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推動國際關係現代化的方略
新型國際關係是中國首先倡導的理念，也就是中國構想並努力打造的國際關係現代化的形態。中國如何推動新型國際關係的構建，不僅關係到自己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進程，也會對世界各國在推動國際關係現代化上起到示範作用。中國推動國際關係現代化的方略是與中國的外交戰略及安全戰略緊密相關、高度契合的。
一、推進中國特色大國外交
這裡講的中國特色大國外交不是指中國外交戰略佈局中對其他大國的戰略與政策，也不是指大國之間的戰略博弈，而是指中國作爲一個大國的外交。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指出：“中國必須有自己特色的大國外交。”這意味着“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正式成爲中國外交的新理念和新定位。同傳統的大國外交相比，中國的大國外交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其中最突出的就是順應時代潮流，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旗幟，在實現中國和平發展的同時，與世界共同發展、共享和平、互利共贏。
（一）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演進
雖然“中國特色大國外交”這個概念剛剛出現，但是中國的大國外交併非近年纔有的事物。中國的大國外交有一個演進的過程。
中國自古就不是一個普通國家。古代曾長期是世界人口大國、地理大國、經濟大國、文化大國，有時也是軍事大國、政治大國。即使是近代遭受西方列強欺負的時候，也仍然是世界人口大國和地理大國。
身爲“大國”，自然就有“大國外交”。朝貢體系就是古代中國大國外交的突出特點。乾隆皇帝拒絕與英國通商，儘管體現了他的傲慢、封閉與偏狹，但也反映出其大國情懷。1863年，同治皇帝在給林肯總統的信中稱：“朕承天命，撫有四海，視中國和異邦同爲一家，彼此無異也。”儘管此時的清王朝已經被西方列強打敗了兩次。八國聯軍戰爭，中國一國對八個西方列強，雖然以慘敗爲結局，但也隱含着晚清朝廷未將其統治下的中國視爲一般的中小國家。第一次世界大戰摧毀了好幾個大帝國，有些曾經的大國，如奧匈帝國、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從此分崩離析，退出大國行列；而中國卻一直追求大一統，大國稟賦得以留存。巴黎和會未能給中國以“戰勝國”待遇，引發“五四運動”，這也從側面反映了中國民衆仍懷着大國情結。
以實現民族解放和復興爲己任的中國共產黨人也從未將中國看成一個普通國家，正如毛澤東所說：“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正是出於這種認知，中國外交一直蘊含着大國外交的“氣度”。
概括地講，新中國的大國外交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爲1949—1979年。這時的中國不僅是人口大國、地理大國，還是政治大國。中國“一邊倒”向社會主義陣營，極大地改變了冷戰對抗中兩大陣營的力量對比。中國敢於出兵朝鮮，直接同世界第一強國美國兵戎相見，也反映了當時中國領導人的一種“大國氣魄”。後來積極作爲構建中美蘇“大三角關係”，以及“三個世界”劃分，特別是給予許多發展中國家無償援助，都是大國外交的體現。
總的來看，這一階段的大國外交，主要依託於中國的政治大國地位，主要着眼點是鞏固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和政權、維護國家安全。不過，由於中國的綜合實力有限，大國外交的效果也相對有限。雖然在世界格局中佔有重要一席之地，是“五大力量中心”之一和“大三角”之一角，但是在國際舞臺上的影響力還不夠突出，有時在維護自己的核心利益上都顯得作爲不足，尤其是受“左”的思想影響出現不少失誤。
第二階段爲1979—2013年。這時中國的大國稟賦未變，還是人口大國、地理大國，同時也是政治大國。不過，這時中國調整了對外戰略，將發展經濟作爲內政首要任務，對外則尋求開放，營造和平穩定的外部環境，同世界各國保持良好關係，所以這一階段中國外交比較低調，突出“最大發展中國家”的身份，不太強調“大國外交”。不過，中國的大國情懷依舊，“大國外交”的身影還在。鄧小平就強調，“所謂多極，中國算一極。中國不要貶低自己，怎麼樣也算一極。”兩極格局解體後，推進多極化一直是中國的一項重要主張。與此同時，中國也一直主張改革現行國際秩序，而國際秩序通常都是大國關注的事情。
總的來看，這一階段的大國外交是以韜光養晦爲前提的大國外交，中國外交更多地着眼於爲國內發展營造良好外部環境，在國際舞臺上則是有限度地發揮大國的作用。
