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腳遵義故事多
1935年初，紅軍在遵義。渡烏江、架浮橋、打敵機、喝茅臺……一個個耐人尋味的故事、可歌可泣的歷程、無法炮製的奇蹟，爲遵義烙下了紅色的印記。遵義，在中國革命歷史上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義，與其相襯的正是這些真實的故事。
朱德探望傷員
紅軍攻佔遵義城後，得到了短暫的休整時間，許多受傷的戰士此刻也獲得了休養身體的時間。
紅軍醫院暫時建在了遵義新城一條不起眼的街道旁，幾名無線電總隊的受傷戰士得知朱德總司令要來醫院探望大家，開始議論紛紛。
“朱總司令每天爲打仗的事情忙得不可開交，怎麼還有時間來看望我們這些小傷員呢？”一位年紀輕輕的戰士有些疑問。
“真的！我沒亂說。”另一位得到消息的戰士大聲說。
這時，旁邊的教導員走過來勸道：“你們怎麼還爭起來了？趕快叫大家整理房間。我要去買包茶葉，迎接朱老總呀！”
中午剛過，朱德如約而至，來到紅軍醫院看望近百位傷員。
戰士們見到朱德時，激動得說不出話，有的甚至哭了起來。
朱德進門說的第一句話就是：“勇敢的戰士們，你們的傷口還疼不疼啊？”
聽了朱德關切的話，小戰士哭得更厲害了。
朱德轉頭對陪伴在身旁的軍團長說：“這個傢伙，還哭鼻子了。”說着，走近那個哭了的戰士。
小戰士看見朱德走近自己，趕忙用袖子擦擦眼淚說：“朱總司令好！我在戰場上可沒哭鼻子，見到您太激動了。”
朱德伸手幫小戰士整理了衣服，笑着說：“在戰場上不能流眼淚，你那樣做是對的，真棒！”
緊接着，朱德沿着醫院的牀鋪走，每個戰士他都要仔細問一問傷勢如何。走着走着，朱德說：“大家心裡有什麼想法不妨說出來嘛。”
有一位戰士搶先回答：“朱總司令，您跟醫院的同志說說，只要我們的傷好了，就儘快讓我們返回前線吧。”
朱德問道：“這位小同志，你是哪個部門的？”
“報告總司令，我是負責報務工作的。”戰士乾脆地回答。
“你是怎麼受傷的？”朱德關心地問道。
“渡過湘江的時候，被敵人的飛機炸傷了。”戰士說。
朱德低下頭唸叨着：“咱們的很多戰士都被飛機炸傷了……”戰士的話勾起了朱德對犧牲戰友的懷念。
⊙ t tkan⊙ ℃O
接着，朱德說：“大家心裡都是這麼想的嗎？”
“是的！”戰士們異口同聲地回答。
朱德看着醫院的院長，打趣地說：“瞧瞧，戰士們可向我告你的狀嘍。”朱德繼續說：“戰士們，你們重返戰場的心情我能夠理解，但是要知道，醫院的同志這麼做是爲了你們好啊，只有身體徹底恢復了，才能好好地工作啊。”
朱德總司令公事繁忙，但是他卻抽出了整整一個下午的時間看望傷員。他回司令部後，還安排醫院爲傷員們分發日用品和生活費。
晚上，戰士們圍坐在一起回憶、談論着和朱德相處的時光，開心地笑了。
披荊斬棘終休整
遵義地區氣候溫暖溼潤，物產豐富，是貴州北部經濟文化比較發達的地區，素有黔北糧倉之稱。中央紅軍長征首取遵義，不但召開了在黨和紅軍歷史上具有歷史轉折意義的遵義會議，還爲艱苦卓絕的廣大指戰員提供了寶貴的休整和補給機會。
中央紅軍長征開拔時，人數約八萬餘人。湘江戰役中，中央紅軍遭到長征以來的一次大慘敗，人數銳減至3萬多人。到達貴州時，中央紅軍已經轉戰數千裡，途中地方民團的襲擊造成的傷亡；水土不服、疾病造成的非戰鬥減員；掉隊失散的人員，使得中央紅軍全軍上下急需得到物資和人員的補充。
然而，戰爭年代的趨勢瞬息萬變，等待紅軍隊伍的是一場接一場的激戰。遵義會議前後三個月的時間裡，中央紅軍在遵義地區先後與敵人交火：
1935年1月2至3日，突破烏江戰鬥的勝利，擊潰國民黨3個團，渡過烏江，進入遵義地區；
1935年1月6至7日，遵義襲擊戰的勝利，擊潰黔軍3個團，殲其300人左右，佔領遵義城；
1935年1月15日，新站進攻戰鬥的勝利，俘黔軍約100人，繳槍100支、迫擊炮3門；
1935年1月16日，鬆坎進攻戰鬥，擊潰國民黨軍兩個團，殲其300餘人；
1935年1月22日，雙龍場、溫水進攻戰鬥的勝利，擊潰黔軍兩個營，俘獲十人，繳各種槍100餘支（挺）。
1935年1月24至28日，土城、青崗坡進攻戰的勝利，擊潰黔軍1個師、川軍3個旅，斃傷3000餘人，俘100餘人，於29日西渡赤水河。
1935年2月20至28日，遵義戰役的勝利，擊潰和殲滅國民黨兩個師又八個團，俘其約3000餘人，繳各種槍2000餘支（挺），再佔遵義城。
1935年3月15日，魯班場戰鬥的勝利，殲國民黨軍約400人，並擊落國民黨飛機一架。
當時，中央紅軍還沒有建立革命根據地，長期艱苦行軍作戰和大量受傷失散減員，以及傷員醫療問題，彈藥器材、被服問題，糧餉問題。遵義戰役後，紅三軍團彭德懷、楊尚昆在鴨溪向軍委發電報：“紅三軍團自二郎灘激戰渡過赤水河後，迭經婁山關進攻與防禦戰，十字鋪圍殲戰，老鴉山、紅花崗防禦和追殲戰，在大量消滅敵人的同時，自身人員銳減。”
萬里征戰，落腳遵義。在這裡的短暫停留，是一次難得的機會。中央紅軍在貴州頑強的發展，用多種辦法解決補給問題。
紅軍通過擴紅來彌補戰鬥減員。遵義會議期間，廣大羣衆積極幫助紅軍籌糧籌款，護理傷病員，踊躍參加紅軍，短短的10多天裡，遵義地區就有4000多人加入紅軍，使紅軍在兵員和物資上得到了補充。彭雪楓在描述長征經歷時說：“沿途的民衆們，成羣結隊站在天道兩邊歡迎他們的紅軍，隨便喊一聲：‘當紅軍來約！’壯年們就會跟着走的。那個時候，每個團總要擴大百兒八十新戰士來的。”紅軍擴紅的號召，得到了廣大羣衆的響應，不但是因爲黑暗的統治、殘酷的剝削把貴州人民逼向困苦而艱辛的生活；並且得益於以下談及的中央紅軍強大的政治宣傳攻勢。
長征路上，中央紅軍經歷着一次次戰火的洗禮，傷病員的數量在逐級遞增，但藥品卻極爲短缺。從江西出發時，中央紅軍已經帶上了總衛生部發給各級衛生機關兩三個月的藥材，但在長征年幾個月後，攜帶的藥材就遠遠不夠用了。補充藥品的渠道不外乎三種：一是靠每打下一個城鎮後就地徵購，二是沿途沒收土豪劣紳經營的醫藥器材，三是從敵人手中繳獲。除此之外，戰士們還會急中生智，自己找些替代品和炮製些容易採集到的草藥來治病。
在遵義期間，各級醫院都利用短期休息時間，全力突擊治療。將行軍途中來不及做手術的，都做了手術，使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傷兵員治癒歸隊。第二次進入遵義後，爲搶救婁山關和遵義戰鬥中的重傷員，總衛生部指示醫院抓緊戰鬥間隙，展開手術工作，挽救了很多指戰員的生命。如三軍團十二團政委鍾赤兵在婁山關戰鬥時右大腿負傷，傷情嚴重。爲了挽救他的性命，在沒有麻藥的情況下，醫務人員克服種種困難，爲他做了截肢手術，才轉危爲安。渡過湘江後，衛生人員也大量減員，但爲了收容大批傷病員，各級衛生部門都超額收容，醫護人員夜以繼日突擊治療，克服一切困難，儘可能做到妥善安置。
傷病員的數量遠遠超過了醫務人員，所以及時補充醫務人員是當務之急。紅軍所需的衛生幹部來源，除了吸收地方和留用俘獲的醫護人員外，主要靠自己培養。第一次進入遵義後，部隊有一段休整時間，總衛生部召回了分到部隊工作的學員，利用貴州省第二中學的校址組織學員學習。在遵義的休整爲中央紅軍短期培訓、強化醫擴工作提供了寶貴的時間，醫護人員醫療技術的提高，相應地減少了戰鬥犧牲的機率，提高了部隊的戰鬥力。
