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節還是有“強項令”的，至少王瑞之算一個。對他來說，日本人可恨不假，日本走狗也該殺，但一切都應該在明正典刑的情況下進行。私底下就進行這種動作是他所不能接受，他對於法治還是很看重的：“未經審訊即行此事，置法律於何地？”
張作霖對他還是很尊重的，碰到這種人，你不能說他錯。但從政治角度看，張作霖有雷厲風行之必需；但從治國角度，又不得不善爲妥協：“瑞之，非常之時，當行非常之事，你就不要再拘泥於手段了。我向你保證，下不爲例！”
咱們老張還是很少向人作這種保證的，他一向都不太乾涉行政管理方面的具體事務，這也是奉天各高層服貼這位大老粗的原因之一。但當此之時，會上許多人都贊成立即處決，王瑞之寡不敵衆，按照皿煮投票原則他也是輸的，何況現在是老、少帥“專制”的時候？他沒有辦法，只能說：“我保留意見。”
即使如此，張漢卿還是爲他的捍衛法律的精神所折倒，這是一個法重於情、權的人，是未來建設法制中國的脊樑。保持併爲國家保留這種法制元素的元氣，使人心向法，也是自己的責任。因此他充滿歉意地說：“黃推事，這件事於法確實不合，我理解您對於建設法制國家、法治社會的心情。但法律是政治的繼續，對方現在有日本人撐腰，如果我們行動遲滯，事情一旦拖延，日本人介入之後，我們如何辦理？中國在行政上還沒能做到完全獨|立，至少奉天省政|府是頂不住壓力的，到時高法廳是扣是放？若是不放，再弄出更大的風波對現在局勢沒有好處；若是放人，又怎樣解決目前的擠兌危機？這場金融風波會不會越演越烈？到時候我們再殺人，恐怕日本人就得質問我們是不是和他們對着幹了。現在我們力量太弱，還是以能夠快速解決問題、少出些妖蛾子爲好。之所以我們提出快刀斬亂麻，其實也是不願看到中國的法制獨|立精神在日本人的壓力下進程被中斷。”
少帥如此深入淺出地指出問題所在，對王瑞之是給足了面子與裡子，王瑞之再是有原則，也知道現在不是拘泥於原則的時候。老、少帥能和他平等對話，顯示出了足夠的尊重，讓他感覺等到國家強大、沒有外辱之後，建設心中所想的法制國家是有望的。特別是少帥，第一次提出了法制與法治，這是前所未有的眼界，讓他眼前一亮。他心悅誠服地說：“我理解了少帥的想法。我一直只拘泥於追求法制原則，卻忽視了中國所處的境地。我只希望，在將來，在少帥的帶領下，中國能成爲法制之國，行政不會干涉到法律。”
張漢卿堅定地說：“當然，我也相信這一天會到來，這也是我孜孜以求的理想國。不過現在，請先生與我一道，首先爲中國的行政獨|立而奮鬥。”
王瑞之說：“敢問少帥，您認爲的中國行政獨|立是指什麼？”
張漢卿回答：“等到列強都退出中國，不管是自願還是被迫；等中國主體部分統一在一個完全集權的中|央之下，就是中國開始法制建設之時。現在，我們即使搞得再好，外國人是不會聽的，至少這次的擠兌，我們對日本人就無可奈何，而沒有日本人在中間搖旗吶喊，金融危機不會涉及到全省。”
王瑞之頷首說：“少帥如此想，是中國之福。既如此，我同意這次特別的處理，但希望大帥和少帥以後能夠妥善考慮法律於治國的作用，減少例外。”
張漢卿微笑着說：“自然，下不爲例。”就因爲此，王瑞之的大名深深地印在張漢卿的心中，後來也和他成爲莫逆之交。
當天晚上，省城憲兵隊與警察廳一齊出動，將名單內各人一網打盡。原來衣冠楚楚的金融界驕子，一躍而成階下囚。一時奉天高等法院內人聲鼎沸，無數人度過了不眠之夜。
首犯興業銀行副經理劉鳴岐勾結日本人興風作浪，又是造成張作霖私人小金庫倒閉的元兇，處以極刑自有必要；瑞昌恆金店執事黃獻廷與瑞昌恆錢莊執事呂興瑞的罪名是勾結日本人，且黃獻廷是黃家一串窩案的集大成者，不殺不足以平恨；蓬萊洋行執事齊瑞、管庫解中道的罪名是販運現洋，也不能倖免。
但是與本案大有牽連的楊玉泉和閻廷瑞卻逃過一劫。按說，楊玉泉身爲興業銀行行長，又兼慶畲祥錢號的經理，對於擠兌風潮和慶畲祥錢號的倒閉，均難逃干係。不過由於楊玉泉“犯罪態度良好”，主動願意設法賠償張作霖的損失便被張作霖特別處理“免刑”，只判令賠償慶畲祥的損失30餘萬元。結果又沒有賠足，查抄楊玉泉的家產，所得不及半數。因爲楊玉泉是商會會長，便有幾家商董幫忙湊了一些，具體數額不得而知，反正，張作霖答應釋放楊玉泉。
至於閻廷瑞，也只不過判了9年徒刑。興業銀行櫃夥王殿臣、劉亞周、劉福忱、孫進仁、王月亭等5人，也在警務處被關押多日，後經處長王永江訊問，查明他們與“兌現事並無主動關係，乃請準開釋”。
此案的處理，並不能服衆，至少劉鳴岐大喊冤枉。事實上，當時便有報紙抨擊張作霖的這一做法，稱其“一案兩辦、目中無法”。不過對張作霖來說，既然能夠平息這場騷亂，又能把自己的損失補回來，這就夠了。多殺幾個人又能如何？利益纔是最重要的。
張漢卿作爲善後行動的總指揮，毫無疑問地獲得最大的好處：他奉命帶領自己的衛隊連續接管了瑞昌恆金店、瑞昌恆錢莊、蓬萊洋行等幾處經濟重地，將所有場館控制，票據、現金、及各種值錢物品封存，順帶着抄了幾位首犯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