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隻虎子，從造型、陶質和土垢、土鏽來看，應該是戰國晚期抑或是西漢早期的灰陶虎子。”
張天元一邊觀察，一邊低聲對歐陽曉丹說道：“這玩意兒，只顧着從贗品的‘百萬軍中’去尋覓一批又一批‘高精稀’陶瓷器的人，是不屑一顧的。關注歷史文化的人，卻視其爲可遇而難求的真古董。”
“你不會真要買吧？”
歐陽曉丹忍不住問道。
不管這是不是陪葬品，在歐陽曉丹看來，買這種東西總感覺怪怪的。
“那是你不瞭解啊，我閒時偶然翻讀到一本雜誌，其中有篇不長的文章說到了虎子。
文章寫道，元人陳芬作《芸窗私志》，其中提到有人問瑤卿：‘溺器而曰虎子，何也。’
瑤卿回答：‘神鳥之山，去中國二十五萬裡，有獸焉名麟主，服衆獸而卻邪。此**溺，則虎伏地仰首，麟主於是垂其背而溺其口。故中國製溺器曰虎子也。’
虎子竟然是‘百獸之王’的溺器，當真的神乎其神，自然便想着有朝一日，能有一隻把玩於股掌之上，也是件快樂的事。”
“神經病啊。”
歐陽曉丹真是無法理解張天元的這種思維。
張天元卻有自己的看法。
這種東西，聽着不怎麼文雅，但卻是很罕見的藝術品，就算自己不用，放到博物館裡去展覽，也是相當不錯的。
顧名思義，虎當然便指的是老虎，虎子者，老虎生的小虎也。
但這裡所說的虎子，卻並非就是老虎之子。
不妨讓我們回味一下《芸窗私志》所說到的虎子。
中國的道教理論認爲，麟和虎皆爲祥瑞之獸。
虎大王是八面威風的，竟然會俯首貼耳，伏地張口爲麒麟接小便，足見，麒麟的威風，又遠在它虎大王之上了。
於是權勢顯赫者爲顯赫自己的威嚴，便學着麟主的作法，製造出來個虎形溺器，稱之爲虎子，以表示自己身份地位之尊貴，如麟主一般之高高在上。
據典籍載，最早借着“麟主溺虎”的傳說造出虎子來的，是春秋戰國時人，有陶虎子、青銅虎子、漆器虎子，花色品種不少。
1980年湘南五里牌三號戰國墓，就出土了一件彩繪漆虎子，作臥伏狀，黑漆彩繪，飾雲氣紋，有四足，頭爲圓筒狀，造型生動，紋飾拙樸典雅，閃爍着楚文化的熠熠光輝。
不過，考古工作者在長期的考古發堀實踐中，發現過新石器時期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良渚文化、黃土侖文化都有與虎子相似的陶器，但並非就是虎形。
於是，學者專家們有的認爲是溺器，有的則認爲不是，於是來了個折中，稱之爲獸子。
但有的如商周黃土侖文化獸子，長不足10釐米，高不足6釐米，容積如此之小，一定要稱其爲溺器，容量未免太小，恐怕確乎是不怎麼得當的。
即便如有的學者們所說，是‘洗手時淋水的’器具吧，遠古時期，矇昧原始，纖秀小巧若此，用來澆水洗手，恐怕還‘文明文雅’得過於早了些時日，未免拔高了中華文明的進程。
何況那時‘麟主溺虎’是否流傳尚未可知，有點兒像是生生地將它硬塞進‘溺器’的行列的。
由於這虎子上面碎掉了兩片，張天元笑着對那攤主說道：“這缺掉的東西呢？”
“您要的話在這裡。”古玩商販一臉的笑，趕忙從大提袋的側袋中摸出個報紙包包，打開，是兩塊碎陶片。
他說：“我不磨整一下口，牙牙碴碴的難看……這東西是我在工地上弄到的，那個挖機師傅算是懂得點古玩，他從土中找出來兩片碎片，想買的，問起殘片來，東西在，可以照着修復。買家不問，我就地扔掉完事……”
他振振有詞，張天元卻沒心思聽下去。
殘片上有兩圈絃線，在虎子口頸上試着一拼合，正好與左上方部位相吻合。
只要這東西不缺少碎片，那麼修復起來就會非常容易，對於張天元來說，這當真是小菜一碟。
說老實話，他倒是巴不得這東西碎呢，那畢竟價錢上要便宜不少。
物以稀爲貴，這是千古不變的真理。
迄今爲止，公、私藏品中皆罕見戰國和兩漢陶虎子，歷史文物價值不可否認。
它的別具風采而完美的造型，具有十分突出的藝術價值。
嶺南古陶瓷博物館珍藏着一隻漢代陶虎子，是目前所見少數幾件早期陶虎子之一，無提樑，前後各有一系。
其四肢亦如戰國虎子作奔跑狀，相比之下，前者顯得有些皮軟無力，四爪不上翹，腿彎曲弧度亦略小，胸、臀不夠圓滾，成橫臥直筒狀，細些觀察，似乎少了些我所珍藏的虎子的健美強壯的雄風。
讓我們回頭看看，典籍是如何記載2000多年前的虎子的吧。
虎子之名最早出現在《史記·萬石列傳》集解之中，有“蘇林曰：賈逵解周官，楲，虎子也”，楲即溺器。《周禮·天官·玉府》提及“掌王之燕衣服祍席牀第凡褻器”，此處所說之褻器，東漢著名大學者鄭玄爲其作注，說其中也包括虎子。
而傳說西漢武帝時李廣兄弟狩獵，射殺一猛虎，便取其頭骨爲枕，以示服虎之威；制其形爲溺器，以示厭辱其兇。
鄭玄作注時沒有提及此事，諒是贊同瑤卿的麟主之說而不屑於李廣之說吧。
張天元亦以爲瑤卿之說更能使人接受，能讓猛虎服帖，能征服猛虎，能役使猛虎，表明人類是自然界的主宰，這就夠了，並非就是要羞辱百獸之王。
悠悠千古，從漢代到魏晉時期，虎子不斷地演繹變化，到兩晉時的越窯青瓷虎子，當是入了陶瓷虎子的佳境了，面世的接二連三。
僅僅一個小小的鎮城博物館，就有兩隻兩晉青瓷虎子，雙雙定爲國家一級文物，其身價不可謂不高。
正是因爲虎子從誕生之日起，不單銘刻着自高的印記，且從來就披着貴族化的面紗；真是一路風風光光，市井百姓是無緣消受得起的。
兩晉以後，如陸建初在《古陶瓷識鑑學》中所云：“故比及兩晉，越窯青瓷工藝即向制器尚用迴歸，如夜壺漸隱去虎形，罐不再鷹飾，硯亦不復熊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