長征時期，紅軍的各方面裝備確實令人心酸。可就在如此艱苦的環境下，長征前夕，在江西根據地也爲戰士們準備了新的被服：衣服都是新的，揹包是一律的顏色。每個人都有兩個或四個手榴彈掛在胸前。草鞋每人有三雙，少的兩雙。十天的糧食。但是，在經過長途行軍作戰後大都磨損得破爛不堪。
中央紅軍進入遵義城後，在工商界上層人士的幫助下，新開辦了被服廠、糧秣廠、修械所。遵義縣的部分鄉土工匠，還主動把自己的工具和技藝獻出來幫助紅軍部隊修理槍支。有些在地方戰鬥的部隊就自己發動羣衆，共同解決衣食問題：紅九軍團在瓢兒井休整三天，這是離開主力後的第一次休整。解除了三個月一直行軍的疲勞，擴充新戰士三百多人，籌集軍餉一萬多銀元，並在裁縫吳柄臣等的幫助下，製作軍服八百多套，子彈袋兩百多條。
遵義是紅軍長征佔領的第一座城，也算是紅軍的一塊福地。在遵義休養的十多天裡，紅軍隊伍得到了一些在征途中難以得到的物資補給和人員的休整。
打土豪、分田地
1935年1月6日清晨，紅軍初進遵義城時，毛澤東、朱德、周恩來下馬與歡迎的人們握手致謝。毛澤東還向羣衆講了話，表明紅軍是爲了解除全中國人民的痛苦和貴州人民的痛苦到這裡來。他們每到一處就站在宣傳戰線的前沿，宣傳紅軍是百姓的軍隊。
毛澤東等人的親和力融化了貴州各階層人士，使他們對紅軍有了新的認識，並開始幫助和支持紅軍。1月8日下午，在遵義東城協臺壩第二中學學堂門前的大操場上，召開了萬人大會。紅軍宣傳隊在開會前，還演出了《紅軍和幹人是一家人》，《送郎當紅軍》等戲。
後來，毛澤東講了革命政權不收苛捐雜稅、實行民主選舉等主張，還講了“幹人”的問題，指出現在爲什麼“幹人”那麼多，就是因爲受土豪壓迫剝削造成的，號召一切勞苦大衆聯合起來，打倒土豪劣紳，打倒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朱德講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並聲明紅軍願意聯合國內各界人士、各方軍隊一致抗日。紅軍的領導們以身作則，到哪裡就把宣傳工作做到哪裡，使人民對紅軍有了深刻的認識。
當然，除了宣傳工作以外，紅軍還要用實際行動“說話”。爲了救遵義人們於水火，紅軍開始了打土豪分田地。
紅軍駐進遵義城後，軍委命令紅軍沒收貴州軍閥王家烈等人在遵義城鄉的一切財產。軍閥、官僚在遵義的房產均被徵用，還有“價值數十萬大洋的鹽行，也被紅軍沒收分給貧苦人民；一批白金龍、哈德門高級香菸，成爲戰利品。在黔軍師長柏輝章的公館，紅軍查獲了不少銀元，補充了軍需；在其他地方軍閥的宅地，紅軍繳獲了大批財物和糧食、貨幣，一部分留作軍需，大部分散發給了受苦受難的羣衆。”
在遵義縣三岔，對羅國臣、羅平章等十多家土豪進行清算，沒收了肥豬30多頭，稻穀50000多斤，還有不少衣服、被子、蚊帳和包穀、黃豆和煙土。團溪最大的豪紳，是省內聞名的華之鴻。團溪擴大革命委員會發動羣衆遊鬥華氏家人，並打開華家的糧倉鹽庫。沒收來的鹽巴，團溪擴大革命委員會決定按當時價格降價60％銷售；對確實無錢的幹人，每人免費領取1至2斤食鹽。
打土豪分田地的運動可算是多路開工。在桐梓，紅二師五團三營包圍距桐梓縣城5公里的蟠龍洞，政治攻勢與武裝打擊並舉；用兩天時間攻破蟠龍洞，繳獲黃丕謨、劉禹東、馬天忠、馬空凡、譚星閣、侯之擔、傅恆豐、楊少虞等幾十戶豪紳藏在洞內的大量金銀、煙土、槍彈及1000餘擔糧食。紅一軍團保衛局局長羅瑞卿在當地羣衆的指引下，攻破離城1公里的仙女洞，繳獲楊樹坪、楊冠羣（均爲黔軍團長）槍彈1300餘發，大煙9箱、大批糧食以及銀元等錢財物。
桐梓縣城附近的天門洞，藏有貴州軍閥及官僚幾十家的財產，1月15日被紅軍包圍，通過喊話政策攻心，迫使洞內地主武裝投降，紅軍將洞內財物運回縣城。僅在桐梓一縣，就獲得30多萬銀元和大批物資、大煙、糧食、槍彈等。
在遵義期間，紅軍指戰員感到最開心、有成就感的就數打土豪分發戰利品。地處仁懷的貴州茅臺“義成老燒房”的主人，聽說紅軍來了，早已逃之夭夭，所有財物包括酒一律沒收了。“老燒房”是一座闊綽的建築，裡面擺着一百多口大缸，每口缸可裝二十擔酒，還有幾千瓶已裝好酒的“茅臺”，這可是異香撲鼻的真正茅臺酒。從此，紅軍上到將領，下到戰士，都和茅臺酒結下了不解之緣。駐紮在遵義城中的紅軍，也是經常光顧牛羊肉粉店、川黔菜館。解放後，一些當年長征途經遵義的老紅軍，憶起遵義的飲食，還津津樂道。
初到黔北享茅臺
中央紅軍長征368天，其中在貴州127天。在此期間，竟然能有“茅臺”酒的陪伴，這使從激戰沙場走來的紅軍將士們倍感吃驚。
茅臺鎮是黔北地區的名鎮，素有“川鹽走貴州，秦商聚茅臺”的盛況。這座小鎮共有八百多戶人家，全鎮以製造茅臺酒而聞名。走近茅臺鎮附近，便會聞到濃郁的酒香。酒以地名，地以酒美。
1915年，茅臺鎮出產的茅臺酒榮獲巴拿馬萬國博覽會金獎，與法國白蘭地和英國威士忌並稱爲世界三大白酒。此後，茅臺鎮又被稱爲“中國第一酒鎮”。
1935年3月16日，紅軍長征到達了中國酒都——貴州懷仁市，來到茅臺鎮。茅臺酒，也因此成爲70多年來與紅色文化結緣的最好的伴侶和朋友。
一天中午，毛澤東邀周恩來共進午餐。周恩來提着一個盛滿茅臺酒的粗糙的瓷瓶子來到毛澤東的住處，兩人談起紅軍此次突出重圍的事情，心情格外激動。周恩來斟滿酒杯，對毛澤東說：“主席，喝一杯！”
毛澤東笑着說：“有好酒，作好詩啊！這酒讓人想起古代流放到夜郎國的詩人李白，同在貴州，不知當年他是否有幸品嚐到茅臺酒。”
周恩來點點頭，說：“這個問題可以按照時間推算一下。茅臺酒的確是難得的佳釀。1915年茅臺酒在巴拿馬國際博覽會上榮獲金獎後，才名揚海內外。”
毛澤東半開玩笑地說：“難道我們中國的東西要被外國人認可才能賺錢嗎？”說完，端起酒杯：“好酒豈能錯過？來，喝酒！”
兩人一飲而盡。周恩來問道：“主席，口感如何？”
“我們的茅臺酒不愧爲金獎得主啊！”毛澤東自豪地說。
紅軍在遵義地區停留的時間不長，但是茅臺酒卻給官兵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美好的回憶。從戰士到將軍，都留下了不少文字記載。
開國大將蕭勁光在其回憶錄中寫道：
“茅臺鎮很小，茅臺酒卻馳名中外，我們在茅臺駐紮了三天。我和一些同志去參觀了一家酒廠。有很大的酒池，還有一排排的酒桶。我們品嚐了這種名酒，芬香甘甜，沁入心肺，真是一種莫大的享受。有些同志還買了些用水壺裝着，留着在路上擦腳解乏。有的同志打趣說，要不是長征來到這裡，這輩子哪能喝上茅臺酒呢！如果單憑這點，還得好好‘謝謝’蔣介石呢！的確，我們一路上吃盡千辛萬苦，但也品嚐過一些稀奇和有名的東西。”
時任中國工農紅軍紅一軍團工兵連連長，素有我軍“工兵老祖”之稱的王耀南將軍，在他的《坎坷的路》中寫道：