第三階段始於2013年。歷經五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使西方發達國家遭受重創，新興國家羣體性崛起加速。而中國則是新興國家的代表，崛起勢頭舉世矚目。伴隨着綜合實力的增長，中國的國際地位相應提升，世界許多國家都期待中國發揮“大國作用”、承擔“大國責任”。與此同時，中國作爲大國所面臨的新問題和新挑戰日益突出。出於中國自身發展的需要，同時也是順應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的需要，中國外交需要更加有所作爲，因此也就更加需要展現“大國外交”。中共十八大之後的領導集體在外交事務中“奮發有爲”的一面讓世界矚目，儘管仍然堅守着韜光養晦的精神實質。
（二）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鮮明特色
中國的大國外交與傳統的大國外交相比，到底有什麼不同？中國特色體現在哪裡？這正爲世界所關注。
一個國家的外交首先要爲本國利益服務，中國也不例外。但是在舊時代，西方列強在獲取本國利益時，常常以犧牲別國利益甚至世界整體利益爲代價。對比之下，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鮮明特色是：在堅定地維護國家獨立、主權、安全等核心利益時，順應時代潮流，努力爲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增進國際合作、實現互利共贏貢獻力量。
二戰結束後，面對核戰爭的恐怖前景以及兩次世界大戰所造成的災難，全世界人民都渴望和平，負責任的政治家也在總結兩次世界大戰的教訓，思考如何避免新的世界大戰。求和平成了時代潮流。中國作爲一個擁有幾千年文明史的大國，一直受“和合文化”的浸潤。在經過一百多年艱苦卓絕的反對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鬥爭而贏得民族獨立後，非常珍重和平。特別是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先進理論的指導，立志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中國共產黨人，更是以維護世界和平爲己任。然而，新中國所謀求的和平，是獨立自主基礎上的和平，而不是舊時代的和平。在舊時代，廣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是沒有完整國家主權的，它們同宗主國之間保持着的“和平關係”是不平等的、屈辱的，因此也是不可持續的。正是因爲這樣，贏得了民族獨立的新中國在處理對外關係時要“另起爐竈”、“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以求在獨立自主的基礎上，同世界各國建立平等的關係，和平共處。
以後，新中國又不斷總結經驗教訓，探索更加有效的維護世界和平的途徑。從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到高舉反對霸權主義的旗幟，再到奉行不結盟政策，都體現了維護世界和平的宗旨。特別值得強調的是不結盟政策。在舊時代，結盟成了許多國家維護安全的主要途徑。一些大國也常常打着維護世界和平的旗號實行結盟政策。然而，結盟往往是與對抗相伴隨的，盟友們爲了對抗共同的敵人才聯合起來。從歷史教訓來看，結盟的結果是導致兩個國家集團的對抗，最終走向熱戰或冷戰。到了20世紀80年代，伴隨着改革開放的推進以及對和平與發展時代主題的認知，同時也結合對中國外交從“一邊倒”到“一條線”利弊得失的反思，鄧小平毅然決然地提出了以不結盟爲鮮明特色的全方位和平外交政策。在2014年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習近平提出“要在堅持不結盟原則的前提下廣交朋友，形成遍佈全球的夥伴關係網絡”。這是對不結盟思想的進一步豐富、發展。
二戰後的民族解放運動**使一大批亞非拉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獲得了民族獨立，這是世界歷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極大地改變了世界政治格局。然而，這些新獨立國家卻面臨着嚴峻的發展問題。許多國家雖然政治上獲得了獨立，表面上是主權國家，但是由於經濟發展不成功，逐漸形成對發達國家的嚴重依賴，進而導致政治上時常不得不忍受“被幹涉”、“不自主”。與此同時，有些國家因爲貧窮落後而政局不穩，內亂、內戰頻發。有些內亂、內戰或者波及他國，或者被他國藉機插手，甚至演變成更大規模的戰爭。許多有識之士認識到，發展問題不解決，持久和平很難有保障。無論是從實現衆多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獨立和發展進步，還是從維護世界和平的角度考慮，解決發展問題，推進世界共同發展，在當今世界都具有全局性、戰略性意義。發展成了繼和平之後的另一大世界潮流。
新中國成立後一直致力於探索適合自己國情的發展道路，同時也關注世界共同發展，特別是廣大發展中國家如何在獲得政治獨立後儘快實現經濟獨立。從鄧小平1974年在聯大提出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到後來強調“東西南北”兩大關係中南北關係更爲根本，體現出中國領導人對發展問題的高度重視。
