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麼想着，我就來到街道上尋找起來。
此時太陽已經升高了，微微有了些暖意。我忽然覺得四爺凶多吉少了，通過跟這些“1979”年的人打交道，我深知他們很厲害，很莫測，很難對付，心中不由涌出一陣悲慼。
不行，我要跟他們鬥下去，也許，只要我戳破了魔術的機關，一切就結束了，大家會從各個牆頭後、各個空房裡、各個灌木中站出來，大聲說：好了，你贏了。然後四爺也跑過來了，一下抱住我，心有餘悸地哭起來
終於，我看到了一輛平板三輪車，主人離開之前，竟然用鐵鏈子把它鎖住了。我走進這戶人家找了找，撿到了一根撬棍，拿過來，三下五除二就把鐵鏈子撬斷了，然後我把撬棍扔在三輪車上，推着它，朝那個“通訊兵”的位置走去。
我都抱過那個“排長”了，也就不在乎再抱抱你了。
不，他們應該是同一個人，應該這麼說——我都抱過你了，也就不在乎再抱一次了。
三輪車一路“稀里嘩啦”響個不停，終於來到了那道矮牆跟前，我放開三輪車，來到了“通訊兵”面前，看了看他說：“我知道你和他17歲就分開了，再也沒有見過面，走吧，我帶你看看他去。”
“通訊兵”靜靜地閉着眼睛，不表態。
我從側面把他的上身轉了轉，他的後背就朝我了，兩條腿都伸直了，我把他拖到三輪車旁邊，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終於把他放在了三輪車上，此時，他的臉朝着天空。
我推着三輪車，朝着紅都劇院走去。
走出幾步我就回頭看一眼，他沒有偷偷溜走，他依然躺在三輪車上，一張臉朝向天空。
來到紅都劇院的柵欄大門前，我從三輪車上拿下那根撬棍，打算把大門上的鐵鏈子撬斷。這根鐵鏈子比三輪車上那根鐵鏈子粗壯多了，我折騰了好半天，毫無進展，這中間我回頭看了好幾眼，時刻擔心三輪車上那個“通訊兵”突然不見了。
他很遵守遊戲規則，躺得好好的。
我繼續努力，“咔吧”一聲，那把老式的鎖頭終於打開了。我立刻把鐵鏈子摘下來，然後把柵欄大門推開了。
失散多年的兄弟倆終於要見面了，我都有些興奮。就像1945年的重慶一樣，你們兄弟倆來個“國共談判”吧，雖然一官一兵職位不對等，但爲了和平，那都是小節
我再次推着三輪車，走進紅都劇院的大院，來到那排水泥臺階前，三輪車上不去了，我把它留在臺階下，然後快步跑上去，來到那個半開的大門前，突然停下回頭看了看，“通訊兵”依然在三輪車上躺着，那張臉沒有任何表情，似乎寫着——無所謂。
接着，我一步跨進劇院，朝着那個物品架看過去那個“排長”還在物品架下面坐着。
我又一步退出來，看了看三輪車上“通訊兵”，又一步跨進去，看了看物品架下面的“排長”
終於靠在劇院的大門框上，身體一下軟下來。
他們確實是兩個。
雖然兩個人一個坐着一個躺着，都閉着眼睛，但我好像聽到了他們的畫外音——你還有什麼計劃嗎？
不，我還是不相信。
這麼想着，我就大步朝裡走去，當我離那個“排長”還有大概十幾米遠的時候，突然停住了，這個人看上去似乎有點不對頭，他的身體太扁了
我慢慢逼近他，心裡“撲通”翻了個個——那是一身草綠色的軍裝，上衣被掛在了物品架上，但行李帶還在上面捆綁着，褲子擺在地上，那雙解放鞋擺在兩個褲口上
假的！
我馬上反身跑出去，再看那輛三輪車，上面之剩下了一身美式軍服，正面朝上，帽子擺在帽子的位置，皮鞋擺在皮鞋的位置
一轉眼，兩個肉體都不見了。
他和他無法碰面——折騰了這麼長時間，我只得到了這樣一樣雲裡霧裡的不是結論的結論。
我猛地擡起腦袋看了看頭上的那個牌子——紅都劇院，一股涼意從各個血管流進了我的心臟，轉眼就把它給凍住了。
我知道我不能走。
我必須問個明白，但是問天天不會應，問地地也不會應，解鈴還須繫鈴人，我必須返回劇院，等待那些人再出現，不管他們是“解放軍”還是“國民黨”。
我步履沉重地穿過檢票口，再次來到了劇院內。
舞臺上的三排頂光依然亮着。
我在最後一排坐下來，劇院裡，劇院外，一片靜悄悄。
他們不會再來了？
我左右看了看，那些座位就像那兩個僞裝成亡者的人，沒有任何情感。我站起來，蹲下身子朝下看了看，看到了數不清的椅子腿，就像某個異世界的叢林。
不見藏着人。
我站起來，又坐下了。
幾分鐘之後，門廳裡突然傳來了走動聲，我馬上豎起了耳朵，那是一個人在走動，此人並沒有躡手躡腳，好像看演出遲到的觀衆，走得急匆匆。
我轉頭盯住了檢票口，這個人大步走進來了。
是個男子，看上去也是40歲左右，他不是“解放軍”，不是“國民黨”，也沒有攜帶任何武器，他瘦高，穿着一件淺藍色中山裝，中分頭，戴着一副眼鏡，長的很知識分子，他走進劇院之後，四下看了看，馬上看到了我，他愣了愣，然後說了句：“你好。”
