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俊足足觀察了佐爾格5秒，佐爾格也一樣，當他得知蘇聯副統帥要召見他，走進內務人民委員在統帥部的辦公室時注意力立刻集中在亞歷山大身邊的副統帥身上。
筆挺的元帥制服，形象和資料裡的一樣——完完全全的蘇維埃統帥形象，只是那些宣傳照雖然形象，但根本無法同真人散發出的那種氣勢相比！
看得出元帥同志非常疲勞，但眼神似乎能看透一切，身上有世界在我腳下的氣勢。但又不是那些曾經接觸的日本年輕軍官的狂妄，而是自信：信仰與他身後強大蘇維埃祖國賦予的完全自信！
也就是一瞬間，佐爾格感覺自己並不是在看人，眼前的是一處光輝、共產主義的光輝！
抵達莫斯科已有段時間，職業的習慣已經讓自己很快適應這座曾經熟悉的城市；也正因爲職業的原因，他還需要做一個隱形人，身邊真正瞭解他身份的人不超過10個：這都不是困難，做爲一名二十幾年生活在黑暗中的人，這都是小意思，至少來到了莫斯科，再不用擔心半夜有人衝進自己的臥室。
時刻有着爲共產主義事業獻身的準備，佐爾格不怕犧牲，擔心的是也許有一天再不能爲共產主義奮鬥，而現在個人的一切危機已經過去——亞歷山大在第一次召見他時，就明確的告訴佐爾格：是副統帥的直接命令和干預下，他和他的小組才奉命撤離、安全的抵達蘇聯。
作爲一名情報員，佐爾格曾經見過別爾津，當時就是一種仰望的心態去對待別爾津，而現在自己受到的是副統帥的接見，內務人民委員完全把他當自己人，這對於抵達莫斯科前地自己而言是根本沒想到的。
一名情報員。抵達莫斯科就被賦予重任，這是何等的信任！雖然早在25年就加入蘇聯國籍，成爲蘇共黨員，但作爲一名常年在敵對勢力國家潛伏的情報員，上面的信任算是無可附加了！
到了莫斯科，見過亞歷山大這位蘇聯兩大情報強力系統（內務部，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原來的國家安全總局。亞歷山大一方面是內務人民委員，另一方面是國家安全總政委。兩頭他“老大”。）的掌權人，佐爾格才明白爲了自己，蘇聯動用了無數人力物力，纔有驚無險的將自己送抵莫斯科。
但佐爾格怎麼也沒想到：副統帥開口地第一句話竟然是關於自己的獎章！他不是不想佩戴，情報員最大的願望之一就是有一天能光明正大的走在人羣中，光明與坦蕩，只是這樣的願望也許要終生都壓在心底最深處。而在蘇聯，一枚金星獎章就是自己忠於蘇維埃、正直、光明的最好證明！
但現在還不合適。所以按照中央的安排，將暫時使用弗拉基米爾-米哈伊洛維奇-洛克索夫斯基的化名，連檔案都做好了，“以前一直在遙遠地雅庫特共和國工作”，今年才調往莫斯科。每天上下班專車接送。不去公共場所，因爲自己在西方世界還是有一定知名度，更要避開日本使館，萬一照面問題不小——只是在現在的莫斯科這樣的機率幾乎沒有。
原本自己希望去遠離莫斯科的地方工作。一是爲了避嫌（終究在外面這麼多年。），二也是爲了避免在莫斯科暴露身份，但亞歷山大不同意，還明確的告訴他：用不了多久，會授予他蘇聯國家安全三級政委地軍銜（蘇聯國家安全系統、內務人民委員部系統有各自相對獨立的軍銜體系。國家安全總局的最高軍銜爲國家安全總政委，對應的是蘇聯元帥，其下有國家安全一級政委、二級政委等。）。
無比地信任，而根據亞歷山大的暗示——這一切的背後都是副統帥的操縱！
雖然身在日本。但對於這位高速崛起的普倫雅科夫同志，佐爾格知道的並不少，因爲在世界各大國新聞體系和情報系統，對他的關注度能排進“個人前十”：板上釘釘的蘇聯權力接班人、蘇聯第二號人物、堅定地共產主義戰士、斯大林無條件信任的左膀右臂，挽救了大批優秀紅軍高級指揮員、“肅反”中後期的幕後實際執行者，半個紅軍指揮體系都在其掌控之中！