“……茅臺鎮位於川黔交界地區，……首長們過河後，進到一個小樹林子裡休息。我送走首長正往回走，毛澤東同志的警衛員陳昌奉同志和周恩來同志的警衛員魏國祿同志同時來到我面前，拉着我的手小聲地說：‘王連長，能不能弄點茅臺酒擦擦腳？’這兩個小鬼在長征開始前我就認識，我想，弄酒擦腳只是找個題目罷了，實際上是想喝兩口。但轉念一想，茅臺是馳名中外的茅臺酒的產地，好不容易來到這個地方，不該嘗一嘗嗎？何況一月下旬從遵義出發到現在已快兩個月，一路作戰行軍，真是腳不停步，累得腰痠腿軟，買點酒擦擦腿腳，對驅趕疲勞和恢復體力都有好處哩！當時，工兵連就住在靠河的一個酒廠旁邊，聽說酒的價錢也不很貴。於是，我領着他倆一起來到酒廠買酒。酒沒有容器裝，我們就找了兩段碗口粗、半人來長的竹子，用燒紅的鐵條把中間的竹節捅開，只留最下一個竹節，然後在竹筒裡滿滿灌上酒，上面再用玉米瓤子緊緊塞住。當我按時價把四塊白花花的銀元遞給酒廠老闆時，他激動得不知如何是好，一股勁兒地說：‘軍隊嘛，那麼點酒還給錢。我活了四十來歲，還是第一次見到哆！’
我們把竹筒扛回小樹林的時候，首長們正圍在一棵大樟樹下研究部隊下一步的行動，地上還攤着一張大比例尺軍用地圖。毛澤東同志見我們走來，問‘你們扛的麼子？’陳昌奉同志回答說：‘王連長弄了點酒，給擦擦腳，驅趕疲勞。’毛澤東笑了笑，說：‘茅臺是出名酒的地方，不過，都擦腳太可惜了……’”
時任紅3軍團13團黨總支書記的胡耀邦，回憶起茅臺酒，情景彷彿歷歷在目：
“從魯班轉戰茅臺，到了茅臺酒的產地，大家都很高興，既暢飲茅臺酒，又紛紛用它揉腿擦腳。茅臺酒真是有奇效，長途跋涉的疲勞一掃而光，我不會飲酒，在行軍途中，同志們的喝光了，我的那瓶還在。有的同志走不動了，我就倒點給他喝，他就有了精神，走起路來挺有勁，茅臺酒成了紅軍長征途中的靈丹妙藥。茅臺酒喝光了，大家抱着遺憾的心情拿着空瓶聞，捨不得甩掉。”
時任紅三3軍團教導營政治委員的開國上將李志民，在他的回憶錄中特別提到：
“……我想起了一件有趣的事：那是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五日紅三軍團準備三渡赤水的時候，那天晚上，我們教導營同兄弟部隊一起撤出魯班場戰鬥轉移到茅臺鎮，鎮上老百姓因受敵欺騙、威脅都跑光了，有幾個戰士在鎮裡找水並要提水做飯，無意中發現了存放茅臺酒的酒窖，打開酒窖的蓋子，聞得酒香四溢，芬芳撲鼻，便好奇地用茶缸子打出一缸,喝了一口，真是清醇甘美，可是他們知道紅軍紀律是不準行軍中喝酒的，怕喝醉了誤事，遂將酒倒回了窖。這時有個戰士想到白酒能舒筋活絡，連日行軍打仗兩條腿都跑得痠疼麻木，睡覺前用白酒擦擦腿腳，明天行軍肯定輕鬆很多，便舀起一茶缸帶回班裡，大家用手指沾茅臺酒揉搓小腿、腳板，熱乎乎的挺舒服，一個班的人一茶缸子酒怎麼夠呢，他們又拿臉盆去裝酒。
全班同志都來擦腳。這下子一傳十，十傳百，消息不脛而走，都拿着茶缸、臉盆找酒窖去打茅臺酒，有的還把酒盛在臉盆裡，輪流泡腳，互相按摩揉搓。我的警衛員不知從哪裡得到這個消息，也悄悄打了半臉盆茅臺酒來給我泡腳，我追問他：‘酒哪裡來的？’他把情況告訴我，我感到這樣不好，批評他違犯羣衆紀律，可是警衛員還滿不在乎地爭辯說：‘酒窖到處有，兄弟部隊早用這個辦法泡腳了，你還批評我！’我看酒已經打來了，而且盛在臉盆裡（當時臉盆有三用：洗臉、洗腳還盛飯菜），再倒回去反把酒窖弄髒了，只好寫張條子叫警衛員拿給供給處，請他們明天留幾塊銀元給酒坊老闆作爲賠償。接着，便按警衛員教的辦法，先泡泡腳，再邊泡邊按摩揉搓。果然，這一夜腳暖烘烘的，睡了一個好覺，第二天走起路來輕輕鬆鬆舒服極了。建國後，每當宴會上飲茅臺酒的時候，我常會想起長征途中這段用茅臺酒泡腳的故事來。”
提到茅臺酒，蘇區的文化教育工作負責人成仿吾同樣是頗有感受：
“茅臺鎮是茅臺名酒的家鄉，緊靠赤水河邊有好幾個酒廠與作坊。政治部出了佈告，不讓進入這些私人企業，門都關着。大家從門縫往裡看，見有一些很大的木桶與成排的水缸。酒香撲鼻而來，燻人欲醉。地主豪紳家都有很多大缸盛着茅臺酒，有的還密封着，大概是多年的陳酒。我們有些人本來喜歡喝幾杯，但因軍情緊急，不敢多飲，主要是弄來擦腳，恢復行路的疲勞，而茅臺酒擦腳確有奇效，大家莫不稱讚……”
危秀英兩次遇險
危秀英，瑞金葉坪人，1910年生於貧苦農民家，6歲給人當童養媳。1930年10月，紅軍來到瑞金，她毅然參加紅軍，1932年入黨，擔任興國縣婦女主任，後調江西省委婦女部當幹事。中央紅軍開始長征時，危秀英是爲數不多的女紅軍之一。
在長征路上，危秀英流下的汗水不比男戰士們少。她是擡擔架最多、救人最多的一個女紅軍。在貴州境內，有一次危秀英碰到鄧發的愛人陳慧清，她因懷有身孕，不能走路，坐了幾天擔架。這一天擔架擱在路旁，擡擔架的只剩下一個人，無法擡走。危秀英當時還不認識陳慧清，見此情景，便問一旁的警衛員擔架是用來擡誰的，警衛員回答：“是鄧發的愛人。”危秀英焦急地說：“那爲什麼不擡她走？敵人快追上來了！”
警衛員滿臉愁容：“我一個人無法擡啊！”
眼看大着肚子的陳慧清，危秀英二話不說，擡起擔架的一頭，示意警衛員與她一起擡。山路崎嶇，後有追兵。在這種情況下，危秀英和警衛員堅持擡着陳慧清翻過了兩座山，通過了敵人的封鎖線，最終平安到達目的地，脫離了危險。
紅軍過烏江時，幹部休養連的幾副擔架上了浮橋，到達對岸。可是，對岸渡口的臺階又高又陡，擔架上不去，堵住了道路。踏上浮橋的人越來越多，人與人之間的間隔已不到1米了，超過了浮橋負載的限度，浮橋失去了平衡，沉落進江水裡去了，橋上的木板、門板浮了起來。
正要上橋的董必武，見此情形十分焦急，大聲喊道：“同志們，快退，快退！”隨着他的喊聲，從浮橋上退回來一些人，減輕了負荷，橋面又懸浮起來，可以順利前進了。
對岸的擔架仍然堵塞着通道。危秀英急了，她衝了上去，兩手舉起擔架槓，擡高了擔架的高度。擔架能上臺階了。個子矮小的她，用自己的使不完的力氣，將一副副擔架送上了渡口臺階。道路疏通了，紅軍渡河的速度加快了，危秀英露出自豪的笑容。憑着這股爽朗勁兒，危秀英一隨雖着紅軍大部隊進入了遵義城。
紅軍第一次進遵義城，王家烈的店鋪、財產就被沒收，並分給了老百姓。他的家人也被看管起來。但突然有一天，紅軍得到情報：王家烈的老婆要帶槍逃跑。向上級領導彙報完以後，危秀英和另外幾名女戰士便火速趕到了王家大院。
王家大院，是一座老宅，佔地面積相當大。女戰士們小心翼翼地走進大院時，王家烈的老婆已經不見了，很可能是從房中的暗道逃走的。於是，大家開始對王家大宅展開搜查。
院子已被搜遍了，卻沒有發現可疑之處。當時，危秀英走進的正好就是設置地道進口的屋子。由於屋裡的光線太暗，她並沒有看見設在牆角的黑洞洞的地道口。巧合的是，由於沒有看清，她竟兩腳踩空，“撲通”一聲跌入了地道內。
幾米深的洞，又沒任何防備，這一摔可不輕，當時危秀英就暈了過去。
此時，大家都在忙於檢查屋內，並沒有發覺危秀英已經失蹤。
過了一會兒，危秀英慢慢甦醒過來，環顧四周，頓時感到幾分恐慌。她不禁想起剛進遵義那天，戰友鍾月林就差一點兒看不到遵義城裡這紅火熱鬧的革命運動場面。當時鍾月林臉色慘白，有氣無力地躺倒在鋪板上的時候，危秀英還以爲她生病了。但很快她就明白過來，鍾月林頭不熱，肚子不痛，怎麼會生病呢？是因爲幾天前乾糧就已吃完，又沒來得及補充而餓暈的。
