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風雲sodu
顧祝同參加總統大選，可以說是衆望所歸。
在一九六九年與一九八零年，顧祝同有兩次機會競爭總統的位置，可他都放棄了，而中華民主黨推舉的參選者都毫無懸念的贏得了大選。當然，中華民主黨能夠在這兩次大選中勝出，也與顧祝同有關，即顧祝同在這兩次大選中都是競選團隊成員，而且隨後都擔任了政府部長級官員。
後來，很多人都認爲，顧祝同沒有在一九七四年參與大選，而是成爲國民議會議員是中華民主黨在當年大選中敗北的主要原因，即只要顧祝同加入競選團隊，以其號召力，中華民主黨在當年的大選中很有可能以微弱優勢勝出，也就輪不到中華復興黨上臺，而中國的對外政策也就能夠保持連貫了。
顯然，這種觀點並不完全準確。
從某種意義上講，中華民主黨在一九七四年的大選中敗北是鐵板釘釘的事情，即便顧祝同也無法扭轉乾坤。
這就是，當時發生的事情，註定中國政局會有一次大動盪。
別忘了，在一九七四年的大選之前，發生了三件對中國影響重大的事情，一是中國正式從危地馬拉全面撤軍，二是由石油危機引發的全球性經濟危機，三是華元信用崩潰所導致的金融危機。
這三件事情，讓執政的中華民主黨無處可躲。
雖然當年，中國成功的把第一名宇航員送上月球，實現了載人登月行動，但是這是大選開始之後的事情。更重要的是，與在政治、外交、經濟與金融等領域遭受的損失相比。載人登月所帶來的自信就算不了什麼了。別忘了，絕大部分老百姓只是在電視與報紙上看到載人登月成功的消息。也就只是感到一時興奮，隨後還得爲找工作、爲明天的三餐發愁，而這些都被記在了政府的過失賬單上。
由此可見，顧祝同在一九七四年選擇參加國民議會選舉是明智之舉。
即便從個人角度出發，中國在經歷了戰後二十多年的擴張之後，國力耗費已經達到了國家的承受極限，必然迎來戰略收縮期，而在進行戰略收縮階段，中國政府的主要使命是消化已經取得的戰略成果。並且把重點由對外擴張轉移到國內建設上來，因此像顧祝同這種軍人出身的政治家，也就沒有多少表現舞臺。
顯然，顧祝同很有政治頭腦。也非常聰明。
在擔任國民議會議員的五年間。顧祝同不但是軍事委員會主席，還以在野黨議員身份通過抨擊政府的政策，贏得了民衆的信任與支持。也就是說。在這五年裡，顧祝同鞏固了政治基礎。
有趣的是，顧祝同並沒有借這五年裡累積起來的人望參加一九七九年的大選。
要知道，中華復興黨執政的五年間，中國的經濟環境並沒有好轉，反而持續惡化。而且中華復興黨在國內經濟政策上也毫無建樹。在一九七九年，只要提出正確的競選口號。不管是誰代表中華民主黨參選，都有極大的把握主進總統府，而顧祝同有足夠的資格代表中華民主黨參選。
在當時，沒有人知道，顧祝同爲什麼放棄了這麼好的機會。
要知道，代表中華民主黨蠶選的郭明善根本就不出名，還是一個七十多歲的老頭。如果不是顧祝同加入了競選團隊，而且早就放出風來，將在當選之後擔任國防部長，郭明善未必能夠以絕對優勢贏得大選。
當然，如果以事後的眼光來看，就沒有這麼多疑問了。
一九八四年，按理說，中華民主黨應該推舉在任總統郭明善參加競選，但是在年初的時候，郭明善以身體健康爲由，宣佈不參加大選。結果就是，在當年四月份的黨內選舉中，顧祝同毫無懸念的獲得了提名。
顧祝同在這個時候站出來，再次證明了他的政治才能。
要知道，郭明善在任期間，做出的最大貢獻不是讓中國在對外事務中取得多少成果，而是消除了經濟危機對中國造成的影響，讓中國的經濟發展回到了正確軌道上，大幅度改善了民衆的生活水平。一些數據就能說明這一點，比如中國在一九八四年的國民生產總值在扣除了通貨膨脹等因素之後，比一九七五年增長了百分之五十六，比一九八零年增長了百分之四十七。中國在一九七五年到一九八四年間，人口只增長了百分之十七，意味着中國的人均收入在這十年中提高了百分之四十以上。即便把貨幣貶值等因素計算進去，中國民衆的收入也有明顯增長。特別是在一九八零年到一九八四年的五年間，中國民衆的實際收入每年都有百分之五以上的增長。