從佐爾格的看來，普倫雅科夫元帥就是一個傳奇，更是一個謎！神話一般的迷！在其他國家。這樣的人是不可能存在的。最高權力掌控者在交班前絕不會允許這樣的人存在，但他就在自己眼前！
“您好。副統帥。”佐爾格露出了真摯地笑容。
林俊是一肚子地話，但這會有點不知道說什麼好，一指邊上的沙發：“坐，生活工作環境還能適應嗎？有什麼困難就和亞歷山大同志提。”
有點怪異，一個二十多歲地年輕人對46歲的佐爾格用的是長輩式的口吻，因爲林俊已經習慣了。
“一切都好，副統帥。”
“不用這樣客氣，叫我安德烈就行。”林俊坐到沙發上後說。
“是，元帥同志。”佐爾格很聰明的退了一步。
亞歷山大就坐在林俊另一邊：“佐爾格同志，副統帥爲了你可花了30架轟炸機！”
佐爾格點點頭，“當時我藉口要採訪在中國的日本佔領軍，瞭解汪僞政府，這樣才和小組分開上的船。到上海後，我正擔心如何到中國上海後抵達後方，但沒想到已經有中國方面的特工在碼頭接待，連租借都沒住幾天就離開上海。以前離開中國是轉道符拉迪沃斯託克，但這次實在沒想到是重慶。”
“在中國我還有點關係，只不知道中國國民政府的特工體系保密程度如何，但都無所謂了，只要你安全抵達莫斯科就一切值得。”
工作人員送了咖啡和綠茶進來，林俊習慣性的拿了綠茶：“我和他們的蔣委員長還有點交情，30架轟炸機換你的安全值。現在日本大體控制着中國東南部，要安全的突破封鎖抵達後方只能倚靠兩股力量，相對而言還是找中國國民政府比較方便。”
林俊有自己的考慮：找中國共產黨也可以，但在上海的地下組織就會面臨很大風險。而且不可否認，中統和軍統在這會在上海還是很有點本事的，老蔣看在當年的交情和軍援的面子上，還是樂意幫這個忙的。當然，是不是軍統的戴老闆直接指揮護送行動就不得而知了。
當時亞歷山大的部下同國民政府接觸，說的是直截了當，將名單一交：希望你們的特工系統將這幾個人從上海直接護送至蘭州，交由我們的人。還加上了額外的三十架轟炸機作爲回報。
這件事當然會彙報給老蔣，三十架快速轟炸機換一個人的安全，這會極大的刺激所有知情者的好奇心！甚至老蔣還親自過問此事，在暗示中得知此人是林俊非常重視的情報員，老蔣不得不幫忙，還要絕對安全。
國民政府當然知道蘇聯會在日本安插有間諜，而這樣大張旗鼓的撤離表明這個情報組面臨着暴露的危險，已經不在乎讓第三方知道。這些都可以理解，只是沒想到這次撤離的情報小組的領導者竟然是名德國著名記者！
誰能想到呢，這位納粹新聞協會會員、畢業幹柏林大學和基爾大學的博士，在東京德國使館內有單獨辦公室並與使館官員親密無間的著名記者竟是爲莫斯科工作的！
這會在中國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在上海失蹤幾個西方人也不奇怪，就讓日本的特高科去頭疼吧！
“你對於日本的瞭解對我們而言非常寶貴，對於中國你也非常熟悉，將來你的工作主要盯着日本的動作。其實這些亞歷山大同志都會做安排，我是個外行，工作直接向亞歷山大負責就行。這次途徑中國有什麼新感覺？”
佐爾格熟悉中國，曾經是宋慶齡和魯迅的朋友（1932年下半年，佐爾格被召回莫斯科，提前結束了他的中國之行。按佐爾格的說法：“如果不是爲了崇高的事業，我將在中國一直呆下去，我已深深地迷戀上這個國家。”），“民生凋敝，佔領區的人民更是處於困境之中。在日本，很多老百姓根本就不知道戰爭真正意味着什麼，他們有極端嚴格的新聞審查制度，連士兵的家書都要經過極其嚴格的審查。”
“島國寡民，熱衷於冒險。”林俊放下茶杯，“日本何時會向南進軍？”
“最晚今年年底，他們的戰略經濟已經快撐不下去了。一旦同西方的貿易被切斷，日本無法繼續進行在中國戰爭。”
戰略眼光，佐爾格能同任何一名戰略家相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