危秀英馬上走出屋子，想給鍾月林找些吃的。一聲賣芝麻糖的吆喝聲提醒了她。她翻遍了自己身上的口袋，卻一無所獲。於是，她走到大街上，想借幾個錢來解決鍾月林的問題。還真湊巧，戰友石堅匆匆走過來，被危秀英攔住，並借了幾元錢，買了幾塊芝麻糖，趕緊跑回去。鍾月林就這才從飢餓中掙扎出來了。此時此刻，危秀英似乎感到了自己的無助和無奈，覺得自己很可能就會被徹底困在這個黑洞中了。
在回想和驚恐的情緒中，危秀英再一次昏迷了。等她從昏迷中醒來時，發現自己正躺在院子裡。
原來，大家爲了追擊敵人，沒有顧得上她，直到戰鬥結束纔有人提出來：怎麼少了個危秀英？於是帶隊的幹部吩咐戰士們一定要找到危秀英。在打掃戰場時，大家發現那間屋子裡還有個地道口，就派人下去探情況，結果找到了危秀英，見她還有呼吸，就用提籃把她吊了上去，危秀英終於脫離了困境。
禍不單行，危秀英剛剛淡忘了上次遇險的情形，在二進遵義時，又一次遇險。
在毛澤東的指揮下，紅軍取得了遵義戰役全面勝利。雖然戰鬥取勝，但免不了傷亡。許多從戰場上下來的重傷員，需要安置在老百姓的家裡養傷；在戰場上俘獲的敵軍，也需要做一些安置和遣散工作；同時，還要在當地招募一些年輕人蔘加紅軍，補充部隊的戰鬥力。這些工作，都落在了女戰士們的肩上。
把傷員安置好以後，幹部休養連的女戰士們就開始安置、遣散打算回老家的俘虜。她們每天都要挑出去兩擔銀元，發給這些準備回家的俘虜——他們每人能得到20塊銀元做路費。
一天，危秀英像往常一樣，一邊向俘虜們做些宣傳安撫工作，一邊發放銀元。工作進行得細緻而有序，危秀英甚至想，進度再快一些，今天就可以完成任務了。眼看着太陽升到了半空，擔子裡的銀元也快發完了。
正在這時，一位白髮蒼蒼的老大爺神色慌張地跑過來，直接走到危秀英身邊小聲告訴她：“你們快走吧，敵人已經進城了。”
“紅軍大部隊還在城裡，敵人怎麼會進城呢？”危秀英有點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
“紅軍一早就走了。你們快收拾一下，我帶你們去追。”
危秀英和戰友們收拾好東西，緊隨這位老大爺匆忙離開。一路上，他們聽到了敵人的吆喝聲和雜亂的腳步聲，老大爺帶領她們走小街穿小巷，注意隱蔽行動才逃出了遵義城。之後，她們又沿着老大爺指點的小路，一口氣跑了十幾公里，才追趕上了大部隊。
原來，部隊走得很突然，在撤離之前，曾派一名通信員去通知那些還在工作的同志。可是，這位通信員剛走到半路上，就被敵人殺害了。危秀英她們根本沒有得知這些情況，幸好這位老大爺及時給她們通風報信，並自告奮勇給她們帶路，才使她們贏得寶貴的撤退時間。
愛在遵義城
劉英，原名鄭傑，1905年10月14日出生於湖南長沙金井地，毛澤東稱她爲“小老鄉”。長沙女子師範畢業後，走上革命道路。1925年3月入黨，投身五卅運動，1928年到黨中央機關（上海）工作，1929年赴莫斯科學習，在蘇聯時認識了上課的老師張聞天，1932年回國，到中央蘇區任少共福建省委書記。
從1929年到1935年，劉英一直是單身獨居。中共蘇區女同志少，她又潑辣能幹，面目秀麗，目標突出，不少人追求她。但她一心撲在工作上，在戰爭環境中不願結婚，怕懷孕不能行軍，生孩子後影響工作，吃苦頭。她婉言拒絕了追求的同志。長征這一路走來，張聞天對劉英照顧有加。什麼時候有好吃的總是留給她一份，有什麼話也不避開她說，一向性情溫和、不露聲色、年長劉英5歲的張聞天，儼然就是一位兄長。
劉英也樂於有這樣一位兄長能夠聊聊天兒，傾訴一下自己的所思所想，有時，還能得到一些教誨和指導。
紅軍第二天進入遵義的時候，已是1935年2月底。
一天早飯後，已分到地方工作部的劉英，和鄧小平等一羣年輕的男女走在遵義的大街上，他們說好，要一起享受這個時刻——逛一逛遵義大街。沒想到，卻迎面碰上了張聞天。
劉英主動迎上前去和張聞天打招呼：“洛甫同志，你也出來走走？”
張聞天一臉的笑意，柔聲地對劉英說：“到我那裡聊聊，好嗎？”
瘦小精幹的劉英告別了年輕人，跟隨張聞天來到駐地。
但這一天，其他人卻都不在院子裡。進了屋，張聞天又藉故給劉英做她喜歡吃的醪糟，把警衛員也支走了。沒有了其他人在場，平時總是有說有笑的兩個人，一時卻不知從何談起了。
張聞天首先打破僵局，他從工作入手，兩個人談起了扎西會議，劉英就把大家對這次會議的一些反映說給張聞天。
但說着說着，張聞天卻跑了題：“劉英同志，你看，我們相識這麼久了，互相都有了很深的瞭解，能不能不再是一般同志的關係……”
在劉英的眼裡，張聞天是一位誠懇的領導，一位學識淵博的理論家，一位風流儒雅的才子，一位可親的兄長，她敬佩他、仰慕他，她也常常感受到他的關心和愛護，當張聞天向她提出進一步發展關係的時候，她的心動了。但這只是一轉瞬，很快，猶豫代替了欣喜。繼而，劉英近乎生硬地回答了張聞天：“我早有打算，5年之內不結婚！”
劉英是一個何等聰明的女人呀！一路上她耳聞目睹了曾玉、賀子珍、陳慧清生孩子前後的種種苦難，女人爲革命爲工作，所放棄的遠比男人多得多，所承受的也是男人無法想象的。她不願意因爲婚姻，因爲孩子影響到她的工作和事業。況且，行軍路上條件惡劣，居無定所，她不想給自己背上沉重的包袱。事實證明，她的這些想法和做法，在當時的環境下是明智的選擇。
話雖出口，劉英的腦海裡卻開始浮現出張聞天的種種言談舉止，覺得他確實可親可愛。但她打定主意一心工作，與他保持着距離。戰友們都覺得張聞天、劉英是合適的一對，有意成其好事。1935年4月，毛澤東提議，總政主任李富春經辦，將劉英調到中央隊當秘書長。此後，他們在工作中更加深了彼此瞭解，劉英漸漸地由敬生愛。毛澤東、陳雲等不時拿他們打趣，劉英默默地領受着張聞天的愛和戰友的情。長征路上，寫文件做記錄一般都是用鉛筆。張聞天有一支鋼筆，開會要做記錄了，有時他就把鋼筆給劉英。當時，鋼筆真是稀罕之物。會後，他總是將記錄審查一遍，將記得不確切的地方改一改，然後將記錄本放在他的文件箱裡。一次夜行軍，警衛員搞了一個小馬燈。劉英說：“黑夜裡行軍，小馬燈倒是挺亮的。”張聞天立即接過去說：“這是流螢（意即劉英）嘛！”說得劉英怪不好意思的。她把愛情的種子深深埋在心底，艱苦的戰爭環境使她不敢談戀愛。張聞天尊重劉英的決定，直到同甘共苦走完長征到了瓦窯堡，他才徵求劉英的意見：“這下總可以了吧？”劉英終於點了頭。
從遵義開始的這段情戀，一直到了陝北瓦窯堡，禁令解除了，環境日趨安定了，心情也放鬆了，不僅張聞天與劉英喜結良緣，而且沒有結婚的女紅軍，幾乎都在這裡找到了伴侶。
患難顯真情
李堅真，原名李見珍。她出生在廣東豐順縣小勝村，後來被賣到豐順縣白溪村蕉頭窩。雖然從小就走上了坎坷的人生路，但頑強和堅韌的性格一直伴隨着她成長。
李堅真長大後，參加了革命，並且成績斐然。1926年，加入共青團，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擔任豐順縣革命委員會副委員長。1931年擔任閩東縣委書記。1930年至1934年10月，她先後擔任過閩西特委，福建省委婦女部長，福建省政府執行委員，汀東、長汀縣委書記，福建省委常委，中央局婦女部長等重要職務，解放後曾任廣東省委書記、省人大主任等職。
從瑞金出發時，李堅真被分配到中央直屬機關司令部，擔任民運科科長。民運科下邊有一個一百來人的工作隊，負責找挑夫和嚮導，打土豪，籌糧籌款，動員羣衆參加紅軍等任務。
