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高熾長子朱瞻基與其父相反，善騎射，諳武事，熱衷權利，工於計謀。朱棣在世時，朱瞻基深得祖父賞識。朱棣死後，朱高熾即位，雖立朱瞻基爲太子，但已察覺他非安分之輩，故屢有勸誡之語。可是，朱瞻基迫不及待地爲自己早日登位籌謀，爲此不顧親情。洪熙元年(1425年)三月，朱高熾命朱瞻基南行祭陵(鳳陽的皇陵與南京的孝陵)。朱瞻基於四月十四日離京，隨侍朱高熾的宦官海濤，是朱瞻基親信，他按預先密謀，五月十三日加害朱高熾。朱瞻基離京後，卻沒有按既定日程行進，而是直奔南京。但在離開南京前，南京城中就有傳言“仁宗上賓”。要知道，當時北京還未發喪，亦無如今現代化的傳播工具，可見朱高熾“上賓”是在一些人預料之中的。當時，朱瞻基還說：“……予始至遽還，非衆所測。”顯示他有人們難以想像的重大安排。他匆匆北返，在途中等待齎詔而來的海濤，於六月三日抵北京——NJ1．京．，就有大臣勸誡：人心洶洶，不可掉以輕心。朱瞻基答日：“天下神器非智力所能得，況祖宗有成命，孰敢萌邪心!”顯示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流露出對弒父謀位活動的自信和自得。
當然，兩種看法孰是孰非，誰也沒有確鑿的證據。隨着人們掌握的史料不斷增多，相信最終會給出一個滿意的解釋。
《明史》中有這樣的記載:"成祖舉兵，世子守北平.","成祖數北征，命之監國，裁決庶政。".還有一些資料不能一一列舉,但是總的說來,整個永樂一朝,成祖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外征戰的,而成祖不在的時候都是朱高熾在監國的.之所以朱高熾留在後方監國其原因是因爲他身體肥胖，不便隨軍作戰.他登上皇位也是不容易的,皇二子朱高煦與成祖有幾分相像，長年跟隨成祖在外,而且作戰勇猛，在武將中威信很高，在戰鬥中他曾多次救成祖與危難之際，成祖也曾許願說“你大哥多病，將來皇位必將是你的”聽了這話，朱高煦的熱情更加高漲，在整個靖難中立下了非常大的功勞。靖難成功之後，朱棣登上了皇位，但就立皇太子的問題上又出現了猶豫，朱高熾由於仁愛、儒雅，深得文臣們的擁戴，而且他是太祖皇帝親自爲朱棣選擇的燕世子，是皇位的合法繼承人，在封建社會，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而朱高煦性格頗似成祖，武勇英俊，在靖難中立下大功，而且成祖也曾親自許願將皇位傳給他，就成祖本人來講，他是希望立朱高煦的，他覺得朱高熾過於仁弱，將來會遭人脅迫.但是最終成祖還是立了朱高熾爲太子，因爲明朝的內閣制度和漢族的封建社會長幼有序制度在某種程度制約着帝王。而且朱高熾作爲世子的時候確實沒有什麼重大的錯誤，因此廢之無名，很重要的一點是朱高熾的長子朱瞻基敏慧異常，深得朱棣的喜愛.因此他於公元1404年被立爲太子.
《明史》對他的評價是:"當靖難師起，仁宗以世子居守，全城濟師。其後成祖乘輿，歲出北征，東宮監國，朝無廢事。然中遘媒孽，瀕於危疑者屢矣，而終以誠敬獲全。善乎其告人曰“吾知儘子職而已，不知有讒人也”，是可爲萬世子臣之法矣。在位一載。用人行政，善不勝書。使天假之年，涵濡休養，德化之盛，豈不與文、景比隆哉。"可謂善!各地戰士，聞義赴難，朝命夕至，其在前線以血肉之軀，築成壕塹，有死無退，陣地化爲灰燼，軍心仍堅如鐵石，陷陣之勇，死事之烈，實足以昭示民族獨立之精神，奠定中華復興之基礎。
明惠帝朱允炆（1377年12月5日－？）是明朝第二位皇帝，年號“建文”，在靖難之變後下落不明。時駙馬都尉梅殷在軍中，從黃彥清之議，爲發喪，追諡孝愍皇帝，廟號神宗，壬午以後諡不行，至南明弘光元年七月，以與顯皇帝廟號復，改上廟號惠宗，諡號爲嗣天章道誠懿淵功觀文揚武克仁篤孝讓皇帝，清朝乾隆元年上諡號爲恭閔惠皇帝，後世有人以其年號而稱建文帝。