冷戰結束後，一度分裂的世界市場迴歸統一，經濟全球化進程加速。然而，對廣大發展中國家來說，經濟全球化是把雙刃劍，一方面它們有可能借助全球化帶來的資金、技術等要素的流動，加速發展自己，但是另一方面又可能使自己在國際經濟競爭中處於更加不利的地位，進而進一步被邊緣化，拉大同發達國家的距離。中國作爲發展中國家的一員，與廣大發展中國家同呼吸、共命運，因此更加重視國際事務中的發展問題。中國不僅一如既往地重視加強同發展中國家的關係，將之作爲外交戰略佈局的基礎，而且還在國際多邊舞臺上站在發展中國家立場上發聲，推動國際秩序朝着有利於發展中國家的方向演進。比如在聯合國改革問題上。2005年是聯合國改革年，圍繞聯合國改革《成果文件草案》和安理會改革，國際社會各種力量之間進行了激烈的博弈，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始終站在發展中國家一邊，強調發展問題。中國政府主張改革應該重點推動聯合國加大在發展領域的投入；在聯合國安理會改革問題上，
中國強調要優先增加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中國政府還率先宣佈減免最不發達國家債務等一系列幫助、支持其他發展中國家加快發展的重大措施。國際金融危機後，隨着國際政治力量加速由西方向非西方轉移，中國更加重視維護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在2014年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習近平強調，中國在推進多邊外交時，要着重“推動國際體系和全球治理改革，增加我國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和話語權”。
伴隨着和平與發展成爲時代主題，越來越多的國家都將謀發展、促和平作爲本國的大政方針，並將合作作爲實現目標的主要途徑。在舊時代，殖民主義、西方列強在發展與和平問題上雖然有合作，但都是侷限在一定範圍內。它們爲了自己的發展，對外奉行殖民政策和強權政治，掠奪殖民地，欺壓弱小國家，列強相互之間進行惡性競爭。它們也試圖通過結盟和集團對抗來謀取對自己有利的和平局面。然而，在當今時代，舊時代的方式或者失去了基礎和條件，或者是有明顯的侷限性。時代所呼喚的發展是世界共同發展，和平是世界持久和平。這樣的發展與和平，需要的是全球範圍的深度合作。因此，合作已經不僅是實現發展與和平的手段、途徑和方式，它本身就成了一個潮流，是世界各國應當追求的一個價值觀。
新中國成立後，一直在努力探索通過國際合作實現世界和平之道。從某種意義上說，“一邊倒”戰略就是要同社會主義國家合作來維護世界和平。後來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也是意在同世界各國合作，以實現“和平共處”。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後，中國努力推動同世界各國在發展上的合作。進入21世紀後，面臨恐怖主義、氣候變化、核擴散、金融危機等越來越多的非傳統安全和全球性挑戰，中國更是高舉合作的旗幟，將之與和平、發展並列，作爲中國外交的主題。
自有國際關係以來，合作就與衝突相伴隨，成爲國家之間交往的主要途徑之一。然而在舊時代，衝突是國際關係的主旋律，合作往往成了進行更大範圍衝突的手段。有時合作本身就蘊含着衝突的因子。究其原因，一方面在於舊時代國家之間的利益關係，那時國家之間關係更多地是爭奪領土、資源、財富；另一方面與合作的質量有關，舊時代的國際合作，雙方獲益往往是不平衡的，甚至是強勢一方的單方面獲益，而不是合作雙方的共贏，這樣的合作肯定是不可持續的，甚至還會孕育衝突。因此，要想可持續地通過合作來實現永久和平、共同發展，還需要在合作中達到共贏。只有共贏的合作纔是全人類所追求的價值觀，纔是時代潮流。
進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後，伴隨着非西方國家羣體性崛起和多極化的推進，中國的國際地位明顯提升。與此同時，中國從自身經濟發展、改革、轉型出發，也需要加強國際合作。能否在合作中與各國實現共贏，成了中國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將共贏與和平、發展、合作並列，作爲中國外交的旗幟和主題，既是現實需要使然，也是順應時代潮流。
總之，中國外交旗幟內容的不斷豐富，主題的不斷擴展，體現了中國外交的一貫追求，這就是順應時代潮流。這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與以往的大國外交相比，最爲鮮明的特色。如果說中國正在開闢新型大國外交的歷史，那麼順應時代潮流就是這種“新型”的最顯著標志。以順應時代潮流爲最鮮明特色的大國外交，最終結果是實現中國與世界雙贏。
所有國家的外交都是處理本國與外部世界的關係。但是不同的國家在處理這個關係時所秉持的理念不同，所採用的方式不同，其結果也就大不相同。在舊時代，列強們只顧自己的利益，爲此往往要犧牲他國的利益乃至全世界的利益，結果導致戰爭頻發，廣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長期貧窮落後。