對於身爲最發達國家的中國來說，這個增長速度已經很了不起了。
要知道，大戰後的半個世紀，中國民衆收入的年均增長率不到百分之三，而德意志第二帝國還不到百分之二。
由此可見，顧祝同參選總統的時候，郭明善已經替他解決了大部分國內問題。
得益於經濟的高速增長，中華民主黨在國內的擁護率也在一九八四年空前高漲，大選前的支持率高達百分之七十。
顯然，顧祝同根本不需要花費多少精力就能贏得這場大選。
正是如此，一些在野黨人士就認爲，顧祝同是揀了郭明善創造的政治果實，以投機的方式贏得了大選。
當然，這些並不是關鍵。
從根本上講，顧祝同在一九八四年當選總統的時候，面對的是一個在戰後極爲少見的良好內部環境。更重要的是，通過十年的積累與消化，中國平穩渡過了戰略收縮期，並且具備了進行戰略擴張的基礎。
也正是如此，顧祝同當選總統，可以看成是中國由戰略收縮轉爲戰略擴張的信號。
當然，事實也確實如此。
只是，在不同人的眼裡，顧祝同參與大選，以及鐵定會贏得大選，有着不同的解讀與意義。
這一點，也正是兩伊戰爭的根源。
根據後來解密的資料，在一九八四年之前，伊拉克總統並沒有考慮過攻打伊朗，而是把重點放在了防禦上。這也很好理解，伊拉克在國土面積、人口數量與資源總量上都遠不如伊朗，而且伊拉克的軍隊裝備水平也遠不如伊朗。別忘了，在革命之前，伊朗是中國最重要的盟國之一，能夠優先獲得中國的先進武器裝備，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中國把J-78式戰鬥機賣給了伊朗，卻沒有賣給另外的盟國。因爲大部分伊朗軍隊響應了革命，所以伊朗幾乎全盤繼承了巴列維國王的軍事遺產。
在一九八四年，伊朗軍隊的戰鬥力明顯超過了伊拉克軍隊，至少在表面上如此。
此外，在政治關係上，中國已經跟以色列聯合，因此中國對待阿拉伯國家的政策出現了兩極化傾向，即只爲承認以色列、並且願意跟以色列和平相處的阿拉伯國家提供支持，而以消滅以色列爲目的的阿拉伯國家則成爲了中國的眼中釘。可惜的是，伊拉克與敘利亞走得太近了，因此在中國的中東與海灣政策中，伊拉克處於邊緣地位，即便沒有遭到打壓，也沒有得到中國的支持。
這兩個因素綜合到一起，讓伊拉克不得不採取防禦戰略。
問題是，伊拉克總統卻有着不同的看法。
這就是，中國在海灣地區的收縮性戰略纔是放棄伊朗的直接原因，而中國不可能一直都處於戰略收縮狀態。
也就是說，只要中國轉變戰略政策，由收縮變爲進攻，就肯定會對付伊朗。
結果就是，伊拉克總統把顧祝同參與大選當成了中國轉變戰略政策的信號，並且由此做出了中國將支持伊拉克打擊伊朗的判斷。
顯然，伊拉克總統的戰略判斷只對了一半，即中國確實將在顧祝同當選總統之後改變戰略政策，卻未必會支持伊拉克。
問題是，伊拉克總統在當時並沒有認識到這一點。
正是如此，在中國大選塵埃落定，顧祝同以獲得百分之七十一的選票當選總統後不到一個月，伊拉克軍隊就越過邊境線攻入伊朗境內，而伊拉克總統則期望顧祝同能夠在住進總統府之後成爲伊拉克的盟友。
顯然，這太高估顧祝同了。
雖然在兩伊戰爭爆發的時候，顧祝同已經當選總統，而且按照慣例，他將在當選之後參與政府的重大決策，以便在宣誓就職之後承擔起總統的責任與義務，但是當時的總統依然是郭明善，而不是顧祝同。
顯然，專注於國內事務的郭明善並不希望出兵介入兩伊戰爭。
更重要的是，這是一場在顧祝同預料之外的戰爭，而且顧祝同的競選綱領並不是幫助某個三流國家成爲地區霸主。
也就是說，即便到了一九八五年一月，顧祝同宣誓就職之後，也未必會支持伊拉克。
事實也確實如此，即顧祝同的政治目的絕不是幫助伊拉克打贏一場輸贏對中國來說都沒有直接厲害關係的戰爭。
顧祝同在這個時候住進總統府，有着更加遠大的目標。R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