紅軍進入貴州省後，中央在黎平召開了會議，決定在川黔邊建立新的根據地。黎平會議後，部隊進行整編，民運科改爲工作組。在進遵義之前，組織上又派羅梓銘、謝唯俊、邵式平、賈拓夫等同志來加強工作組，大家推選打土豪的專家李堅真擔任組長。羅邁交給工作組的任務是進入遵義城後發動羣衆，選拔地方幹部，籌建遵義縣革命委員會，擴大紅軍，開展土地革命。
中央紅軍打下遵義後，工作組跟着進了城，踏實地執行自己的任務。遵義城原有黨的地下組織，還有一個進步學生組織“紅軍之友社”。工作組緊緊地依靠他們去發動羣衆。中央領導同志進城時，羣衆揮舞着紅旗夾道歡迎，可見在劉堅真的領導下，羣衆工作卓見成效。
一邊是思想工作，一邊是戰鬥。奪取婁山關，進入遵義城是個重要的前提。
在婁山關戰鬥中，時任紅12團政委的鐘赤兵右腿負傷，仍指揮戰鬥，直到流血過多昏了過去。當戰鬥結束後，躺在擔架上的鐘赤兵被人擡了下來。後來，鍾赤兵被安排到幹部休養連，遇到了指導員李堅真。
當時，鍾赤兵的傷口已經感染化膿，需要鋸掉傷腿。當李堅真把醫生和黨總支的這個決定告訴他時，這位戎馬倥傯、征戰南北的指揮官頓時火冒三丈，指着李堅真的鼻子說：“指導員，你要是鋸掉我的腿，我就槍斃你！鋸掉一條腿，我這個人還有什麼用，不如你給我補一槍吧，倒少受點痛苦！”李堅真能夠體會到鍾赤兵的心情，他將來要面對一副殘缺的身軀，也怕因此掉隊。思想工作一時做不通，李堅真只好把情況向上級彙報。
後來，經鄧穎超和周恩來力勸，周恩來甚至給他下了保證，就是用擔架擡也要讓他跟隨大部隊行進，一定不會丟掉他，並保留他的警衛員，沿途照顧他。這樣，執意不肯做手術的鐘赤兵才被擡上了手術檯。
在後來的行軍中，這位指揮千軍萬馬的指揮官成了幹部休養連的一名戰士。一次遇敵，膽小的民夫居然扔下擔架和鍾赤兵跑掉了。眼看着敵人就要衝過來，連長侯政和指導員李堅真還在那裡爭執着都要留下來阻擊敵人。鍾赤兵火了，這位久經沙場的老將，實在是看不慣非戰鬥連隊，大喊一聲：“警衛員，拿槍來！”準備和敵人拼個你死我活，掩護連隊脫險。
李堅真見狀，深受感動，多麼英雄的戰士呀！她立即叫上警衛員，擡起鍾赤兵大步跑開了。當他們一行終於甩開了敵人的圍追堵截，放下擔架一看，李堅真的肩膀被擔架磨得一片紅腫。解放以後，兩人再見面時，李堅真還風趣地對鍾赤兵說：
“老鍾，在長征路上，我的肩膀都快讓你當路走嘍。”鍾將軍一直不忘這位女省委書記的擔架情，感謝不盡。
歌聲飄揚遵義城
“一支紅軍歌，能頂六個師。”紅軍長征時期的革命歌曲，對於當時宣傳黨的政治主張、鼓舞紅軍戰士的革命鬥志起到了重要作用。
自1928年5月中國工農革命軍正式定名爲紅軍到1937年紅軍改編爲八路軍、新四軍的近10年，無疑是一個英勇奮鬥、輝煌壯麗的時代。紅軍時期，中國共產黨把宣傳工作當做重要任務。1929年，毛澤東在古田會議上以決議的形式規定：要運用歌謠等形式編寫教材，作爲宣傳革命的工具。
紅軍歌曲題材甚廣。有歌頌紅軍領導人的，有塑造紅軍形象的，有表現紅軍戰鬥歷程和戰鬥精神的，有擴大紅軍、瓦解敵軍的，有表達軍民魚水情的，還有宣傳反帝擁蘇、傳播共產主義的，以及紀律條令、學習上課和勞動生產等方面的。
紅軍挺進黔北，來到遵義，同樣留下了膾炙人口的紅軍歌謠。
按照紅軍長征途中的“黎平會議”決議，紅軍擬在以遵義爲中心的地域創建新根據地，因此，1935年1月，紅軍在遵義召開了長征途中最多的羣衆聚會——遵義“萬人大會”，成立“遵義縣革命委員會”。會上，身穿列寧服、頭戴八角帽的女紅軍英姿颯爽地教唱紅軍歌謠《決戰在今朝》：
紅軍戰士好英勇，消滅敵人幾個軍，
俘虜萬餘敵，動搖了國民黨反動統治
炮火連天，戰號頻響，決戰在今朝。
歌聲飄揚在遵義城頭，征服了遵義人民，動員和組織了五千遵義子弟參加紅軍，壯大了紅軍隊伍。陳雲同志在他的《隨軍西行見聞錄》中寫道：“遵義十二天中確有五千人蔘加赤軍。此輩均系川黔滇籍之貧民或退伍者，對於川黔滇之地方情形均熟悉。此輩加入赤軍，對於赤軍有莫大作用。以後朱毛轉戰於黔北者，此輩出力甚大也。”由此可見，紅軍政治宣傳工作和紅色歌謠的巨大戰鬥威力。
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的領袖地位，爲挽救黨和紅軍來說是一個重大轉折，然而，我們還應看到，毛澤東地位的確立，其實同時也是毛澤東思想——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產物的確立，隨着毛澤東思想的形成，纔可以說馬克思主義水乳交融地成爲中國文化的組成部分。
紅軍在駐紮、休整期間，也要集體唱一些歌曲，歌詞相對長一些，而且具有“新聞性”、“時效性”，比如一首《驚歎紅軍是天兵》就充分表現了遵義會議以後，紅軍靠兩條腿與追兵周旋，直至取得勝利的情形：
紅軍夜行軍，白軍沒跟緊。
三轉兩轉無蹤影，氣得追兵頭髮昏，
架起機槍胡亂打，引來四處響槍聲，
乒乒乓乓打到天亮，雙方傷亡數不清，
鼓起眼睛仔細看，死的全是中央軍，
白軍一場狗咬狗，賠了夫人又折兵，
伸了舌頭驚歎紅軍是天兵。
紅軍在遵義地域轉戰長達3月之久，足跡遍及黔北，播下了革命的種子。在此期間，黨和紅軍遵照宣傳羣衆、組織羣衆、發動羣衆、幫助羣衆建立革命政權以至建立共產黨組織的宗旨，廣泛發動羣衆，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創建以遵義爲中心的黔北蘇區根據地的鬥爭。
在遵義，黨中央批准以林青爲書記、鄧止戈、秦天真爲委員的中共貴州省工作委員會和林青兼任書記的中共遵義縣委；除以領導創建遵義縣革命委員會之外，創建了桐梓縣革命委員會、湄潭縣革命委員會等40多個縣、區、鄉革命政權組織，創建了紅軍黔北遊擊支隊、紅軍赤水河遊擊支隊、紅軍遵（義）湄（潭）綏（陽）游擊隊、政治部保衛游擊隊等30多支革命武裝組織，創建了紅軍之友社、赤色工會、農民協會等30多個革命羣衆組織。組織起來的遵義人民羣衆，在紅軍的指導下，開展打土豪，分浮財，分田地，懲治地方反動勢力等一系列鬥爭；幫助紅軍籌糧籌款，帶路送信，搶救紅軍傷病員；黔北有四五千青壯年踊躍參加紅軍，使紅軍兵員得到補充。有紅歌《當兵就要當紅軍》在當年遵義唱響：
當兵就要當紅軍，處處工農來歡迎，
官長士兵都一樣，沒有哪個壓迫人。
當兵就要當紅軍，處處工農來歡迎，
打倒土豪分田地，咱們窮人得翻身。
紅軍游擊隊等革命武裝組織奔襲，牽制和打擊國民黨軍隊和地方民團，配合主力紅軍打擊敵人，實施戰略轉移。紅軍輾轉離開黔北後，敵人瘋狂反撲，紅軍游擊隊和蘇區人民，爲鞏固蘇區，與敵人開展了艱苦卓絕的鬥爭，堅持長達兩三年之久。
遵義颳起文藝風
紅軍進城後，朱總司令在舊府衙前臨時搭建的一個臺子上，宣講了紅軍的宗旨、任務以及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救國主張，還特別向廣大羣衆解釋了紅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緊接着，紅軍沒收了王家烈的鹽行，分一些給貧困羣衆，其餘則以平價出售給百姓。中央還分派許多同志到羣衆中去，從基層工作做起，李堅真發動羣衆成立革命委員會、王泉媛去開展反霸鬥爭、劉羣先組織工農游擊隊等等。在遵義，建立了紅軍長征途中唯一的縣級紅色政權——遵義縣革命委員會。