新中國一直秉持要爲世界做出更大貢獻的理念，正如毛澤東所說：“中國應當對於人類有較大的貢獻。”所以在外交上，一直將本國利益與世界各國的利益結合起來，致力於實現中國與世界的互利雙贏。中國外交始終順應時代潮流的要求就體現了要與世界雙贏的精神。從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到提出構建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從反對霸權主義到宣誓永不稱霸，從申明始終不渝走和平發展道路，到提出構建新型國際關係和人類命運共同體，都反映了中國要實現與世界的雙贏。
當前，“我國已經進入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階段。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在發生深刻變化，我國同國際社會的互聯互動也已變得空前緊密，我國對世界的依靠、對國際事務的參與在不斷加深，世界對我國的依靠、對我國的影響也在不斷加深”。在這樣的形勢下，中國外交更需要堅持中國與世界雙贏的理念，以自己的發展促進世界共同發展，同時在世界共同發展中進一步發展自己；以自己的貢獻促進世界和平，同時在世界總體和平的大環境中營造自己的外部環境；以自己的表率作用推動國際合作，同時在良好的國際合作氛圍中加強自己同世界各國的合作。實現中國與世界的雙贏，既是順應時代潮流的必然結果，同時也構成中國大國外交的鮮明特色。
（三）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主要任務
外交是內政的延續，對任何國家來說，外交的主要任務都是維護國家利益，包括主權、安全和發展等方面的利益。對當前的中國來說，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主要任務就是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營造良好外部環境。總體上看，這個外部環境包括安全和發展兩個方面，而按照基於總體國家安全觀的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體系，國家安全又包括十幾個領域。就目前來看，國家安全的基本面是好的，面臨的挑戰與風險是可控的，發展仍然是國家治理面臨的首要任務。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從開創之日起，就始終伴隨着對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的統籌，伴隨着對外部環境的不斷營造、建設。鄧小平在推動改革開放、領導全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全過程中，始終強調外部環境建設。他說：“中國對外政策的目標是爭取世界和平。在爭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現代化建設，發展自己的國家，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在他看來，沒有和平的外部環境，不可能成功地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黨的十四大報告明確提出：“努力爲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爭取有利的國際環境。”十六大以來的中央領導集體強調要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統籌把握。十二大、十四大至十八大報告都設專章講國際形勢與對外政策。此外，十五大至十八大報告都設專章講祖國統一問題，這個問題也直接影響到“外部環境建設”，甚至本身就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外部環境的重要內容。隨着中國崛起和融入世界步伐的加快，外部環境對中國的影響越來越突出，外部環境建設的重要性進一步凸顯。與之相應，外部環境建設作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的地位也越來越突出。
鄧小平在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建設外部環境上最有創造性的舉措是提出“一國兩制”構想並加以實踐。他在考慮解決臺灣、香港和澳門問題時提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就是着眼於爲國內建設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不因統一問題和主權建設而破壞外部環境。而且他還將“一國兩制”構想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密切聯繫起來。實際上，“一國兩制”是最具“中國特色”的“新事物”。鄧小平本人稱作“中國特色”的事物，除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外，就是“一國兩制”。