朱允炆是懿文太子朱標第二子，但朱標的長子朱雄英早故，所以明太祖朱元璋就視朱允炆爲嫡長孫。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皇太子朱標病死，朱允炆被立爲皇太孫，由於自幼熟讀儒家經書，所近之人多懷理想主義，性情因此與其父同樣溫文儒雅，即長皆以寬大著稱。朱允炆爲皇太孫時，曾向太祖請求修改《大明律》，他參考《禮經》及歷朝刑法，修改《大明律》中七十三條過份嚴苛的條文，深得人心。
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閏五月，明太祖去世，死前密命駙馬梅殷輔佐新君，朱允炆在同月（6月30日）即位，定次年（從1399年2月6日開始）爲建文元年。惠帝在六月晉用齊泰爲兵部尚書、黃子澄爲太常寺卿，七月召方孝孺爲翰林院侍講，[1]在國事上倚重三人。惠帝的年號建文有別於其祖父的洪武，他不想仿效祖父以嚴刑峻法治國，即位後改行寬政，《明史·刑法二》記載“元年刑部報囚，減太祖時十三矣”，囚犯人數減至洪武時期的三成左右。
明太祖爲鞏固皇室，大封宗室爲藩王，各擁私人護衛軍隊。對惠帝來說，諸藩王大多爲其叔輩，且在封地掌握兵權，心中由是不安。惠帝爲皇太孫時曾問黃子澄曰：“諸王尊屬擁重兵，多不法，奈何？”子澄回答說諸王軍力不足以抗衡朝廷。惠帝即位後，下令各王國的地方文武官員聽朝廷節制，採取削藩政策，先後廢黜周王、湘王、齊王、代王及岷王。在部署對付年齡最長、軍功最多、武力最強大的燕王朱棣時，由於惠帝身邊的謀士多缺乏實際的政治經驗，以致打草驚蛇，引發了燕王先發制人的念頭。朱棣在權衡利害之後，於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在封地北平起兵反叛。他以“靖難”爲名，向京師進軍。
儘管朝廷的兵力遠勝燕王，由於惠帝下令“毋使朕負殺叔父名”，必須活捉燕王，這樣便掣肘了中央軍。加上以前太祖濫殺功臣名將，以致朝廷缺乏將才可用，而燕王曾隨功臣出征，有雄才、善用兵，將士用命，因此中央軍屢爲燕軍所突破。建文四年（1402年）四月，中央軍主力在淮北慘敗，燕軍乘勝渡過淮河及長江。這時有人勸惠帝離開京城，方孝孺力請惠帝留下等待援兵，“即事不濟，當死社稷”。六月十三日，燕王朱棣從金川門攻入京師應天府，惠帝在宮中舉火，皇后死，惠帝本人及其太子朱文奎則‘不知所終’，至今其下落仍是未定論的歷史之謎。朱棣入京後，先捕殺齊泰、黃子澄、方孝孺及大批忠於惠帝的官員，後方稱帝。
後人普遍對惠帝朱允炆抱持同情態度，終明一朝，朱允炆始終爲百姓所念念不忘。
洪武年間，經過太祖朱元璋的整治，當時國家統一，社會安定，經濟得到了恢復和發展，吏治較以前大爲清明。然而他生性“雄猜好殺”，屢次興起大獄，動輒殺戮，政治氣氛非常凝重，文武大臣人人自危。建文帝對局勢有着深刻的認識，因此繼位伊始，就着手改革，改變了太祖朱元璋的一些弊政，史稱“建文新政”。
太祖朱元璋用武力奪得天下，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右武的局面。洪武時，軍事衙門大都督府的左右都督都是正一品，都督同知也是從一品，而六部尚書卻只有正二品。《大明律》中明文規定文官不許封公侯，因此朱元璋的主要謀士劉基僅僅得封“誠意伯”，而武將得封公侯者多，稱王者也不少。這種局面下，文官在議論朝政中的地位可想而知。
建文帝有意結束其祖父尚武的政風，大力加強文官在國家政事中的作用。初登大寶之時，他自己確定新年號爲“建文”，與乃祖父“洪武”剛好形成鮮明的對照，從中可見建文帝治國方略的改變。他還立即將六部尚書升爲正一品，大開科舉考試，並下詔要求薦舉優通文學之士，授之官職。
建文帝身邊幾個被委以重任的大臣也是飽讀詩書的才子。兵部尚書齊泰，洪武十七年（1384）應天府鄉試第一，次年進士。太常寺卿兼翰林學士黃子澄，洪武十八年（1385）會試第一，與齊泰同榜。翰林侍講方孝孺是建文帝身邊的主要謀士，幼時就以聰敏機警著稱，後師從當代名儒宋濂，詩文爲時人所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