遵義縣革命委員會，是紅軍長征以來成立的第一個縣級政權。在那裡，能歌善舞的女紅軍戰士們盡展才藝。
萬人大會召開當天，是長征途中紅軍戰士們感到的最快樂的日子。嘹亮的革命歌曲《決戰在今朝》：“紅色戰士好英勇，消滅敵人幾十軍，俘虜萬餘敵，動搖了國民黨反動統治……炮火連天，戰號頻吹，決戰在今朝……”在遵義老三中的操場上空響起，傳遍了整個遵義城。
身穿列寧服、頭戴八角帽的女紅軍戰士洋溢着青春的氣息，一掃行軍的勞頓和沿途的疲憊。她們正在給“紅軍之友社”和“街道兒童團”教唱紅軍歌曲，細密的汗珠從她們的臉頰滑落。
已教唱了兩個小時，周圍匯聚了萬多羣衆。女戰士們甜美的歌聲征服了遵義人：“紅軍決不是國民黨所宣傳的那個樣子。”她們英姿颯爽，增強了紅軍在遵義市民中的影響力，同時廓清了國民黨散佈的謊言，使那些終年勞苦的泥瓦匠、竹篾匠、木匠以及昔日的窮人、“幹人”，從這些巾幗紅梅身上認識了紅軍，紛紛主動積極參加紅軍。由此，紅軍在遵義擴紅達四五千之衆。
在遵義“萬人大會”上，王泉媛、李桂英、劉彩香等人早早地來到會場，分別組織羣衆宣傳革命道理，教他們唱革命歌曲。遵義城裡各行各業的人
士，手拿彩旗，高呼口號，場面熱鬧非凡。經過幾天的反霸鬥爭，膽大心細的王泉媛看到貴州的老百姓對國民黨軍閥豪紳的壓榨敢怒不敢言的狀況，於是她自編自演了一出舞劇。她頭戴黑禮帽，鼻樑上架一副墨鏡，手裡拄着一根文明棍，把當時貴州省省長、大軍閥王家烈的形象表演得惟妙惟肖，一邊表演還一邊唱起臨場自編的歌曲，讓羣衆在捧腹大笑的同時，激發了他們對這些軍閥豪紳的憎惡，會場頓時羣情振奮，口號聲響徹在遵義城的上空。這個農民出身的女人，已經徹底拋卻了封建宗法意識，戰勝了女人的自閉與羞怯，第一次登臺就將自己的表演天才發揮得淋漓盡致。
在遵義老三中操場上，31歲的女紅軍金維映非常耀眼。
金維映，原名金愛卿，暱稱“阿金”，1904年出生於浙江岱山縣高亭鎮。10歲隨父到定海。女師畢業後在幼兒園當教員，在定海認識了前來治病的瞿秋白、項英、楊之華等人，深受革命影響。1927年入黨，開展工人運動，發動鹽民起義，後轉上海從事工運。1931年到中央蘇區工作。她曾先後擔任過中共於都、勝利兩縣的縣委書記、中央組織部組織科長，是一位出色的黨的工作者。由於工作富有成效，被選爲中華蘇維埃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在1934年2月召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爲中央政府執行委員會委員。
參加長征後，金維映任中央縱隊休養連政治委員、黨支部書記。由於她長期從事工人運動和教師工作，因此多才多藝。在遵義萬人大會上，她一頭秀髮，歌聲激越，獲得了許多遵義“幹人”的讚譽。
女紅軍中，多才多藝的還要數李伯釗。她不但能歌善舞還能寫作。
李伯釗，1911年3月出生在一個貧苦的知識分子家庭，四川省重慶市人。父親李玉章原籍福建，是清末秀才，參加過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母親是識文解字的家庭婦女。李伯釗從小喜愛文學。她6歲時，父親去世，家庭生活陷於窮困。爲了減輕母親的負擔，她發憤攻書，1934年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師範學校。肖楚女、張聞天在這所學校任教，傳播革命思想，主張男女平等。在他們的影響下，性格開朗的李伯釗很快成了進步學生中的活躍分子。1925年，她加入共青團，193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9年，在莫斯科讀書時，她與同在中山大學學習的楊尚昆結了婚。回國後，在中央蘇區任教育部藝術局長。
在長征中，李伯釗始終是最活潑、最有生氣的角色。她先在中央工作團，任務主要是做宣傳鼓動工作。後來中央工作團撤銷，李伯釗在幹部休養連工作一段，快到遵義時，組織上調她到紅軍總政治部任宣傳幹事，在總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宣傳部長陸定一直接領導下工作。
李伯釗主要是做宣傳鼓動工作，演戲、唱歌、用悅耳的歌聲和優美的舞姿，鼓勵紅軍戰士克服困難，勇猛前進。她走到哪裡，哪裡就活躍，就生動，就充滿活力。人們還記得她在部隊衝破敵人封鎖線時高亢的呼喊：“同志們，勇敢地衝，衝破敵人封鎖線！”“同志們，加油攀登，山不高了，打起精神，衝上高峰！”
紅軍隊伍在貴州猴場時，恰巧趕上元旦迎新年。李伯釗還特意組織了一場同樂晚會。晚會上，她演唱了江西、福建民歌和蘇聯歌曲，跳了海軍舞。蔡暢唱了馬賽曲。歡快激越的旋律，驅散了戰爭帶來的愁雲。
李伯釗在解放後創作的三幕九場歌劇《長征》，成功地把二萬五千里長徵的壯舉搬上了舞臺，第一次在舞臺上塑造了毛澤東的光輝形象。1960年她將歌劇改成話劇，話劇手稿在十年浩劫中被損毀。但這損毀不了她反映偉大長征的意志：“稿子丟了，我可以再寫，因爲長征在我們腦子裡，在我們心上！”後來，她又創作了反映長征的話劇《北上》。
紅軍隊伍在侗鄉
在距黎平縣城約40公里處的大山腹地，有一個侗族小山村——壩寨鄉高場村。這裡山高林密，大片原始森林將村落裹得嚴嚴實實，在過去漫長的歲月裡，人們過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平靜生活。
時光回到1934年12月19日，高場侗寨涌入了一股紅色的浪潮——中央紅軍長征經“黎平會議”做出放棄與紅二、六軍團會合挺進黔北的戰略決策後，3萬多紅軍隊伍從黎平縣城出發，向西行進，途經高場侗寨三天三夜，在那裡留下了三個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
一把銅鎖的故事
1934年12月19日（農曆十一月十三）上午，中央紅軍3萬多人馬從黎平縣城出發向劍河開拔，途經三什江、地西、勇寨，先頭部隊中午到達高場。當年的高場侗寨有百來戶人家，是縣城通往黎平西部和劍河縣的主要交通要道，青石板鋪就的古驛道向大山深處延伸。村民本來都怕兵患，加上對紅軍的不瞭解和受國民黨“共產共妻”、“紅毛鬼”等的宣傳影響，紅軍到來之前的幾天前，絕大部分村民就躲進了深山老林，只有幾位膽大且放心不下家裡糧倉那些穀子的年輕人在守家。12月20日清早，幾位紅軍幹部找到留守看家的楊光廷（1910年生，已故）和楊光華（1914年生，已故）兩個人，要求兩人給部隊帶路到羅裡鄉的平信侗寨。兩人指了指沒有鎖上的糧倉，爲難地擺了擺手。紅軍幹部明白了兩人的心思，立即叫兩名戰士找來一把銅鎖，幫他倆鎖好穀倉。
從高場侗寨到平信有30多華里密林覆蓋的山路，途經高更、羅裡等幾座侗寨，兩個人帶紅軍部隊抵達平信侗寨時已是傍晚。當兩個人返回高場時，爲安全起見，紅軍幹部將一杆銅電筒送給兩人，並教他倆如何使用。同時，在帶路之前，紅軍幹部看到楊光廷家裡用的鐵鍋已破，就送給他一口銅鍋。
