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銑聽陸鴻鳴和孫保興罵前任上官罵不絕口，當下也是微笑不語，任由他們發泄個痛快，不過心中卻是暗暗讚許，覺得人心可用。自己若是真心想爲當地百姓做些實事，這些屬官應該都不會拖自己的後腿。
後世經常覺得一把手異地任用可以減少貪墨，並且解釋爲如果不異地任用就會導致當地勢力盤根錯節，但是其實這是一個誤解。試想一個人千里做官只求財，眼前別的啥都沒了，也不怕父老鄉親戳脊梁骨，當然是可了勁兒的擼錢；呃，反正做一任兩任就捲鋪蓋走人了，“我死之後，哪管洪水滔天”？
所以，異地任用的真實效果，其實是防止世家豪族在本地邀買人心，沽恩市義，形成盤根錯節的割據勢力，甚至如節度使、藩鎮一樣的存在。也就是說，這個法子是防割據謀反的，並不是防貪腐的。
蕭銑等二人罵的差不多就了，接風宴的酒也喝夠了，便命人撤下席面，烹上茶來，談點正事兒。蕭銑知道自己時間緊迫，能夠更快摸清本地情況的話，就更利於開展工作。
“陸縣丞，前任的主簿封存了文檔之後也是跟了王腎那廝走了。不過看文檔終究不直白，將來錢糧戶口方面的東西有些不明瞭的，還要你和劉主簿交代清楚，卻是勞煩了。”
“不麻煩不麻煩，這些都是該的。蕭大人今日若是沒什麼緊要事兒，卑職就先介紹一下本州本縣的錢糧戶口、稅賦徭役。”
“本官也正有此意，陸縣丞儘管簡明扼要說一下。”
陸鴻鳴清了清嗓子，一邊回憶一邊說，他說的很粗略，畢竟都是靠記憶的。
“本州共有6縣24000戶。其中餘杭縣第一，本縣第二。餘杭縣去年報的是6300戶，本縣5500戶，都超過了4500戶，按照朝廷定製是‘上上縣’；其餘武康縣（今湖州德清）、於潛縣（今杭州臨安）都是3500~4000戶之間，屬於‘上中縣’，這四個都是上縣。鹽官、富陽不足3000戶，所以只能算中縣。
不過本縣雖然在杭州六縣中戶口排第二，但是因是州治所在，富庶卻勝於餘杭縣，而且有半數戶口居住在城內，工商也就發達得多——如今州城城牆之內，計有3000民戶，兩萬人口。每年稅賦則都是按照丁男立戶者露田40畝計稅，年納2石稻米、絲綿3斤。丁女、次丁男立戶半之；丁男戶、丁女戶中另有次丁男者，按人頭折半計稅。去歲錢塘縣一年糧稅收稻米兩萬四千石，戶調收絲棉三萬餘斤。”
蕭銑穿越到這個時代雖然好幾年了，古文水平也是信手拈來，但是看那些繁複的賦稅律令還是覺得枯燥，此前也沒有仔細的研究過。如今聽陸鴻鳴一講，倒是覺得深入淺出得多。又向陸鴻鳴諮詢了一些法律上的問題之後。他終於是頗爲理解爲什麼古代——至少隋唐時候，戶少人多，或者說每戶戶均人丁數衆多了。
前世讀書的時候，蕭銑經常會奇怪，隋煬帝大業五年，天下不過也就八百萬戶，但是將近五千萬人。開元盛世，將近九百萬戶，人口逼近六千萬。如此一算，每戶人家至少六七個人，比之後世的三口之家多了這麼多。如今，纔算是明白其中動機。
原來在晚唐兩稅法之前。從魏晉六朝到隋，稅制除了按照人頭計算你的“應納稅田地數額”之外，還有一個原則便是“丁稅”和“戶調”相結合，以鼓勵生育。
簡單來說，兩晉時候壯年男丁規定“朝廷許佔田70畝，課田50畝”，也就是說你可以種70畝地，然後按照50畝繳稅。如果你身強力壯種滿了70畝，那沒的說，多出來20畝的收成全部歸個人，朝廷一分不拿。但是若是你種不夠50畝，那也必須按照50畝理論收成的三十分之一，即“三十稅一”來繳稅。如果是10歲以上15歲以下的少年或者壯年女子立戶的，那麼朝廷減輕一些負擔：許佔田40畝，課田20畝。
這個具體的數據當然是每朝每代都會變得，比如北朝這邊乃至如今的大隋。壯丁許佔荒田減少到60畝，要納稅的課田按照40畝計。不過這些都不是大問題。
要命的地方，在乎“戶調”制度。也就是說，除了壯丁的人頭稅之外，還有以戶爲單位計稅的部分。戶調主要是收紡織品，南方收絲棉、絹帛，北方收麻布，規定是每一戶三斤絲綿或者三匹絹帛——而且“匹”的尺寸是嚴格限制的，一尺八寸寬，長四丈算一匹，你願意織得更大更足料朝廷也不會攔着你，但是別想偷工減料。
除了絲織品之外，“戶調”的第二項內容就是對於該一戶人家內除了壯丁以外的其他人口進行糧稅徵收的計稅。一般認爲，如果是十五歲以下的少年，不單獨立戶，而是依附於其父兄的戶下面的話，那麼這個次丁男需要繳納的田稅比單獨立戶的次丁男減半。而女人的話就更划算了——女人即使是到了丁女的年紀，但是如果是嫁了老公的，跟着丈夫立戶，就完全不需要繳納糧食人頭稅了！
