以及整個河北的地方勢力對自己的真實態度。
他們依然沒有做出真正要投靠他而背棄金國的準備。
有些家族就算參加了叛亂，也是隨之分家，只有一支族人跟着蘇詠霖造反，還有一支做順民。
有些家族則是乾脆的不聞不問，做中立派，誰也不幫或者說誰贏了幫誰。
衆生百態那可真是一覽無遺。
蘇詠霖設想過這種尷尬會被某一個頭鐵的家族打破，但是他絕對沒想過這個尷尬居然是由趙作良來打破的。
之前他聽說趙開山在厲行反腐，結果反到了自己家人頭上，把趙作良搞下去了，趙作良被逼辭職，交出了權力，回家去了。
他當時還覺得有點搞笑，但是沒想到這個時候趙作良卻出現在自己面前和自己談論婚事。
趙作良可是趙開山叔叔級別的人物，再怎麼說也是趙家的重要人物，他怎麼會來到這裡和自己談婚事呢？
難道趙家內部已經有人覺得趙開山不靠譜，想要給自己留一條後路了？
雖然說趙開山的確是個坑貨，但是此時此刻他依然處在得志時期，若是沒有他這種分析能力，很難看得出趙開山正在走向滅亡。
這個時候做出背棄趙開山投靠他的決定，難不成是先知？
趙作良有這種水平？
“您是趙氏的元老，地位很高，關係很緊密，而據我所知，趙氏宗族對我的觀感總體上是負面的，所以我的確想不通您會來這裡與我談論婚姻之事，能請您爲我解惑嗎？”
趙作良開門見山了，蘇詠霖也就不藏着掖着了，也問得很直接。
兩個都很直接的人談起話來就會很舒服，沒什麼隔閡。
“這一次回鄉，讓我開始反思我這麼多年來爲了趙氏忙前忙後鞍馬勞頓，到底是爲了什麼，又得到了什麼，最後還剩下些什麼。”
趙作良開始把自己所經歷的事情完完整整地告訴了蘇詠霖。
從回家以後的一系列遭遇開始講起，講着講着，委屈的味道溢於言表。
蘇詠霖聽了以後沉默了很久。
他沒想到趙作良居然開始思考個人和宗族之間的關係。
這在現實政治中是個雷區。
是一個連皇帝都不會去觸碰的雷區。
毫無疑問，在蘇詠霖未來的道路規劃之中，是有解體宗族這一目標的，固然方法不一，但是目標是一定的。
唐末五代以來，世家大族主導的士族政治走向毀滅，原先社會基層的政治結構被毀滅，社會基層的出現了權力的真空。
北宋建立之後，儒家思想日漸走向屬於它的復興。
儒家思想從東漢白虎觀會議走向高峰之後，伴隨着魏晉南北朝的大分裂時代，就一直走下坡路，不復東漢時期的輝煌。
隋唐固然一統，但延續南北朝時代的文化局面，儒釋道三家並行，儒家思想並未完全成爲主流。
直到宋，隨着軍事上的日益保守，宋帝國需要一種可以充分保障皇權地位的思想成爲治國理政的主導思想，在這一背景下，儒家思想完成了屬於它的復興，重新取回了國家憲法一樣的地位。
儒家文人們把三綱五常粉刷一遍，重新請上舞臺。
在這套框架之下，一個超穩定社會結構誕生了。
縣以下的傳統社會結構之中，宗族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相當程度上，宗族纔是地方上真正的基層管理者。
出於交通、行政成本和維穩成本等方方面面的考慮，封建統治者並不抗拒和傳統宗族分享地方上的基層權力。
皇帝是天下人的宗主，家主是宗族的宗主，丈夫是家庭的宗主。
在各自的框架內，他們都擁有其他官員、宗族成員、家庭成員不可置疑的權力。
如果有人質疑，那麼既得利益者就會正大光明的動用法律、族規、家法來懲戒叛逆者，維護自己的權力和地位。
無數個家庭家庭組成宗族，無數個宗族組成國家，一環套着一環，一個社會每個階層都有人可以享受到三綱五常帶來的好處。
哪怕是個窮鬼，對自己的家人都有處置的權力，妻子孩子是不能違抗他的。
超穩定社會結構由此形成，且在極大的層面上降低了封建帝國對基層治理的成本。
因爲所有三綱五常制度下的受益者都會不自覺地維護這一套制度。
而正是在宋朝，這一套制度又一次發揚光大，社會穩定性較之前朝前所未有的增強，維持穩定的力量空前增強，極大的削減了宋廷的統治成本和維穩成本。
不需要把政權無限度的下移，不需要無限度的增加官吏開支，靠着統一的思想和三綱五常，宋廷也可以達到維持地方穩定的目標。
而宗族就是這一重要的介於平民和官府之間的維穩機構。
帝國財政從來不會多麼寬裕，諸多支出項目之中，也只有養官的費用可以稍微馬虎一點，能在這方面削減開支，統治者如何會反對呢？
這當然也無形之中增加了宗族在地方上的力量擴張，形成了官府和宗族共享權力的基層生態。
只是這一生態固然幫助帝國維持了穩定，削減了行政開支，但是也會在其他地方把這一紅利給收回去。
從來沒有兩全的事情，統治者做判斷的時候，經常會有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判斷。
這件事情也一樣。
宗族降低了朝廷的統治成本和難度，幫助朝廷付出了統治成本和維穩成本，那麼這個成本難道就是白送給朝廷的嗎？
難道宗族是個慈善機構，免費爲朝廷管理地方還要贈送賦稅和動員水平嗎？
當然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