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話說，仇人相見分外眼紅，不過謝苗諾夫可沒有跟彼德羅維奇上校硬碰硬的勇氣，烏蘭烏德這個哥薩克團不管是支持臨時政府還是支持蘇俄新政權，反正不會支持自己這個名聲在外的匪幫。
一方手下敗將無心戀戰，一方是惶惶然趕了大半夜的路精疲力竭，不過論火力當然是彼德羅維奇這個正規的哥薩克騎兵團要強的多，光馬拉的輪式馬克沁就超過6挺，一陣秋風掃落葉壓過去，3000人的哥薩克騎兵團兩翼機槍掩護下向謝苗諾夫匪幫發起了衝鋒。
謝苗諾夫既沒有底氣也沒有實力跟不知怎麼出現在自己身後的哥薩克騎兵團死磕，這廝呼啦啦領着一幫烏合之衆就奔北面撒丫子撤了出去。
彼德羅維奇這廝上次跟着周圍幾個城市的駐軍一起響應蘇俄政府的號召，剿滅了謝苗諾夫的叛亂，那是因爲當初社會革命黨人的西伯利亞臨時自治政府還沒有成立，高爾察克們還沒有登高一呼，當時西伯利亞的俄軍將領一來沒有到站隊表面立場的時刻，二來心裡都自認自己是國家的正規軍，所以剿滅謝苗諾夫這樣的烏合之衆匪幫是責無旁貸的義務！
這會兒隨着局勢的變化，布爾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顯然因爲一月流血事件已經徹底撕破了臉，整個俄國大地處於四分五裂羣雄並起的時刻，各種各樣的蘇維埃政權和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地方政權林立，原來沙俄的將領們也各自站隊。
由於那個《土地法令》的逆天，大部分沙俄軍隊的高級將領和士官們站在了蘇俄新政權的對立面，此時的彼德羅維奇也不例外，畢竟誰的覺悟再高，叫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和貴族子弟們倒過來革自家的命分自家的宅院土地給佃農和貧農，這事情在1918年，能想通的人不多。
彼德羅維奇一個衝鋒打垮了在色楞金斯克搶-劫的謝苗諾夫匪幫，打死打傷幾百人，俘虜了幾百人，謝苗諾夫帶着兩千多人裹着搶來的糧食財物逃離了城市，彼德羅維奇的哥薩克團又累又餓又凍，也就沒有繼續追擊下去，讓謝苗諾夫躲過一劫，不過這仗一打，謝苗諾夫從俘虜嘴裡也知道了原來烏蘭烏德已經被中國人佔去了。
這廝向北跑出了一大截路，停下來尋思，在俄國人眼中我是哥薩克匪幫，在中國人眼裡我是盟友啊！當初不是說好了麼，我回到這貝加爾湖區是爲協約國拉起一支自由俄國的隊伍來嘛，我現在惶惶然如喪家之犬，不如繞路去烏蘭烏德投奔中國人去！
有了中國軍隊的接濟，再搞上一批軍火和糧食，這我纔有攏人的底氣呀，這廝打定了主意，吩咐全軍選個背風的地方安營，等明天向東開拔去中國人佔領下的烏蘭烏德好好淘換點吃食和武器來！自由俄國的旗幟不能砸在自己手裡！
要說謝苗諾夫手下這批2000多人的殘兵敗將，倒是從中國帶出來的1000多人算是主力，這幫人在中國呆的時間久，反倒覺得中國人容易打交道，瞧着也親切，比西伯利亞貝加爾湖區這幫生番一樣的哥薩克老鄉要容易相處的多。
因此謝苗諾夫總司令一說明天往東去找烏蘭烏德的中國人打牙祭，倒還真鼓起了點士氣，不少哥薩克荷荷狂叫，權忘了兩個鐘頭前在彼德羅維奇的哥薩克騎兵團追殺下那個慘樣，紛紛攘攘胡亂就在背風的野地裡紮下了營盤，一心等着明天去找中國人要給養和接濟。
回過頭來說彼德羅維奇，這廝再一次打垮了謝苗諾夫匪幫，算是給沙俄正規哥薩克軍人掙回了點臉面，不過色楞金斯克遭到了洗劫，剩下的糧食根本也不夠自己的騎兵團維持多久的，這廝又不放心一百公里外烏蘭烏德的中國軍隊。