聽陸鴻鳴解說這一條的時候，蕭銑的表情實在是頗有代入感：若是告訴後世的剩女們，年滿十五歲之後，如果及時嫁了老公，就不必每年交1石糧食。如果嫁不出去，就乖乖自己掏腰包一年交1石……那那些剩女的表情該有多精彩。
絲織品，一戶人家只按照壯丁人數交份數，女人小孩完全不用交。田賦部分，而少年和女人如果附着於別的戶，也可以分別享受減半甚至免除的優惠。如此一來，百姓能不搶破頭了地去減少“戶”的數量麼？一戶人家平均有七口人，而且儘量長輩沒死之前能不分家就不分家，也就再正常不過了。
當然，朝廷其實也不傻。對“戶”作出優惠的本意，其實是鼓勵繁育人口，鼓勵女人到了十五歲趕緊嫁出去。在以人口多寡衡量國力的年代，朝廷爲了增加人口而付出一些暫時少收錢糧的代價，其實也是一種細水長流的發展觀罷了。
……
“如此，本縣一年可以調度的稅賦也就是‘稻米兩萬四千石，戶調收絲棉三萬餘斤’。卻不知按此納稅之後，百姓生計可有艱難？本地實際田畝產出卻是如何？套用朝廷定下的平均稅率，會不會負擔太重？”
“這點倒請蕭大人放心，朝廷當初定下的‘四十畝課田計稅二石’，是按照中原的平均畝產水平確定的。即定一畝中上等的田地，一年產出當有一石五斗。北方植粟的州縣雖然很難達到這個數字，往往只有一石二三鬥，但是也還承受得住——只不過相當於把三十稅一稅率變成了實際二十稅一。個別極爲貧瘠的邊地荒郡，可能畝產九鬥，便相當於十五稅一。
我杭州雖然水鹹土鹼，比湖州、蘇州等瀕臨太湖的州要差太多，但是一斗五石的畝產卻還可以保障，偶爾還能略多一成半成。畢竟是江南水鄉，吳中富庶之地，瘦死的駱駝比馬大，便是最貧瘠的州縣，比北方旱地也要好上一些。”
蕭銑全盤聽了下屬的彙報，對於自己的地盤信心又增加了幾分，不過聽到陸鴻鳴彙報說湖州蘇州等單產遠高於杭州，不由得又有些好奇，也就追問：“那卻不知蘇湖等地產出如何？究竟是何種優勢導致的呢？”
陸鴻鳴微微輕嘆一聲，用一種“咱這裡怎麼可能趕得上蘇州、湖州”的頹然語氣，無奈地說道：
“這怎麼可能比得上嘛。湖州、蘇州便是相對收成不好的年份，那一石八九鬥也是跑不掉的，常常都可以突破畝產兩石——而且這還是一茬稻的情況。實際上蘇湖兩州有一小半的年份因爲開春驚蟄得早，稻作生長時間夠長，足夠收割二茬稻，那樣的話，便至少是二石五斗往上的產量了。
若要細究其緣由，無非是蘇湖二州地臨太湖，又溝渠縱橫，灌溉之便利爲天下之冠。且太湖水暖，冬日也不結冰，開春時，太湖邊的水田倒可以比咱這些不臨太湖的州郡早化雪出芽約摸半個月。大人不諳農時，可能不知道這稻米早長半個月有多大的好處。咱杭州這邊，稻米要收割二茬，只有早春暖得極早的年份才能做到，靠天吃飯的話，十年裡面最多也就一二年可以如此。而蘇湖就是因着這稻作出芽早半個月，所以有足夠的生長期收二茬稻——田家經驗豐足的，只要見到七月中時稻穗已經飽滿，便都會馬上收割，到了九月末十月初就還能再割一茬。”
蕭銑一開始聽到“二茬稻”，第一反應還以爲說的是雙季稻。後來仔細聽下去又知道不是這麼回事兒，其實他上輩子也算是半吊子歷史愛好者，隱約記得中國的雙季稻貌似要到宋朝從越南引入占城稻之後，纔有秈米早稻，才存在雙季稻的概念。
那麼，陸鴻鳴說的這個，應該便是“再生稻”的概念，也就是種一次後，同一批稻苗收割兩茬。就好像茶葉收割時摘了頂芽，過一陣子還會再長一般；水稻這種作物，只要收割時只割下成熟的稻穗，而保留好稻穗下方因爲稻穗營養壓制而沒長成的腋芽，那麼腋芽再長几個月還會再結出一茬稻穗。當然這第二茬的收穫並不多，或許只有頭茬的三四成，但是在雙季稻沒有出現之前，能夠多收這一茬已經是很難得了——
而且，在隋朝的時候，還沒有“兩稅法”，也就不存在朝廷徵稅按照夏糧、秋糧兩季徵收的問題，朝廷默認天下的田畝一年都只有一熟的能力，收稅也只收一次。所以只要多收下來一茬兒，就百分百全部是農戶的，對百姓的補貼和激勵效果非同小可。
前世蕭銑是寧波鄉下出身的窮苦命，小時候也在農村幹過農活，雖然不專業，可是好歹結合後來的教育，總有一些融會貫通的認識，故而這些知識結合如今聽到的現狀，在腦中過一下便知道是怎麼回事了。
一套爲修運河大計籌集錢糧徭役的的方略，在蕭銑腦海中漸漸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