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說的不錯，如果我不是商人，而是個大地主，倒是可以這麼做！”
“地主和商人有什麼區別嗎？”小七好奇的問道。
“這區別可就大了！”周可成笑道：“一畝地什麼年景能打多少穀子，這個都是一清二白的，再好的田把式能收的穀子比尋常農夫也多不了多少。地主也不用花多少心思，收成的時候在周圍轉一轉，便能知曉可以收多少租子。而我們這行當就不同了，就拿蓋屋子來說，懂行的和不懂行的、賣力氣的和不賣力氣的天差地別，找個不懂行的蓋出來的房子過幾天塌下來了砸死人了怎麼辦？找個不賣力氣的拖拖拉拉的幹七八個月怎麼辦？”
“師傅，您的意思是？”小七還是有些稀裡糊塗的。
“很簡單，若是依照你的辦法，擺一個粥鋪，以工代賑，幹活的人也只是爲了填飽肚皮，替我們幹完了這一次拉倒，待到年景好了自然各自回鄉去了。我們那時候要想再找人替我們蓋房子，就得從頭開始，招來的也是些生手。但若是用我這次的法子，那些工匠能在我這裡掙到錢，他們爲了不被別人把飯碗搶走，自然會琢磨着把事情做好，而且隨着越做越多，自然也會更加熟練，乾的更好。即便倭寇退了，只要我這裡還有事情做，他們就還會留下來替我做事情。我現在雖然花了一點錢，但是卻留下了一批技術熟練的工匠，你說哪一個划得來呢？”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小七笑道：“還是您的法子好，不過我怎麼覺得還是做地主輕鬆，只要有地，就不怕佃戶不交租子，哪裡還用像您這樣花那麼多心思？”
“萬事開頭難嘛！”周可成笑道：“再說了，那些地主也沒有我賺得多呀！你想想一百畝地十個農夫，就算是那些農夫一粒糧食都不吃，一年風調雨順他也就能收兩三百石米吧？若是把這十個農夫變成機戶，一天出一匹絹，一個月就是三十匹絹，刨掉生絲、人工，賣到倭國去就能換三四百石大米了，種田之利無論如何都是比不過經商做工的，兩邊較量起來，用不了幾年功夫我就能把他們都甩到後面去了！”
“師傅說的是！”小七連連點頭，雖然還不是太明白周可成話語中的邏輯，但是對師傅的信任和尊重還是讓他連聲稱是。其實周可成方纔說的不過是初中政治課本里面的常識——勞動價值論。即商品的價值是凝集在其中的無差別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如果明白了這個道理，就不難看出第二第三產業相對於第一產業（主要是農業）的巨大優勢——農業是一個季節性非常強的行業，所以除去農忙季節，在其他大部分時間裡農民實際上是處於半失業狀態的，自然其從事者的有效勞動時間要遠遠低於第二和第三產業，單位勞動力的產出自然也要遠遠低於第二和第三產業的成員。
而明代東南地區的農業人口過剩和土地不均更加劇了這一現象，由於勞動力過剩和土地佔有不均，土地佔有者在和佃農的博弈中佔據了絕對優勢的地位，他們輕而易舉的佔據了土地出產中的絕大部分，而佃農得到的甚至無法維持自己的生存，還要在農閒時節出外打零工才能維持生計。這樣就造成了一個惡果：對於土地佔有者來說他們無需花費精力改良土壤、改進生產技術，只需要將土地租賃出去然後坐收租子即可；而佃農們也沒有資本來改良土壤，改進生產技術，結果就是明的中後期開始，中國的農業生產技術開始逐漸停滯，從事農業的勞動力的單位時間產出也停滯不前，甚至倒退，這就更加劇了整個東亞地區的內卷化。
顯然，在這樣的環境裡，所謂的“資本主義萌芽”不過是一個僞命題。確實在明代東南地區的商品經濟頗爲繁盛，也出現了新式僱傭勞動生產形式。但是要看到這種新式的生產形式在汪洋大海的舊生產關係中不過是滄海一粟，而且即便是賺到錢的工商業者，或者囤積金銀進行高利貸，或者購置田地，轉型爲租賃地主，而不是用於擴大再生產。
拜國朝的“應試教育”所賜，周可成大學雖然讀的是船舶製造專業，但爲了考上大學，在這些初中、高中的政治歷史也沒少下死記硬背的功夫。當時覺得枯燥無味、面目可憎的東西在穿越之後卻變得鮮活了起來：義正言辭的朝廷大臣們、在地窖裡塞滿銀子的縉紳老爺們、被盤剝的奄奄一息的佃農們、雖然作走私買賣，卻整日裡琢磨着被朝廷招安當官，衣錦還鄉買地供兒子孫子考狀元光宗耀祖的海賊們，一個個都從歷史課本上活脫脫的走了下來。周可成不得不佩服馬克思的著名論斷“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不管這些人主觀上有這樣那樣的想法，但在實際生活中他們的卻好像被某種神秘力量操縱着，按照自己的身份說話辦事。周可成不得不承認，除非自己能夠建立一個新的體系，否則他就會像歷史上那些著名的海商，如汪直、徐海、鄭芝龍等人那樣，要麼被同化，要麼就會被消滅。
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話來描述舊體制的基礎那就是封建國家對土地的佔有，在這種體制下，土地而非勞動被認爲是財富的真正來源，甚至唯一來源。因此土地所有者（皇權）天經地義的應該擁有絕大部分社會財富，而社會中的其他成員無論是農民、手工業者還是商人，都只能擁有分到社會財富中的一小部分，即便其能夠擁有大量財富（比如商人），也被認爲是不合乎習慣法的。這也是我國古代“士農工商”劃分的內在原因，說到底，“士”作爲控制着土地的封建國家官僚的主要來源，自然是高踞四民之首，坐享財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