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認爲武宗在豹房、宣府窮奢極欲的時候把大權放棄了，那就大錯特錯了。武宗雖然不入大內，但是仍時常上朝聽政，批答奏章，決定國家重大事件。不願上朝時，就通過司禮監傳達自己的聖旨，命內閣執行。即使他遠在宣府的時候，還是特別強調雖然大臣不許前來，但奏章要一件也不許少地送到宣府，至於武宗是否批覆，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說，武宗雖然做出了許多荒唐的事情，但在權力上一點也不糊塗，對權力抓得很牢。
武宗雖有着**不羈的本性，但他在內心裡一直盼望着能夠像太祖、成祖那樣立下顯赫的邊功。他之所以聽信江彬的鼓動遊幸宣府，與這種想法實有着密切的關係。正德十二年十月，正德年間銅手銃武宗終於盼到了一顯身手的機會。在得知蒙古小王子部叩關來襲，武宗非常高興，親自佈置，希望同小王子大戰一場。這場戰鬥十分激烈，明軍一度被蒙古軍分割包圍。武宗見狀親自率領一軍援救，才使得明軍解圍。雙方大小百餘戰，期間武宗與普通士兵同吃同住，甚至還親手殺敵一人，極大地鼓舞了明軍士氣。最後，小王子自度難以取勝，引兵西去，明軍取得了一場難得的勝利，史稱"應州大捷"。想明英宗當年率50萬大軍卻在"土木堡之變"中成了蒙古軍的俘虜，而此次武宗率五六萬人抗擊四五萬蒙古軍取得了軍事上的勝利，此後蒙古兵長時間內不敢內犯便是這次戰鬥的直接結果。而且在這場戰鬥中，武宗親爲指揮佈置，戰術正確，指揮得法，體現了較高的軍事指揮才能。應州之役，成爲武宗一生中最爲光彩的時刻。
康陵正德十五年，南巡途中的武宗於清江浦（今江蘇清江市）垂釣，不慎落水受寒，身體每況愈下。次年，武宗病死於豹房，終年31歲，葬於昌平金嶺山東北的"康陵"。武宗一生，貪杯、好色、尚兵、無賴，所行之事多荒謬不經，爲世人所詬病；同時武宗又處事剛毅果斷，彈指之間誅劉瑾，平安化王、寧王之叛，應州大敗小王子，精通佛學，會梵文，還能禮賢下士，親自到大臣家中探望病情，甚至癡情於藝妓。我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看到不同的武宗，卻很難看到一個完整的武宗。其實，明代自英宗正統朝以來，國勢漸弱，如果武宗能夠兢兢業業，盡心盡力，是完全有可能做一代明君而成爲中興之主，功垂史冊，但他恣意妄爲的行徑卻爲後人所訾議。幽幽青山綠水間，康陵中靜靜地安息着武宗。對於他奇特的一生，後人依舊會不斷地評說下去。
世宗朱厚■，在位45年。在位時間之長，在明代十六帝中僅次於他的孫子神宗。45年的世宗像時間中，基本上有一半的時間他根本就不住在宮中，而是住在他專門用來煉丹、齋醮的西苑中。但是，他卻從來沒有放鬆過對政權的控制。在明代皇帝中，他的權術也許不及太祖朱元璋，荒唐不及武宗朱厚照，殘忍不及成祖朱棣，可是，荒誕、自大、殘忍以及喜歡玩弄權術，卻交集於他的身上。他也許是最能夠體會zhuanzhi皇權的優越性的一個皇帝。他的墮落，非常迅速，而且徹底。他的刻薄寡恩，也算明代皇帝中很突出的一個。總之，本來他應當是在湖廣安陸府一個王府中守規矩的世子和王爺，卻最終因獲得了皇位而被皇權扭曲成爲一個怪物。似乎，一切都開始於"大禮議"——一場與他親生父親有關的政治爭論。
"大禮議"過程中文官政府的分化及士大夫們所表現出來的投機或頑固心態，使他對於一般的官員們非常輕蔑，並失去與士大夫們對話的興趣。他所要做的，就是牢固地控制着權柄，並且永遠高深莫測。孟森對於嘉靖一朝的政治，亦是用"議禮"二字概括。那麼，何謂"大禮議"？大禮議的實質是表明了明朝皇權正統的轉移，即帝系從孝宗、武宗一系轉到世宗一系，其核心問題是如何尊崇世宗的父親興獻王。大臣們與世宗所爭論的問題就是，新即位的世宗與已故的孝宗皇帝之間，究竟是什麼關係？是應該稱孝宗爲伯父？還是稱孝宗爲父親？如果稱孝宗爲父親，那麼世宗又該如何稱呼他的親生父親興獻王朱祐？這些看似細枝末節的事情，其實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對世宗來說，議大禮一事不僅是要爭取自己的皇權楊廷和像合法性，而且也是要逐步樹立自己作爲皇帝的zhuanzhi權威。