鄧小平及其之後的中央領導集體之所以重視外部環境建設，就是因爲外部環境與國內建設密切相關。沒有良好的外部環境，國內建設很難順利進行。
歷史是一面鏡子。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曾經有過進行現代化建設的努力，但是均未成功，外部勢力干擾是重要原因之一。第一次是始於19世紀60年代的洋務運動。清政府的洋務派試圖學習西方，發展中國自己的工業，以圖實現富強。然而，洋務運動被日本發動的甲午戰爭終止，中國第一次走向現代化的進程因外部環境惡化而中斷。雖然洋務派有無能力使中國實現現代化尚可存疑，但是洋務運動因外力打擊而失敗卻是事實。
第二次是20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國民黨借北伐勝利和屠殺共產黨人控制了中央政權。隨着東北張學良改旗易幟，蔣介石實現了形式上的國家統一。蔣介石要實現成爲“中國的喬治·華盛頓”的雄心壯志，推動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儘管他的主觀條件是否能同華盛頓相比仍是問題。然而不久，日本先是發動“9·18事變”，佔領中國東北三省，隨後策動“華北事變”、“七七事變”，妄圖滅亡全中國，迫使全民族奮起抗戰，保家衛國。在面臨國家危亡的情況下，根本談不上現代化建設。
新中國成立後一直到改革開放之前，由於種種原因，外部環境一直相當惡劣。先是朝鮮戰爭；隨後是美國率領西方封鎖中國，美國入侵越南，干涉臺灣事務；再後是中蘇交惡，中國同兩個超級大國同時對抗。即使是1972年中美關係緩和後，中國仍然面臨蘇聯的安全威脅。惡劣的外部環境對中國搞國內建設構成嚴重製約。
蘇聯在社會主義外部環境建設上有成功的經驗，但是也有失敗的教訓。從十月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蘇聯作爲惟一的社會主義國家雖然處在帝國主義的包圍之中，面臨着國際資本主義的聯合壓制、圍堵、封鎖，但是，蘇聯以列寧的和平共處思想爲指導，利用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同世界各國發展關係，不僅使社會主義國家站穩腳跟，而且還不斷壯大，甚至還成爲參與主導世界事務的重要大國。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蘇聯過於強調同資本主義國家的意識形態對抗，最終走向同西方世界的冷戰。以後，蘇聯又走上同美國大搞軍備競賽乃至核軍備競賽的道路；在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實行大國沙文主義，甚至對一些社會主義國家進行軍事威脅；在世界範圍內奉行霸權主義政策，出兵入侵阿富汗，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到了20世紀70—80年代，蘇聯雖然號稱是兩個超級大國之一，綜合實力位居世界第二，但是其外部環境卻十分惡劣。美國、西歐、日本、中國一度結成“抗蘇聯盟”，形成“一條線”。在尼克松所說的“五大力量中心”之間，出現四對一的局面。惡劣的外部環境是構成蘇聯後來劇變、解體的一個重要誘因。
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之後，外部環境不斷改善，從而爲國內建設和發展創造了
良好的條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在短短30多年間就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這與擁有良好的外部環境是密不可分的。
外部環境是需要建設的。一個國家的對外政策以及對外部形勢的判斷會與外部環境形成互動。在改革開放之前，特別是受極“左”思潮嚴重影響時期，中國對國際形勢的判斷和對外政策存在着嚴重問題。中國領導人一直堅持“戰爭與革命”時代觀，認爲世界大戰不可避免，迫在眉睫，而且戰爭引起革命，因此在對外政策上是以“革命觀”爲指導，強調反對“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這些意識形態上的敵人，並且準備打仗，而且是準備大打、早打、打核大戰。在這種情況下，國內建設不可能有良好的外部環境，不可能像鄧小平所說的那樣“一心一意搞建設”。當然，那段時間，國內政治是以階級鬥爭爲綱，最主要的任務並不是發展經濟，這也影響領導人對國際形勢的判斷和對外政策的制定。
