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廨錢並不是唐朝獨創，而是始於北魏，盛於隋唐。
大唐京司及州縣皆有公廨田，供公私之費，其後以用度不足，置公廨本錢，放貸收息。
武懷玉捉錢令史出身，還是許多世族嘲諷他的一點，不過武懷玉倒沒太在意這個，不像有些官員，流外吏出身，就成了什麼見不得人的人生污點一樣，一提那就泄氣。
比如御史張玄素，隋朝時起家縣尉，但縣尉之前做過景城法曹，更之前則是刑部令史，不入流小吏。
如今的大理寺卿孫伏伽，還是武德年間的狀元，但他在隋朝做過萬年縣法曹，而那之前，也是地方流外小吏。
這玩意就好像放後世，某個女人曾經下過海一樣，後來從良了，可要是在公衆場合被人提起就很難堪。
“陛下，”
武懷玉站出來回答，“臣讀書，曾看到隋朝工部尚書蘇孝慈就曾向隋文帝進諫，說公廨錢放貸，唯利是求，煩擾百姓，敗壞風俗，特奏請朝廷限制公廨錢的用途。
後來隋文帝下詔，禁止公廨錢放貸收息，而允許公廨錢在市場上交易買賣。”
李世民聽了，“還有這事？”
“開皇年間確實行此政，不過後來大業年間又允許放貸收息了。”左僕射房玄齡對皇帝道。
“那效果如何，煬帝爲何又恢復從前？”皇帝問。
“因爲放貸收息簡單，倍息收益，無需複雜操作，”懷玉告訴皇帝，公廨錢比起交易買賣賺錢，那自然簡單多了，畢竟很多時候，公廨錢已經相當於配給了，直接給富戶們，需不需要都不重要，你只要按期交利息就行。
公廨錢擾民的地方就是這個，一是衙門往往強行借給富戶，二是公廨錢本來有規定數額，可衙門爲了多收息，往往會多弄本錢搭車放貸收息，這本錢既有衙門的公款，也有官吏們的私款，甚至有捉錢令史們弄來的私本，所以往往本來可能一個衙門公廨本錢只有幾百貫，但實際放出去卻有上千甚至幾千貫。
最後承擔的是那些富戶，甚至是普通百姓，而還不上錢的時候，捉錢令史會用衙門的名義，將他們捉拿逼債，最後損失的還是朝廷官府的名譽信用。
還有一個問題自然就是捉錢令史靠捉錢，而獲得特別晉升，李世民當皇帝以來，僅長安的捉錢令史，這不到兩年間，就有六百多人因捉錢獲官。
相比之下，許多其它的吏員，甚至是科舉出身的，想獲官得選，卻還更難。
雖說捉錢令史要求的是品官子弟，但往往地方衙門爲了保證公廨錢放貸的收益，於是選擇商人或市井之徒擔任，這樣雖保證了公廨錢的收益，但卻也讓大唐的官吏隊伍不那麼純潔，畢竟本來工商、刑子那都是不能爲官做吏的。
公廨錢捉錢令史這事，好處確實有，壞處也很多，尤其是壞名聲最後都讓朝廷擔了，好處則是官吏和地方的一些豪強商賈們佔了。
“如果用公廨錢市場交易買賣，可行？”皇帝問。
“如果讓官吏入市，參與經營買賣，只怕會更加擾民。”房玄齡直言。
李世民頭痛的很，這也不行那也不行，可朝廷偏沒有錢，他當皇帝以來，不少官員上奏，說官員俸祿低，希望朝廷增加一些，李世民倒也想加，可哪來的錢。
“翼國公，你是民部侍郎判度支，執掌國家財政，難道除了發債券，就沒有其它好的辦法提高財政收入了嗎？”
魏徵說的那些節流，建議是好的，可如今情況下執行起來並不易。
而且也得一步步來，能節流的也有限。
最好的辦法還是開源。
但沒有活水，如何開源。
“陛下，臣也覺得如今公廨錢交捉錢令史放貸，確實非長久良策，京師諸司就有近千捉錢令史，而地方三百餘州，一千五百餘縣，也都有自己的捉錢令史放貸，加起來得有萬人。”
雖地方捉錢令史，並不是真正的令史，往往流外吏身份都沒有，頂多一個非經制的書手什麼的身份，他們捉錢捉的好也不能直接授官，但可以做吏，一樣可以往上升。
一萬個捉錢令史，一聽就讓人很驚訝。
而李世民當皇帝以來，僅長安的捉錢令史，就有六百多人因捉錢而授官，流內品官。
要知道長安諸司的品官，現在才兩千多人，魏徵就說太多了，砍掉一千五吧。
去年選人七千，最後只有六千個位置，一千選人落選。
武懷玉雖知道如果取消捉錢令史，那就得得罪上萬人，但既然做了民部侍郎，面對問題，也還是得想辦法。
專業的事情得交給專業的人去做，這點現在各衙門選用那些什麼工商、市井去捉錢就看的出來，大家都不傻，知道那種書呆子去捉錢，肯定本都收不回。
“陛下，臣有一個不成熟的想法，在京師及各道地方，設立支度司，任命支度使，把現在各衙手裡的公廨錢收歸度支司，充做本錢，給諸支度司用於和買經營生利。”
魏徵問，“剛纔說要精簡人員，省並機構，你這又要新設衙門？”
王珪則問，“如何保證支度司和買經營就不擾民，而且爲什麼不直接讓各衙的捉錢令史直接把放貸改成和買經營呢？”