那把紅軍送的銅鎖，楊光廷老人一家一直用來鎖穀倉，直到“文革”初期交由當時的黎平縣領導董正順同志轉交縣文物管理所，目前存列在黎平會議會址裡，見證了那段特殊歷史時期的軍民魚水之情，成爲了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傳承紅軍長征精神的難得教材。
收養紅軍小傷員
在高場村有一位老人叫吳明禮（1898—1971年），爲人耿直。當紅軍離開高場西進時，有一位年紀約15歲的小紅軍叫王茂生（江西省泰和縣人），因年紀小而且滿身生瘡，不能繼續跟上大部隊，流落高場村。白天靠乞討度日，晚上睡在鼓樓內，一牀軍被、幾件破軍服和小瓷缸是王茂生這位小紅軍的全部家當。高場寨上有幾個地痞流氓，欲將王茂生小紅軍丟進高場河下游的龍潭裡殺害，想謀取軍被和軍衣，幸好被吳明禮發現，全力阻止，避免了一場人命關天的傷害。
爲了防止王茂生再次受到傷害，吳明禮冒着被國民黨當局抓去坐牢、砍頭的危險，按地方風俗收養王茂生當養子。當時，吳明禮已是三十五六歲的人，因家裡窮還沒有結婚，收養王茂生後就將他當成自己的親生骨肉般悉心照料了五六年。1939年，吳明禮經人牽線結了婚，王茂生也覺得自己已長大成人，不忍再拖累吳明禮，於是開始獨立生活，並於1940年底在吳明禮的護送下到黎平縣城安家，彼此仍以父子相稱，密切往來。解放後，王茂生被安排在黎平縣工商管理部門工作直到離休。
農民自發修建紅軍烈士亭
在高場村紀愛山坳口，佇立着一座佔地面積約50平方米的木質結構紅軍烈士亭，是高場村農民自發獻料、投勞，自行設計，於1967年1月建成的。
據已故的高場村吳茂德老人講述：當年紅軍長征途經高場時走了三天三夜，因爲那幾天山裡霧氣大，看不大清楚，反正整個寨子、田壩、河邊都住滿紅軍，估計有幾萬人的隊伍。吳茂德老人的房子緊挨後龍山，也住有紅軍，他就躲藏在後龍山裡。最後那天清早，吳茂德看見三個20來歲的紅軍從他家樓上攙扶着走下來，繼續尾追大部隊。那三位紅軍可能是重傷員或飢餓過度，當三人走到上高場的紀愛（地名）就先後倒在路邊犧牲了，他們叫什麼名字、是哪個省哪個縣的人也無法知道。高場村的幾位老人看了心痛，就將三位紅軍屍體集中掩埋在紀愛青石板路下坎。
1967年，爲緬懷革命先烈，教育子孫後代，傳承紅軍長征精神，奮發圖強建設社會主義強國，當時的高場大隊幹部根據羣衆的願望，決定在紀愛坳修建紅軍烈士亭，並於1月初正式動工。楊光華、楊宗昌、吳文德、楊正勳等幾位大隊幹部組織吳文德、楊光華、楊宗昌等人到掩埋地將紅軍烈士的屍骨挖出，同還挖出幾顆軍扣；組織寨上的木匠師傅用上等的老杉木做好棺材裝進紅軍遺骨、軍扣；組織羣衆義務平整墓地、籌集木料、搬運青瓦等；烈士亭圖紙由寨上的吳士清、吳來華等幾位木匠師傅自行設計；墓碑上的“中國工農紅軍烈士之墓”、“成千上萬的先烈爲着人民的利益在我們的前頭英勇地犧牲了，讓我們高舉起他們的旗幟，踏着他們的血跡前進吧！——毛澤東”等碑文由楊秀林老師雕刻，於28日正式建成了高場紅軍烈士亭。
高場紅軍烈士亭自1967年1月建成以來，已成爲高場及附近村寨村民和小學生緬懷革命先烈，進行革命傳統教育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每年清明節學校都組織學生到烈士亭掃墓，祭奠先烈。
“土機槍”擊落“洋敵機”
紅軍三渡赤水來到茅臺鎮。一天下午，中央縱隊在茅臺鎮附近的公路上穿行。突然，傳來了巨大的轟鳴聲，從遠處飛來3架敵機。紅軍戰士很快躲進兩旁的樹林中，觀察敵情。
敵軍的飛機在上空盤旋，聲響越來越大。樹林裡的馬匹受到驚嚇，飛奔而出，暴露了紅軍戰士的隱藏地點。敵機很快向樹林投射炸彈，並且再次降低了飛行高度。
躲在樹林裡的戰士們紛紛提出，應該趁此機會擊落敵人的戰機。中央軍委警衛營機槍連連長葉蔭庭對戰士們說：“用機槍去打飛機勝算不大，沒有上級的同意，我們不能貿然行動。”
這時，向上級彙報情況的警衛營營長楊梅生跑了回來，氣喘吁吁地說：“總參謀部根據情況決定，火速對敵機進行攻擊，掩護中央縱隊安全前進。”
葉蔭庭仔細觀察了敵機的位置，伸手指向遠處的一棵樹，說：“以這棵樹作爲基點，首排架設兩挺‘高射機槍’（紅軍自己動手用重機槍改造成的代用高射機槍），間隔25米；第二排同樣架設兩挺‘高射機槍’，間隔10米。”
戰士們聽到指揮，立刻做好了射擊準備。觀測員報告，敵機已飛入目標區域。4挺“高射機槍”一齊對準敵機，連發子彈。突然，一架敵機被擊中，冒起滾滾濃煙，墜落到茅臺鎮西側。另外兩架敵機發現事情不妙，立刻調頭飛走。
“成功啦！”“真的擊落了敵人的戰機！”戰士們歡呼起來。
此戰開創了紅軍擊落國民黨飛機的先河。紅軍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得知敵機被擊落的消息後，趕到機槍連慰問大家。他說：“感謝你們所做的一切，能夠打下敵人的戰機，我代表黨中央、毛主席向大家表示祝賀！”雷鳴般的掌聲過後，王稼祥接着說：“用機槍打下戰鬥機實屬不易，你們開創了紅軍擊落敵機的先例，希望你們總結出更多、更好的經驗，推廣到全軍。”
自制高射機槍打落飛機的情況實屬罕見，紅軍總政治部將這個消息刊登在《紅星報》上。原文寫道：“本月十八日，蔣敵黑色大飛機一架低飛至長壩槽，被我警衛營防空排射彈八十五發，擊落在茅臺附近。”
遵義製造：“紅軍幣”
1935年1月7日，紅軍智取遵義城。8日，中央軍委發出《關於軍委縱隊9日進駐遵義並以縱隊司令員劉伯承兼遵義警備區司令電》，同時任命陳雲爲警備區司令部政委。9日，紅軍在遵義城舉行隆重的入城儀式。遵義城內工、農、學、商各界人土手執紅旗從四面八方涌向南門關豐樂橋迎候紅軍進城。12日，遵義縣革命委員會成立大會在遵義老城隆重召開，近萬羣衆參加大會。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遵義城舉行。19日，紅軍離開遵義，移師北上。由此可見，紅軍駐守遵義長達12天，這是紅軍長征以來在一個城市駐守時間最長的一次，也是紅軍整個長征期間在一個城市駐守最久的一次。這就給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在遵義發行貨幣，提供了較爲充裕的時間與安定的空間。而紅軍在此間嚴格執行的鐵的紀律、公買公賣的行動，博得廣大羣衆的信任與擁護，又爲貨幣的發行爭取了民心。
遵義縣革命委員會以軍委幹部團軍需處主任羅梓銘爲主席，下設人民武裝、肅反、土地、財政、勞動、文化等六個人民委員會，分別以紅軍幹部丁柏霖、周興、朱開銓、毛澤民、陳雲州和地方幹部任移擔任上述各人民委員會的主任委員。每個人民委員會設委員三至九人，整個遵義縣革命委員會有委員25人。另外，各人民委員會根據工作需要，另設幹事若干名。其時的委員、幹事都沒有薪水，只管伙食，另加一人一塊錢的鞋襪費。
人民武裝委員會有60多支短槍，一個排的長槍，除在遵義街上武裝巡邏，還安排了必要的崗哨，以對付公開的和隱蔽的敵人，維護革命秩序。“當時的秩序搞得挺好，一切都很井然，也不擁擠，跟中央蘇區的秩序差不多。”