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全黨的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這一變化爲中國的外部環境建設帶來了兩方面的重大影響。一方面，中國要集中精力搞建設、謀發展，需要和平穩定的外部環境。爲此，中國需要同世界各國，特別是那些對世界和平及中國安全有重大影響的大國保持一個良好的關係。所以，進入20世紀80年代後，中國在積極發展對美關係的同時，也積極尋求同蘇聯緩和關係，同時，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同所有國家發展友好合作關係。另一方面，中國要實現現代化，需要對外開放，特別是對西方發達國家開放。爲此，中國更需要超越意識形態分歧，同西方發達國家進行經濟合作，並與之保持良好的關係。
上述兩方面對外政策的變化是以對國際形勢的判斷爲基礎的。隨着改革開放的啓動，鄧小平對國際形勢做出了一系列的分析、判斷。早在1977年12月，鄧小平在中央軍委全體會議上指出：“國際形勢也是好的。我們有可能爭取多一點時間不打仗。因爲我們有毛澤東同志的關於劃分三個世界的戰略和外交路線，可以搞好國際的反霸鬥爭。另一方面，蘇聯的全球戰略部署還沒有準備好。美國在東南亞失敗後，全球戰略目前是防守的，打世界大戰也沒有準備好。所以，可以爭取延緩戰爭的爆發。”這裡，鄧小平提出，中國自己的戰略和外交路線是延緩戰爭的重要因素，體現了他的外部環境是可以建構的思想。進入20世紀80年代後，隨着中國外交新局面的打開，鄧小平對戰爭與和平問題的看法有了進一步發展。由世界大戰“至少十年打不起來”，到“中國至少需要20年的和平”，又到“在較長時間內不發生大規模的世界戰爭是有可能的”，再到“如果我們搞得好，戰爭是可以避免的”，直到提出和平與發展是帶有全球性、戰略性意義的兩大問題。
實踐證明，正是中國對國際形勢認識的變化和對外政策的調整，才使得中國外部環境不斷改善，越來越有利於中國進行現代化建設。改革開放後的30多年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外部環境建設是非常成功的。
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經取得巨大成就，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和制度上更加自信。然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依然任重而道遠，中國共產黨需要繼續統籌把握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在不斷推進國內各項事業的同時，不斷加強外部環境建設。以習近平爲總書記的黨中央一如既往地高度重視外部環境建設。在2014年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習近平強調要“爲和平發展營造更加有利的國際環境”。
（四）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戰略佈局
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後，中國外交進入了一個穩定發展階段，到十八大之前已經形成了一個較爲成熟完善的外交佈局，這就是“大國是關鍵，周邊是首要，發展中國家是基礎，多邊是舞臺”。十八大以來，新的中央領導集體在堅持這個佈局的基礎上，根據形勢發展變化的需要，或調整各板塊的排序，或深化佈局內涵，或創新佈局內容，從而使中國外交佈局展現出嶄新的面貌。
第一，周邊外交地位更加突出。2013年年底召開的中央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是有史以來第一次以周邊外交爲主題的中央級會議，顯示出新的中央領導集體對周邊外交的重視。在以往外交佈局中，周邊雖然被定位爲“首要”，但在行文表述上都放在大國外交或同發達國家關係之後，給人造成的印象是在佈局中排在第二位。這次中央座談會無疑是在提升周邊外交的地位。習近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三年來的外交活動也體現出這一點。他們不僅對許多鄰國進行了友好訪問，包括習近平對韓國和蒙古的“點穴式訪問”，而且還提出了“親誠惠容”的周邊外交新理念。特別是與“親誠惠容”理念密切相關，習近平主席、李克強總理提出了一系列外交倡議，如絲綢之路經濟帶、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中巴經濟走廊、中印緬孟經濟走廊、亞洲安全觀等。這些倡議如能落實，將爲升級版周邊外交打造出更爲堅實的基石。在2014年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在闡述中國外交戰略佈局時，習近平將“打造周邊命運共同體，秉持親誠惠容的周邊外交理念，堅持與鄰爲善、以鄰爲伴，堅持睦鄰、安鄰、富鄰，深化同周邊國家的互利合作和互聯互通”放在首要位置上，進一步明確了周邊外交的地位。