“陛下，臣所說的和買經營，不是普通的入市買賣，而是要發揮官方的一些特殊作物，全國範圍內的調動。
比如說，江南某州有某種土產，但限於道路交通、市場信息等，他們的貨運不出來，沒人去買，價格便宜還銷不出去，那麼朝廷可以整合信息，構建渠道，
我們可以如糧倉一樣，在全國主要水陸交通樞紐碼頭，建立起轉運倉和集散市場，把各地的這些土產貨物，收購轉運，然後集散銷售，讓貨通天下，其利自來。”
商人，本來就不生產貨物，而是貨物的搬運工，本質便是買低賣高，互通有無。
生產貨物的，那是工匠農民。
“朝廷還可以利用市場，比如在豐年之時，谷價必跌，但貴賤也傷農，所以在豐年谷價下跌的時候，我們可以用高於市場一些的價格從百姓手裡收購糧食，這樣也能保證農民收益，
然後把糧食儲到各轉運倉中，待災年之時，或是某些地方糧價過高，把糧食輸送過去，以略低於市場的一些價格出售，則既解決糧荒，還能維護百姓，不用吃高價糧。
朝廷也可以從中得利。”
武懷玉說的這個和買，唐宋以後就已經是基本財政政策之一了，甚至諸如官營手工作坊，做些高端商品，諸如瓷器、絲綢等，還有諸如海外貿易，外商不管海上進來的貨，還是陸路關口進來的貨，先徵一筆實物做稅，然後再按需求和買一部份，運回京師或內地市場，就能賺一筆。
反正真正要經營賺錢，方法還挺多。
不過唯一要求，就是得專業，得是那種統一調度的，不能是現在公廨錢一樣，和個衙門自己幹自己的，那樣發揮不出效果，收益也不高，更起不到積極正向的作用。
必須得是全國大市場統一調度。
朝廷不僅得賺錢，還得有其它的一些積極的導向，比如說幫助貨物流通，再比如糧食布匹等日用品的調配、穩定市場價格等，這些都很重要。
當然，除了和買，其實還有個賺錢的法門，那就是榷賣，也就是專賣。
比如鹽茶，現在允民採礦採鹽賣茶的，沒有額外的稅，只是普通商品流通時收稅。
但鹽這東西，漢代時就曾官營，從中晚唐開始，更成爲中央王朝最重要的財政收之一。
當然，高額鹽稅和鹽專賣，其實也是把稅最終轉嫁到百姓負擔上了，所以有人說鹽稅其實就是人頭稅，這畢竟是人人要吃的東西。
不過如果適當的加點稅，或是搞點專賣，也是解決財政困難的一個辦法之一。
民制官收商運商賣，在鹽上，朝廷只要監管好鹽生產，把鹽都入倉，販鹽賣鹽仍交給商人，只是從官鹽倉取鹽，要同時交納一點鹽稅就行。
只要把鹽稅鹽價控制好，那麼雖會產生私鹽，但差價不是太大，則私鹽也不會太厲害。
你不能成本一文錢，你加價一百一千，那誰都會鋌而走險。
武懷玉是希望整合官方資源，把現在這筆公廨本錢集中起來，天下十道設立支度司，由朝中的度支司統一領導，挑選一些善理財的官吏，然後招募一些商賈等或是從現在的捉錢令史中精選人員，各地建立轉運倉，拿着本錢和買糶賣，
將來本錢足了，還可以再涉足諸如開採礦產等方面。
重點還是讓一加一大於二，且更積極正面，而不是現在公廨錢出現的這麼多弊端。
“支度司、轉運倉、和買、榷賣，鹽稅茶稅······”李世民念着這些詞，挺心動。
他覺得武懷玉雖是捉錢令史出身，但這腦子確實好用，就跟之前搞出債券，直接給他變出許多錢來一樣。
有些期待。
李世民也知道捉錢令史的許多弊端，但實在是沒有辦法的權宜之計。
他即位之初就考慮過取消的，但官衙辦公費用？官員俸錢日料哪來？
之前還有官員給李世民出了個計謀，說乾脆從天下選七千戶富戶，將他們定爲胥士，視防合制而收其課，計官多少而給。
說白了，就是你們這天選之子七千人，給你們這個胥士身份，本來是要去給官員當隨從做役的，現在呢你們給錢，這叫納資代課。
交錢後也不用服其它役了。
這筆錢朝廷收上來，再分發到各衙各官。
本質上來說，跟那個捉錢令史沒區別，以前還給五萬本錢，現在是直接啥也不給，你們每年繳一筆錢，實際上都是一種對富戶的掠奪。
當然了，胥士這個更狠，不給本錢，也就不讓你再有機會搭便車放貸，確實不那麼擾民，只薅這七千只羊。
可這種政策很明顯問題很大，七千戶承擔，短時間還扛的住，要是年年這樣，誰扛的住，而且這錢固定的，以後也肯定會不夠。
李世民思來想去，決定先停掉捉錢令史，一邊在各道設支度司支度使，建轉運倉，拔給和買本錢。另一方面，精選天下諸州上戶七千，準防合例收其課資，但三年一更換，官員俸料直接財政發放。
兩種方法一起試行，這樣也保險一點，萬一武懷玉的計劃行不通，也不會說到時影響到全天下所有官吏們的收益。
士農工商，官員佐天子治理天下，當然得首先保證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