我快速打量了一下這個“中分頭”，基本確定他沒有在“解放軍”隊伍裡出現過，也沒有在“國民黨”隊伍裡出現過，我在思考，他是一個扮演羣衆的演員，還是跟我一樣被騙到這個劇院來的受害者。
“中分頭”又說了句：“你好。”
我說：“你也好。”
“中分頭”朝舞臺上看了看，然後問我：“怎麼就你一個人？”
我說：“還應該有誰？”
“中分頭”看了看腕子上的機械錶：“早場不是該開演了嗎？”
我說：“演什麼？”
“中分頭”說：“《40年》啊。”
我想起來了，演出公告說寫着，一樓上演《倒退》，二樓上演《40年》難道剛纔那些事情真的都是演出？我已經凌亂了。
我說：“可能出了什麼事故，推遲演出了吧。”
“中分頭”說：“唉，我特意調了班”
說着，他從口袋裡掏出一張票看了看，又彎腰看了看椅背上的座位號，最後他的眼睛漸漸轉過來，停在了我的座位上：“你是多少號？”
我愣了一下：“你是多少號？”
“中分頭”再次看了看手上的票：“40排6號，你這是我的座位。”
這麼大的劇院，這麼多座位，我隨便在通道旁的一個座位上坐下來，恰恰就坐在了他的座位上，有這麼巧的事嗎？
我可以立即換個座位，但是我很不服氣，就說：“我能看看你的票嗎？”
“中分頭”把手上的票遞過來：“喏。”
我接過來，把票面朝着舞臺看了看，什麼果然寫着：紅都劇院40排6號。上演劇目：舞臺劇《40年》。開演時間：4月22日早8:00。下面還有一行小字：堅守文藝戰線，誓爲核城添彩。
這就沒法解釋了，我是自己坐下來的，如果說這是個騙局，那我更像一個托兒，但我目前還沒有崩潰，我很清楚我不是托兒，那是怎麼回事兒？
人類的思維總是有盲角的，我使勁地想，問題到底出在哪裡
“中分頭”說：“你能讓一下嗎？”
我沒有動，我說：“不是有很多空座嗎？隨便坐吧。”
“中分頭”很認真地搖了搖頭：“連小孩都知道，要對號入座。”
我終於站起來，朝旁邊挪了個座位，但馬上想到，他坐下來之後我跟他就會挨着了，於是又挪了一個座位，跟他拉開了一點點距離，心裡還在想，千分之一的機率，爲什麼我偏偏就坐在了他的座位上
“中分頭”坐下來，又四下張望起來，似乎在尋找工作人員。突然，他好像想到了什麼，把腦袋轉向了我，有些戒備地打量了我一下，問：“你有票嗎？”
我不知道怎麼想的，差點說出：我有通行證。話到嘴邊又改成了：“我有票。”
“中分頭”說：“那你是多少號啊？”
我說：“我在第一排。”
“中分頭”說：“那你怎麼不回到你的座位上去？”
我說：“我馬上走。我想問一下，這個劇是什麼內容？”
“中分頭”說：“這是根據一個獲獎中篇小說改編的，你沒讀過原作？”
我說：“沒有。”
“中分頭”說：“實際上，導演把黃蒼耳的《倒退》和振榮的《40年》合併在一起了，等於一部劇的上下集，我昨天早上在一樓看到《倒退》，今天又來二樓看《40年》，這個順序纔是對的。你看過上集嗎？”
我說：“沒有。”
“中分頭”馬上很武斷地搖了搖頭：“那你悟不到這部舞臺劇的精髓。”
我說：“我還是想知道，這部劇講的是什麼啊？”
“中分頭”說：“表面是講解放軍跟國民黨奮勇作戰的故事，但它隱藏着更深刻的內核。”
我說：“我就想知道它的內核是什麼？”
“中分頭”說：“看演出就像吃飯，不能讓別人嚼碎了再餵你，那就沒營養了。”
這個比喻真噁心。
好吧，跟我剛剛經歷的“演出”一樣，都是雲山霧罩。
我不再說話，接着想，我爲什麼坐在了他的座位號上忽然來了靈感，只有一種可能——他的口袋裡裝着所有座位的票，他從門縫看到我坐在哪兒，就撕下那張票，然後走進來把我趕開
可是，這麼做的目的是什麼？
他那張票上沒有年份，這纔是我最關心的。
我又跟他搭話了：“你是哪個單位的？”
“中分頭”看了看我：“你呢？”
我卡了一下，趕緊回憶了一下“919事故”烈士陵園裡的墓碑，我父親是404廠的高級技師，我不能冒充，Asa的父親是404廠檔案科的副科長，我也不能冒充，我隱約記得小差的父親是機牀組的副組長，馬上說：“我是機牀組的。”
“中分頭”看了看我，突然冷冷地說：“我就是機牀組的。”
好吧，我隨便一坐就坐在了他的座位上，撒個謊正巧是他的單位也就沒什麼奇怪的了。
我只是在盼，我平時最煩的鬧鐘啊，你到底什麼時候才把我叫醒？
我記得小差的父親叫肖大勇，他是機牀組副組長，我的腦袋裡突然冒出了一個猜測，這個“中分頭”不會是小差他爸吧？
看看，人就是這麼被洗腦的，我已經不知不覺地相信我回到1979年了。
我就問了：“你貴姓？”
“中分頭”說：“免貴，我姓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