人民肅反委員會負責偵察潛伏的反革命分子，抓了軍閥王家烈派到遵義潛伏在商人中的幾個反革命分子，其餘的反革命分子聞風而逃。直到遵義縣革命委員會的40多人全部撤出爲止的十天間，遵義城沒有發生過任何反革命的暴亂事件和擾亂社會治安的事件。
文化人民委員會主要任務是搞宣傳，宣傳紅軍有嚴明的紀律，公買公賣，不拉夫抓丁；宣傳紅軍抗日救國，打土豪分田地等。二十幾歲的任移直爽、潑辣，他發動了很多同學參加宣傳工作，影響很大。“後來，在遵義縣革命委員會裡，就有40多個學生參加了紅軍，跟紅軍北上了。”
顯而易見，遵義縣革命委員會的上述業績，給國家銀行在遵義發行貨幣造成了一個良好的社會環境和社會心理。沒有這些條件，要在黨的羣衆基礎相當薄弱的遵義發行貨幣，根本無從談起。
遵義縣革命委員會還從多方籌集物資，以作爲貨幣發行的後盾，爲國家銀行在遵義發行貨幣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和信用保證。
土地人民委員會的主要任務是保障駐守遵義的機關、部隊及遵義附近的部隊有足夠的糧食，儘量好的給養。同時，還要打土豪，查收國民黨官僚資本。在遵義城，就沒收了國民黨的三四個糧倉的穀子。這些糧食、財物，除了散發給羣衆外，還上繳中央沒收徵發委員會，充實國庫。
毛澤民親自領導的財政人民委員會，承擔了大量籌款、收集物資、進行公買公賣的任務。他們查收了國民黨官僚及反革命分子的財產，查收了王家烈的煙館、鹽行，得到一大批煙土和食鹽等，爲貨幣的發行、回籠提供了充足的物資及硬通貨，從而能讓羣衆放心接受、使用國幣。
當年遵義城的經濟、社會狀態，爲國家銀行在遵義發行貨幣提供了較爲相宜的市場條件。遵義是貴州省內僅次於貴陽的第二大城市，向爲黔北首府，各種土產集散地，漢、苗、黎各族商旅雲集之所，市面十分繁華。既有新城，又有老城，一條河流穿越其間，是紅軍長征以來所經過的第一座繁華的中等城市。儘管它曾因爲反動政府、反動軍隊的欺騙宣傳，給紅軍先頭部隊以“老百姓跑的跑，藏的藏，所剩無幾，店鋪都關了門，滿街垃圾，一片蕭條淒涼”的印象。紅軍大部隊進城時，羣衆已發動起來，“各種商店都已開門營業，百貨日用品、食品到處都是，街上行人也很多，有趕‘街市’的，有看熱鬧的，有做宣傳的，還有高聲叫賣麻糖的。”
另一方面，當年遵義作爲國民黨政府的一個行署，管轄十來縣，自是軍閥、官僚、地主、奸商相互勾結的地方，貴州軍閥王家烈便在這裡稱雄一方。他在遵義開有煙館、鹽行，囤積了價值幾十萬元的食鹽和大量煙土。當地缺鹽，他一手操縱市場，以昂貴的價格出售。其時豬肉才兩角錢一斤，鹽巴倒要四角一斤。許多老百姓因爲買不起鹽而患大脖子病。
國家銀行對上述情況進行了充分的估量，認爲這種一面到處是商機、商業活動，一面羣衆嚴重缺鹽而軍閥囤積居奇的局面，有利於發行貨幣，主導市場，滿足羣衆需要。
此外，久困大山、疲於奔命的紅軍指戰員，得到這麼一個難得的休整機會，來到這麼一個有大量東西可買的地方，也急需用經費和自己積累的“伙食尾子”購買生活、醫療等用品，以利今後的行軍打仗。而紅軍指戰員隨身攜帶的經費和“伙食尾子”，一部分或全部是國家銀行在中央蘇區發行的貨幣，它們在白區無法流通。這也需要國家銀行通過在遵義城發行貨幣，來吸納、消化它們。
由此可見，遵義城的經濟、社會狀態，大體上具備了發行貨幣所需要的市場條件。
國家銀行卓有成效的工作，以及高度的負責精神，保證了貨幣在遵義順利發行。
爲在遵義發行貨幣，國家銀行在紅軍先遣工作團、中央沒收徵發委員會、遵義縣革命委員會等有關方面的支持配合下，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採取了相應的技術措施，進行了周到的現場服務，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一是通過深入細緻的羣衆工作和統戰工作，發動廣大羣衆和工商業者，迅速恢復遵義商業，活躍市場。毛澤民等利用紅軍入城式和遵義萬人大會的有利條件，廣泛接觸羣衆，瞭解社會，宣傳黨的工商業政策，使遵義的羣衆和工商業者明瞭：紅軍是正義之師，只視反共反人民的國民黨反動派爲敵，而視開明士紳、工商業者爲朋友。紅軍只沒收軍閥、官僚、豪紳通過壓迫剝削窮人而掠奪來的財產：對於商人則實行保護政策，支持他們發展貿易、活躍市場、穩定物價、公買公賣，鼓勵他們與紅軍合作，正常營業。毛澤民還專門到一個姓餘的商會會長家拜訪，又到丁字口協記綢緞鋪老闆劉伯莊兄弟家做工作。劉伯莊兄弟因黔軍潰退時搶劫了他家財物，而紅軍先頭部隊進城則保護了他們的財產，便欣然出面說服動員商界同仁開門營業，還積極幫紅軍辦貨。由此，貨幣的發行就有了相應的市場。
二是設立兌換處，並利用沒收來的稀缺物資，發行、回籠貨幣。國家銀行設在遵義老城紅花崗區國民黨黔軍副軍長猶國才的私宅裡，樓上樓下幾十間房間，使國家銀行有了寬敞的業務室和庫房。在廣泛宣傳貨幣發行、兌換政策，羣衆及商家對貨幣有足夠認識的基礎上，他們一面發出貨幣，使其在市面流通；一面組織兌換處，方便羣衆和紅軍指戰員隨時兌換貨幣。其時在遵義新城商業中心設立了6個兌換點，又在遵義周邊駐有紅軍部隊的桐梓、綏陽、鴨溪、團溪、龍溪、餘慶、湄潭等地設立了19個兌換點。爲彰顯紅軍貨幣信用，保障羣衆利益，他們把沒收來的大量食鹽以低價拍賣給羣衆，規定只收紅軍幣，不收其他貨幣。而且一元紅軍幣可到兌換點換取一元二角現洋，或兩元國民黨的鈔票。由於國家銀行有充足的現金（銀元、金條等）和物資保證，發行的貨幣完全可以兌現，遵義城及附近駐有紅軍部隊的城鎮的羣衆與商家都樂於接納、使用紅軍貨幣。紅軍貨幣信譽極一時之盛，市面也空前繁榮。爲此，國家銀行的工作人員在遵義度過了最爲忙碌的十天。在紅軍撤離遵義城的前一天晚上，他們突擊一個通宵，把沒收來的罰款和兌換回籠的紅軍貨幣都整理完畢，第二天又隨部隊出發了。
國家銀行在遵義發行、回籠紅軍貨幣的做法，既活躍了市場，保障了紅軍的供給，又維護了紅軍幣的信譽，維護了羣衆的利益，因而在當地留下了很好的影響。羣衆都說“紅軍好，不坑人，‘紅軍票’值錢”。對於當年少數還流散在羣衆手中的紅軍幣，1955年國家發行新的人民幣時，還以一比一的比價兌回了。
國家銀行在遵義發行紅軍幣的時間雖然短暫，卻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意義。在政治上，它顯示了歷經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的中國共產黨、中國工農紅軍和蘇維埃政府的頑強的生命力及旺盛的活力；昭示了紅色貨幣的良好信譽，以及黨和人民軍隊、革命政權維護人民利益的高度的負責精神。在經濟上，它活躍了市場，繁榮了經濟，一定程度地改善了人民羣衆和紅軍指戰員的生活條件。在人民貨幣史上，它留下了光輝的一頁及寶貴的經驗，足資我們發揚光大。
如今，遵義作爲長征以來唯一使用“紅軍幣”的地區，將一張張當年百姓使用的“紅軍幣”珍藏到了中共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舊址內，讓人們能夠近距離地欣賞到古老的“紅軍幣”。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