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初在武帝前的六七十年是道家思想的全盛時代，帝國的政治和經濟都受它深刻的影響。
爲什麼道家會在這時有這麼大的勢力呢？
道家學說的開始廣佈是在戰國末年。接着從秦始皇到漢高祖的一個時期的歷史恰好是道家學說最好的註腳，好像是特爲馬上證實道家的教訓而設的。老子說：“法令滋章，盜賊多有。”秦朝就是法令滋章而結果盜賊多有。老子說：“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秦朝就是以死懼民而弄到民不畏死。老子說：“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秦始皇和楚項羽就都以飄風驟雨的武功震撼一世，而他們所造成的勢力都不終朝日。老子說：“爲者敗之，執者失之。”秦始皇就是最“有爲”的，而轉眼間秦朝敗亡；項羽就是一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的堅執者，終於連頭顱也失掉。老子說：“柔弱勝剛強。”劉邦就是以柔弱勝項羽至剛至強。老子說“自勝者強”，劉邦的強處就在能“自勝”。他本來是一個“酒色財氣”的人，但入了咸陽之後，因羣臣的勸諫，竟能“財帛無所取，婦女無所幸”，並且對項羽低首下心。
老子說：“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劉邦所以成帝業的陰謀，大抵類此。他始則裝聾作聵，聽項羽爲所欲爲；繼則側擊旁敲，力避和他正面衝突；終於一舉把他殲滅。他始則棄關中給項羽的部將，並且於入漢中後，燒燬棧道，示無還心；繼則棄關東給韓信英布，以樹項羽的死敵；而終於席捲天下。像這樣的例子，這裡還不能盡舉。道家的學說在戰國末年既已流行，始皇的焚書，並不能把簡短精警的五千言從學人的記憶中毀去。他們當戰事平息，痛定思痛之際，把這五千言細加回味，怎能不警覺它是一部天發的神讖？況且當時朝野上下都是鋒鏑餘生，勞極思息；道家“清靜無爲”的政策正是合口的味，而且是對症的藥。我們若注意，當第一次歐洲大戰後，於道家學說素無歷史因緣而且只能從譯本中得到矇矓認識的德國青年，尚且會對老子發生狂熱的崇拜，一時《道德經》的譯本有十餘種之多；便知漢初黃老思想之成爲支配的勢力是事有必至的了。
第一個黃老思想之有力的提倡者，是高祖的功臣曹參。他做齊國的丞相時，聽得膠西有一位蓋公，精通黃老學說，就用厚幣請了來，把自己的正房讓給他住，常去請教；果然任職九年，人民安集，時稱賢相。後來漢丞相蕭何死了，曹參被調去繼任。他一切遵照舊規，把好出風頭的屬員都免了職，換用了樸訥的人。他自己天天飲酒，無所事事，有人想勸他做點事，他等那人來時就請他喝酒，那人正想說話時，便敬上一杯，直灌到醉了，那人終沒有說話的機會。丞相府的後園，靠近府吏的宿舍，他們常常飲酒，呼叫和歌唱的聲音鬧得人不得安靜。府吏討厭了，請丞相去遊園，讓他聽聽那種聲音，好加以制止；哪知他反在園中擺起酒來，一樣的呼叫和歌唱，竟同隔牆的吏人們相應答。
繼曹參的漢相是另一個高帝的功臣陳平。他雖然不像曹參一般裝懶，也是一個黃老信徒。第二個黃老思想之有力的提倡者是文帝的皇后竇氏。她自己愛好《老子》不用說，並且令太子和外家的子弟都得讀這書。有一次她向一位儒生問及這書，那儒生不識好歹，批評了一句，她便大怒，罰他到獸圈裡打野豬，幸虧景帝暗地給他一把特別快的刀，他纔不致喪命。她在朝廷中，供養了一位精通黃老學說的處士王生。有一次公卿大會，王生也在場，襪帶解了，回頭瞧着廷尉（最高執法官）張釋之道：“給我結襪！”釋之跪着給他結了。後來王生解釋道，“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廷尉方（爲）天下名臣，吾故聊使結襪，欲以重之。”（事在景帝時）一位黃老大師的青睞，能增重公卿的身價，則當時道家地位可想而知了。
文帝對於黃老學說的熱心，雖不及他的皇后；但他一生行事，確是守着道家的“三寶”——“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爲天下先”。他慈，他廢除“收孥相坐”（罪及家屬）的律令；廢除“誹謗言之罪”；廢除“肉刑”（殘毀人體的刑）；廢除“秘祝”（掌移過於臣下的巫祝）。他首頒養老令，每月以米和酒肉賜給八十歲以上的人；他甚至把人民的田賦完全免掉（後景帝時恢復）。他儉，他身穿厚繒，有時着草鞋上殿；他最寵愛的慎夫人衣不拖地，帷帳無文繡。有次他想造一座露臺，匠人估價需百金，他便道這是中人十家之產，停止不造。他不肯爲天下先，所以一任北邊的烽火，直逼到甘泉；所以釀成淮南王長濟北王興居的叛變；所以養成吳王濞的跋扈，爲日後七國之亂的張本。他的一朝，只有消極的改革，沒有積極的興建；只有保守，沒有進取；只有對人民增加放任，沒有增加干涉。不獨他的一朝，整個漢初的六七十年也大抵如此。