“謝爾蓋米哈依諾維奇，中國人既然能神不知鬼不覺的一天突進230公里突襲烏蘭烏德，據我估計，明天他們坐着火車奔襲這裡太容易不過了，你看我們團下一步行動該如何安排？”彼德羅維奇一邊狼吞虎嚥啃着勤務兵圖爾金替自己烤的一塊馬肉，一邊含糊不清的問着對面自己的參謀長！
“團長，你真想好了？咱全團的前途可就在您老人家一句話裡了！”謝爾蓋的祖輩是從頓河遷徙到烏拉爾以西地區的哥薩克，幾代人下來這會兒光屬於家族的土地就有上千公頃，蘇俄新政權的《土地法令》是他心頭揮之不去的刺，彼德羅維奇老家也是良田無數的主。
早幾天還在烏蘭烏德時，這倆搭檔一拍即合，要離開烏蘭烏德，去烏拉爾的烏法投臨時政府去，那個軍事部長高爾察克海軍上將可是俄羅斯的民族英雄，當年北極探險的牛人，要是跟着布爾什維克走，日後怎麼面對老家的父老鄉親？
扯着嗓子喊，“鄉親們，我彼德羅維奇回來了！糧食什麼的統統交出來，地主的土地宅院全部沒收充公！從我彼德羅維奇家開始？”
是個人都做不到，這就跟王庚前世讀那個《靜靜的頓河》時一樣，格里高利選擇的道路，是絕大多數地主階級子弟出身的沙俄中高級軍官們的共同選擇，這時代的俄國老百姓，無論是自耕農、富農還是小地主大地主，靠幾輩子勤勞致富的不在少數。
這些自給有餘的哥薩克家庭培養出來的子弟，從軍後很快成爲沙俄軍隊的中堅力量，這時候突然要他們倒轉槍口，回家去分自己的田地，沒收自己的宅院，這顯然是無法單純用什麼主義和理論就能說服人的事情。
在前世，那些歷史學家曾仔細研究，得出的結論是，白衛軍不過是爲了保護自己合法土地和財產不受掠奪和侵犯的地主階級的軍隊，他們腦海裡最大的念頭就是“這樣不行，憑什麼要分掉我家的地、馬匹、牛羊？憑什麼？只因爲另一些人比我們家窮？”
1918年是一個主義漫天飛的時代，蘇俄政府沒有能跟德國簽訂那個《佈列斯特條約》是整個俄國的幸運，也是不幸，幸運的是，已經爲此辭職跑到芬蘭生悶氣的小個子導師不用被人攻訐爲德國派來的間諜、賣國賊和俄奸。
不幸的是，在蘇俄新政權不戰不和事實上放開了門戶大踏步向北撤退的情況下，德國可以長驅直入毫無阻擋的佔領波羅的海沿岸。佔領烏克蘭的鋼鐵和糧食基地，佔領高加索的石油。
事實上，協約國如果夠聰明，或者說，如果德國夠頑強，雙方能攜手達成西線的不戰不和的默契，而放手讓德國在東線摧枯拉朽的橫掃俄國再次打到莫斯科的話，很難說蘇俄那個新政權是否能生存下去。
當然，不可否認的是，《土地法令》是個動員和武裝紅軍的大殺器，無數俄國的貧農和佃農，爲了能擁有自己的土地，而義無反顧的加入了托洛茨基組建的紅軍行列。
1918年的春天對所有人來說都不容易，俄國的富農們尤其如此，戰爭對社會的破壞造成了大面積的糧荒，而富農和地主則是保有糧食儲備最多的人羣，很多人蔘加紅軍或者白衛軍，只是因爲可以獲得那聊以餬口和生存的麪包。
彼德羅維奇和謝爾蓋的地主階級出身，以及他們這一胖一瘦老搭檔和其他俄軍中高級將領一樣無法超越歷史現實的見識，最終使得他們即使爲了保住自己家的土地宅院和財產，也不得不選擇站到臨時政府這邊的陣營來！
“還有啥多想的？你家老子兄弟的土地宅院你願意無償分給佃農？古來就沒有這樣的道理！我們團就去烏法投奔高爾察克去！那傢伙的威望人品都比咱倆強的多！聽說捷克軍團的指揮官和他也在接觸，咱去晚了可落不着好！”彼德羅維奇惡狠狠的啃了一口烤的焦黃的馬肉，盯着自己的參謀長道。
“那就成，聽你的！甭管中國人明天來不來攻打這色楞金斯克，咱明天一早就坐火車出發奔西邊去，越早離開這裡越好，啊不不，是越早趕到烏法越好！去晚了可真沒咱什麼事了！”參謀長謝爾蓋狠狠的喝了一口水壺裡裝着的冰冷的伏特加，咬着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