第二，以新型大國關係引導構建健康穩定的大國關係框架。2013年習近平主席與奧巴馬總統莊園會晤中明確闡述了新型大國關係的內涵，即“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從而爲已經轉型爲崛起大國與守成大國之間關係的中美關係定下了發展方向。崛起大國與守成大國必然走向衝突對抗，這似乎是國際關係中的鐵律，受這種慣性思維影響，一些戰略家、政治家開始爲必定要到來的中美對抗做準備。然而，在當今時代，大國對抗不僅使相關兩個大國兩敗俱傷，而且還會給整個世界帶來災難。中國倡導構建新型大國關係，就是要同美國一道，努力避免“大國政治的悲劇”。與此同時，中國也在努力構建同其他大國之間的新型大國關係，從而形成新型大國關係框架，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要切實運籌好大國關係，構建健康穩定的大國關係框架”。這既可以爲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營造一個良好的氛圍，同時也有利於總體大國關係的進化，有利於世界和平、穩定與繁榮。在新型大國關係框架中，中俄關系佔有突出的位置，已經成爲新型大國關係的典範。習近平主席當政的頭兩年，每年的首次出訪都是俄羅斯，體現出大國外交佈局的新變化。
在運籌大國關係上，習近平還特別強調“擴大同發展中大國的合作”，這是對非西方大國羣體性崛起這一重大事態的主動應對，爲中國運籌大國關係指明瞭新的着力點。
第三，以真實親誠打牢發展中國家外交這個基礎。在重視周邊外交和大國關係的同時，新的中央領導集體並未忽視發展中國家這個基礎。兩年來，習近平等領導人的足跡遍及非洲和拉美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集中的地區。在2014年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習近平強調“要切實加強同發展中國家的團結合作，把我國發展與廣大發展中國家共同發展緊密聯繫起來”。在發展中國家外交上，中國尤爲重視非洲這塊在世人看來最爲貧窮落後、最不穩定安寧的大陸。習近平專門提出“真實親誠的對非工作方針”，意義不尋常。他還提出“要切實落實好正確義利觀，做好對外援助工作，真正做到弘義融利”，這適用於所有發展中國家，更適用於非洲。
第四，在多邊外交中着眼於爭取話語權。進入21世紀後，中國越來越重視多邊外交這個舞臺。十八大以來，中國領導人不僅在多邊外交中更加活躍，而且主要着眼點從促進中國同各國的互利合作轉爲爭取話語權。正如習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所指出的：“要切實推進多邊外交，推動國際體系和全球治理改革，增加我國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和話語權。”與這種轉變相適應，中國提出許多意義深遠的倡議，如亞太自由貿易區、深化改革國際金融體系、設立氣候變化南南合作基金，等等。
第五，將建設海洋強國作爲外交的新着力點。中共十八大提出“建設海洋強國”，這既是一個經濟發展戰略，也是一項外交戰略和安全戰略。從外交的角度講，建設海洋強國就意味着中國未來將更加重視與發展海洋經濟、保護海洋生態環境、維護國家海洋權益相關的外交事務。在中國歷史上，很少重視海洋。鄭和下西洋是中國在海洋事務中最輝煌的時候，但是這一壯舉並未持續下去，也未給中國的發展特別是現代化進程帶來什麼影響。中國另一次重視海洋，就是洋務運動時期。洋務派建設了一支當時可稱爲亞洲最強大的海軍。然而，這支海軍卻被力量弱於它的日本海軍消滅，晚清政府的海洋夢破碎。孫中山曾有強烈的海洋意識，但是卻無機會去實現。在大國崛起的歷史上，成功崛起的大國多爲海洋強國。所以，建設海洋強國是中國崛起的題中應有之義，是崛起進程中必須有的過程和內容。
最後，“一帶一路”爲中國外交大布局提供了地緣支撐。“一帶一路”無疑是新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最具鮮明特色的外交概念，它既展示出了“東方智慧”，有濃厚的中國特色，又將中國的發展與外交有機結合在一起。“一帶一路”涵蓋了歐亞大陸和西太平洋、印度洋沿岸的多數國家，其中既有周邊國家，也有非周邊國家，雖然主體是發展中國家，但卻聯結了歐洲等地區，其建設將使這些國家形成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不僅會爲中國周邊外交及發展中國家外交提供重要的地緣支撐，也有利於中國推進同發達國家的關係。在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習近平將“一帶一路”作爲外交佈局的單獨一條來闡述，表明“一帶一路”並非從屬於外交佈局的哪一個方面，而是獨立的一項內容。
此外，在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在闡述外交戰略佈局時，習近平還專門提出做好對外援助工作。這預示着對外援助在中國外交工作中的地位將得到提升，而且會成爲外交戰略佈局的獨立內容。
總之，三年多來，中國外交正在形成以周邊外交爲依託、以大國關係爲重心、以發展中國家外交爲基礎、以多邊外交爲舞臺、以建設海洋強國戰略爲新領域、以“一帶一路”爲地緣支撐的嶄新佈局，而且佈局中每個板塊的內涵更爲豐富，各板塊相互聯繫得更爲緊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