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策伸手將案上的書拿了過來，看了一眼，原來是《鹽鐵論考釋》，仔細再看，書的天頭地腳寫了不少硃砂字，應該是黃琬看書的批語。黃琬的書法很大氣，方方正正，自含奇崛之氣，有些禮器碑的味道，不像蔡邕的書法那麼圓。
“黃公好書法。”孫策很自然地讚了一聲：“你是支持御史大夫，還是支持賢良文學？以你的身份，應該是賢良文學吧？不與民爭利，藏富於民，對吧？”
黃琬目光微閃，垂下眼皮，將孫策放歪的書擺正。孫策看得出黃琬的心情有些矛盾，無法回答他的問題。以黃琬世家名士的身份而言，他當然是支持賢良文學，反對與民爭利。可是以他從政多年的經驗而言，他又很清楚，反對與民爭利的結果就是世家、豪強的坐大，而這正是本朝百餘年都沒能解決的痼疾。
孫策也不着急，靜靜地看着黃琬。郭嘉把黃琬說得那麼好，他其實是有些懷疑的。郭嘉再聰明畢竟也是人，他脫離不了這個時代的侷限。他行爲非主流，不代表他就不向往主流。對黃琬這種少年成名，德才兼備的名士高官，他是沒什麼抵抗力的。與黃琬類似的李膺就是郭嘉的偶像之一。
可是在他看來，這個時代的讀書人不管有多大的才，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儒家學說的影響，他們的世界觀就是從接受儒學教育開始的，然後纔有機會接觸現實，他們看待世界的標準就是儒家的，凡是與儒家學說不同的都是錯的，都是需要改造的。
這就是他們大多偏執的根源之一。很多人也許認識到了儒家理論與現實的偏離，但他們最多隻是明哲保身，做個隱士，或者陽奉陰違，做一個僞君子，卻沒人敢質疑儒家世家觀的正確性。
不與民爭利，就是儒家仁政觀念的一部分。
從本質上來說，不與民爭利的初衷並沒有錯，沒有一個人希望皇帝無節制的榨取民力，將整個天下的財富都用於一個人的窮奢極欲。孫策也不贊同。但不與民爭利這個美好的願望在執行中不可避免的走向了事與願違的結果，尤其是儒學獨尊，成爲整個王朝的政治倫理支柱的時候。世家豪強用這個理由名正言順的拒絕交稅，結果戶口增加，朝廷卻陷入了財政困難，只能看着世家豪強無節制的膨脹。
儒家的政治思想大多如此，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初衷很完美，結果很糟糕。
當然，這也不是儒家纔有的毛病，黃老、法家一樣有其無法克服的短板，相比之下還是儒家好一點，維持穩定的時間更長一些。兩千年的王朝更替，各家輪番登場，最後還是儒家堅持得最久正是出於這個原因。儒家不是最好的，卻是最不壞的。相比之下，黃老道家、法家都堅持不了太久。秦用法家，二世而亡。漢初用黃老，五六十年就難以爲繼，最後只能看着儒家閃亮登場。
沒有一個政治理論是完美的，苛求儒家並不能解決任何問題。用辨證的目光來看，隨着生產力，生產關係也必然要跟着變化，不然就會成爲阻礙生產力發展的要素。可是儒家有一點很致命：復古，什麼都是過去最好，什麼都是聖人說得有理，就算是變法也要託古改制。
如此一來，儒家天生就有自相矛盾的屬性，言行乖離，無法自圓其說，被事實打臉也就不意外了。儒家的大部分問題都來自於此，德教、禮教之爭出於此，今古文之爭也出於此。除了那些死讀書的大儒——他們心裡只有紙面上的制度，沒有現實世界，反而沒有矛盾——但凡是有實際行政經驗的人都知道，真要完全按聖人說的做事，十有八九是行不通的。
黃琬行政經驗豐富，在地方做過太守、刺史、州牧，在朝廷做過三公九卿，他對這種矛盾體會最深。面對孫策，他又不能強辭奪理，否則被孫策抓住把柄更丟臉。身爲俘虜，他也不可能以前輩的身份壓人。孫策反問了一句，他就知道這個話題沒法繼續，只能沉默以對。
見黃琬不說話，孫策暗自發笑，主動開口，換了一個話題。“黃公，剛纔你說的擊敗我之後，要用我的力量攻擊袁紹，是掩飾之辭，還是肺腑之言？”
黃琬眼角顫了顫。“現在還有區別嗎？”
“當然有區別。如果是掩飾之辭，那當然沒什麼好說的。你安心地做階下囚，看着我怎麼擊敗袁紹，然後等着朝廷下詔，或檻車徵詣廷尉，或就地誅殺，誅三族九族，全看朝廷心意。江夏黃氏就此除名，你和袁紹的名字卻會留在史書上，遺臭萬年。”
黃琬眯起了眼睛，眉梢不受控制的顫動着。
孫策頓了頓，又道：“江夏黃家也是大族，你大父官至太尉，你又官至太尉，門生故吏無數，少不得有人會掩護你們，留下一兩個後人。不過他們不會再以江夏黃氏後人自居，應該會改個姓什麼的。黃能改成什麼呢，斬頭去尾，姓由，要不姓田也行？”說着，他忍不住笑出聲來。
黃琬面色連變，忍不住冷笑道：“早就聽說孫將軍好戲言，果然名不虛傳。”
“戲言？”孫策歪歪嘴。“我倒覺得你可以當成讖言，比那什麼‘瞻烏爰止，於誰之屋’準多了，快則三五年，慢則七八年，肯定見效。黃公如果能保重身體，肯定能親眼看到。”
黃琬臉色紅一陣白一陣，他擡起手，按着心口，喘了兩口粗氣。“如果我說的是肺腑之言呢？”
孫策笑了，向後退了一步，坐在欄杆上，抱着雙臂，翹着二郎腿。“如果是肺腑之言，黃公也許有機會將功折罪，就看你有沒這樣的勇氣了。”
“哦？”黃琬拖長了聲音，不置可否，神情間卻有些不屑。
“黃公應該看過李儒的文章吧？”
黃琬垂下了眼皮，一聲不發。他當然看過李儒的文章，他也知道了孫策的用意。李儒以董卓舊部的身份寫文章揭露黨人的所作所爲，爲了避免被人抓住把柄，有些事是不能講的，因爲他拿不出過硬的證據。黃琬不同，他是黨人的重要成員，黨人所做的事，他參與了大半，如果他像李儒寫《己巳之亂親歷記》一樣寫文章，效果絕非李儒可比。黨人不相信李儒，卻不會不相信他，袁紹想抵賴都難。
這篇文章真要寫出來，袁紹也好，他和王允也罷，都會千夫所指，無疾而終。
“怎麼，敢做不敢認？”孫策幽幽地調侃道。“原來黃公的剛正不阿只是對別人，對自己卻寬容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