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十四日，荒唐放誕的武宗朱厚照病逝，留下大好江山沒有子嗣繼承。武宗去世，政府的工作實際上已落在內閣大學士楊廷和的身上。楊廷和與內閣其他大學士商議迎立興獻王世子朱厚。由於朱厚在當時是憲宗皇帝孫輩中年齡最大的，其父興獻王朱跟孝宗是兄弟，按照倫序繼承的原則，他的繼位得到了所有大臣們的同意。次日，太監谷大用、駙馬都督崔元、內閣大學士樑儲、定國公徐光祚、禮部尚書毛澄等人出發趕赴安陸，迎接朱厚前來即位。誰也不會想到，迎來的15歲的朱厚竟是如此難以對付。
從正德十六年（1521）始至嘉靖三年（1524），朱厚依靠一部分臣工們的支持，在議禮問題上與大部分朝臣對立了整整4年，而在這一過程中，朱厚一步步走向強硬和zhuanzhi。楊廷和更沒有想到的是，由他起草的一份遺詔，竟然一開始就成爲朱厚迫使他改變立場的利器。遺詔中用武宗的語氣說："皇考孝宗敬皇帝親弟興獻王長子，聰明仁孝，德器夙成，倫序當立，已遵奉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告於宗廟，請於慈壽皇太后，與內外文武羣臣合謀同詞，即日遣官迎取來京，嗣皇帝位。"遺詔中最關鍵的是最後四字"嗣皇帝位"。所以，當正德十六年（1521）四月二十二日朱厚到達北京城外的時候，進城的禮儀就成爲第一個問題。禮部員外郎楊應奎、郎中俞才擬定的儀注，是照準皇太子即位之禮的，即由東安門入，宿文華殿。
朱厚看過之後，就對身邊的興獻王府長史袁宗皋說："遺詔是讓我來做皇帝的，不是皇子。"在當時，朱厚所能真正依靠的親信，大概也就是年老的袁宗皋。後來，袁宗皋以從龍之功任內閣大學士，由一個正五品的官員升至一品大臣。但在當時，朱厚無疑是以一人之力對抗當時的文官政府。楊廷和請求按既定的皇太子禮儀行事，無奈朱厚以遺爲依據，就是不同意。最後，張太后命楊廷和等人先實施"勸進"這樣一個程序，等於在形式確認朱厚爲皇帝，然後再按皇帝的儀式讓朱厚入京。朱厚當即受箋，也不再像以往的即位程序那樣辭讓再三，而是立即受箋，由大明門入，朝見太后、武宗皇后，御奉天殿，即皇帝位。後來的人說，這件事說明朱厚的心中"早有定見"——即"繼統不繼嗣"。
對於一個15歲的少年來說，有這樣的主見是難能可貴的。所以，袁宗皋說："殿下聰明仁孝，天實啓之。"但是，我們看來，這也許說明朱厚在王府時受過良好的教育。朱厚的父親朱厚據說"嗜詩書，絕珍玩"，有較高的文化修養，平時也重視對兒子的教育。所以，相對於深宮長大的皇子，在王府中長大的朱厚自然有更強的獨立能力與主見。因此，在第一個回合的較量上，朱厚小勝。但是，接下來的"大禮議"，竟牽動着整個嘉靖初年的政局。
正德十六年（1521）五月，按照內閣大學士楊廷和、禮部尚書毛澄的意見，朱厚"宜稱孝宗爲皇考，改稱興獻王爲皇叔父興獻大王，興獻王妃爲皇叔母興獻王妃"；對興獻王和興獻王妃，朱厚一律稱"侄皇帝"；益王第二子朱厚炫，繼興獻王后，襲封爲興王。這樣的安排，就等於將興獻王朱祐惟一的兒子朱厚過繼給孝宗爲子而正式成爲武宗的弟弟，以繼承皇位，再將益王的兒子朱厚炫過繼給興獻王朱祐，繼承王位。對於這樣拔蘿蔔似地拔來拔去的安排，朱厚回答說："事體重大，再討論說來聽。"顯然，朱厚無法接受自己稱自己的親生父親和母親爲叔父、叔母，而稱呼根本沒有過繼手續的伯父爲父親。但是，禮部尚書毛澄等人的複議依舊堅持前議，並且高唱："爲人後者爲之子，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的高調。朱厚的批覆依舊是要禮臣們再去討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