但漢初，尤其是文帝時代，黃老思想之最重要的影響，還在經濟方面。自從春秋以來，交通日漸進步，商業日漸發達，貿遷的範圍日漸擴張，資本的聚集，日漸雄厚，“素封之家”（素封者，謂無封君之名，而有封君之富），日漸增多，商人階級在社會日佔勢力。戰國時一部分的儒家（如荀子）和法家（如商鞅、韓非）對這新興的階級，都主張加以嚴厲的制裁；儒家從道德的觀點，痛惡他們居奇壟斷，括削農民；法家從政治的觀點，痛惡他們不戰不耕，減損國力。商鞅治秦，按照軍功限制人民私有田土奴婢的數量和服飾居室的享用。這是對於商人的一大打擊。但他這政策後來被持續到什麼程度，還是問題。始皇曾給一個擅利丹穴的富孀築女懷清檯，又使牧畜大王烏氏倮歲時奉朝請，同於封君；他和大資本家是打過交道的。但至少在滅六國後，他對於一般商人是採用法家的方略，他在泰山刻石中的自豪語之一是“重農抑末”。在兵役法上，他使商人和犯罪的官吏同被儘先徵發。秦漢之際的大亂，對於資本家，與其說是摧殘，毋寧說是解放；因爲富人逃生，照例比貧民容易；而勾結將吏，趁火打劫，尤其是亂世資本家的慣技，這是最值得注意的事。
高帝登極後第三年（前199年）便下令賈人“毋得衣錦繡綺谷絺紵罽，操兵，乘（車），騎馬”（高帝又嘗規定商人納加倍的“算”賦，商人及其子孫不得爲官吏，史不詳在何年，當去此令不久或與同時），假如大亂之後，富商大賈所餘不多，則這樣的詔令根本沒有意義，決不會出現的。此時此令，表示連純駟馬車也坐不起的新興統治階級，對於在革命歷程中屹立如山的“素封之家”，不免羨極生妒了。高帝此令在商人中間必然惹起很大的忿激。所以過後兩年代相陳豨作反，手下的將帥全是商人。但高帝死後不幾年，道家放任主義的潮流便把他的抑商政策壓倒。關於商人服用之種種屈辱的限制給惠帝撤銷了。“市井子孫，不得宦官爲吏”的禁令，雖在文景之世猶存，恐亦漸漸地有名無實，在武帝即位之初，十三歲爲侍中，後來給武帝主持新經濟政策的桑弘羊便是洛陽賈人子。道家放任主義，在經濟上之重要的實施莫如文帝五年的取消“盜鑄錢令”（此禁令至景帝中元六十年始恢復）。於是富商大賈，人人可以自開“造幣廠”，利用奴隸和賤值的傭工，入山採銅，無限制地把資本擴大。結果造成金融界的大混亂，通貨膨脹，物價飛騰，人民和政府均受其害。
漢朝統一中國後，一方面廢除舊日關口和橋樑的通過稅，一方面開放山澤，聽人民墾殖；這給工商業以一個空前的發展機會。而自戰國晚期至西漢上半期是牛耕逐漸推行的時代。農村中給牛替代了的剩餘人口，總有一部分向都市宣泄；這又是工商業發展之一種新的原動力。此諸因緣加以政府的放任，使漢初六七十年間的工商業達到一個階級，爲此後直至“海通”以前我國工商業在質的方面大致沒有超出過的。這時期工商界的狀況，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裡有很好的描寫，據他的估計，是時通都大邑至少有三十幾種企業，各在一定的規模內，可以使企業家每年的收入比得上食邑千戶的封君（每戶年收二百錢），計：
酤一歲千釀，醯千，醬千甔，屠牛羊彘千皮，販谷糴千鍾，薪藁千車，船長千丈（諸船積長千丈），木千章，竹竿萬個，其軺車百乘，牛車千輛，木器髹者千枚，銅器千均，索木鐵器若扈茜千石，馬蹄躈千，牛千足，羊彘千雙，僮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鬥，櫱曲鹽豉千答。鮐鮆千斤，鯫千石，鮑千均，棗慄千石者三之，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鍾，子貸金錢千貫。
富商往往同時是大地主，“專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或抽歲收千分之五的田租。他們的生活，據晁錯所說是“衣必文采，食必粱肉。……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遊遨，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據賈誼說，“白谷之表，薄紈之裡”的黻繡，古時天子所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
這時期先後產生了兩項制度，無形中使富人成了一種特權階級。一是買爵贖罪制，始於惠帝時；其制，人民出若干代價（初定錢六萬，後有增減），買爵若干級，使得免死刑。於是有了錢的人，簡直殺人不用償命。二是“買復”制，始於文帝時；其制，人民納粟若干（初定四千石），買爵若干級，便免終身的徭役。漢民的徭役有三種（應役的年限，有些時是從二十三歲到五十六歲，有些時從二十歲起），一是充“更卒”，就是到本郡或本縣或諸侯王府裡服役，爲期每年一月；但人民可以每次出錢三百替代謂之“過更”。其次是充“正卒”，即服兵役。爲期兩年，第一年在京師或諸侯王府充衛士；第二年在郡國充材官，騎士（在廬江潯陽會稽等處則充樓船兵），在這期內習射御騎馳戰陣。其次是戍邊，每丁爲期一年。除了在北方，邊郡的人民不得“買復”外，在其他的地方，上說三種徭役，富人都可以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