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國捧着太子增批的《禮記》，精神恍惚走到外邊，擡頭一看感覺太陽過於刺眼。
孟昭見狀笑了笑：“先生何必如此，太子增批的只是《內則》，又沒有強行增批《大傳》。一點小事，無傷大雅。”
胡安國緩了一口氣，點頭說：“確實。”
兩人又聊幾句，各自回去辦公。
《禮記》是對先秦禮法的總結，進而引導確立後世兩千年來，中國人的宇宙觀、世界觀、人生觀、教育思想、政治思想、法律思想、美學思想等等。
其中，《王制》講的是治國理念、學校教育、喪葬養老等等。
《大傳》講的是宗法制度，這玩意兒也是有積極意義的，甚至可說能夠推動中華文明發展。
《內則》講家庭內部的禮儀規則，同時還包含飲食制度。但它講得太細了，具體到個人行爲準則，近現代批判的吃人禮教，很多都可以在這篇找到影子。所以朱銘也對其頗不認可，非要增加批語不可。
朱銘對於婚姻的增批，並非以男性視角搞雙標，它有着具體的社會道德背景。
夫妻和睦，父母讓離婚，這種事情不會發生在底層貧苦家庭，因爲兒子討媳婦是要考慮經濟成本的。它肯定發生在具有一定經濟基礎的家庭，而女方的孃家也會有一定社會地位，朱銘的增批給女方孃家提供了火力。
這樣保護婚姻，就算公婆日常刁難，也會礙於女方孃家和社會輿論壓力，不敢做得太過明目張膽。真被刁難得過不下去了，女方也可以提出和離，而不是遭到公婆命令休妻。
和離與休妻，還是有區別的。
而夫妻不睦，父母卻不讓離婚。在巨大的家庭壓力和道德壓力下，丈夫還要堅持離婚並鬧到官府的，要麼是對妻子不忠、對父母不孝的王八蛋，要麼就是夫妻倆確實矛盾重重過不下去。
這種情況，朱銘讓判案官員酌情判決離婚，而官員礙於傳統道德，在多數情況下是不會判離的。
兩處增批，都是在給弱勢方增加砝碼，並且還不一定能夠成功。
《國朝禮記正義》這本書，胡安國只是擔任總編而已，屬於翰林院內好幾個學派的妥協產物。
胡安國拿回翰林院，讓諸派學者慢慢觀看。
衆人看完太子增批，大部分都沉默了，少數憤怒或歡喜的，也不敢當衆表露出來。
唉，還是慢慢編《春秋傳》吧，胡安國悄無聲息回到辦公室。
歷史上那本《春秋傳》，是胡安國受靖康刺激而編成的。他身爲“秦黨黨魁”，當時搞得裡外不是人，在秦檜正式主持議和時，胡安國其實已經辭官隱居了，並在隱居期間把這本書給寫出來。
通篇總結就四個字：尊王攘夷！
大一統是尊王，當時兵頭子遍地，農民起義頻發，胡安國說大家要聽皇帝的話。
大復仇是攘夷，反對議和，號召報仇。
而且，胡安國把很多《公羊傳》都沒註解爲復仇的句子，強行理解爲是在宣揚復仇。
整體的復仇觀點，說白了就是宣揚抗金思想：
第一，臣子對君父有討賊復仇的義務；
第二，不能跟仇國恢復邦交，更不能議和；
第三，與仇國作戰，雖敗猶榮；
第四，反對九世復仇，因爲這一代不復仇，下一代多半會忘了仇恨，就算沒忘也缺少切膚之痛。這一代如果不能復仇，下一代還是算了吧，不要把子孫拖入無休無止的復仇深淵。
現在的胡安國，更側重於闡述大一統。
趙佶、趙桓曾經是他的君父，但朱銘並未弒君，這兩位前朝皇帝還活着呢，所以胡安國用不着給君父復仇。
胡安國甚至主動爲朱銘造反找理由，譬如“國之所以爲國者，德也”，批評趙桓、趙佶爲“君失其德而故失其國”。
又說大明爲新朝正碩，國內割據勢力應該放棄抵抗，包括宋徽宗、鐘相都該歸順朝廷完成大一統。又言燕雲、河套、西域、大理、交趾，皆爲華夏故土，必須完成國土統一，同時這也是在對蠻夷展開復仇。
胡安國坐在辦公桌前，閉目回憶今日的對話，再聯想到皇帝、太子的種種政令。
猛地，胡安國彷彿看到董仲舒站在自己面前。
他知道自己該寫什麼了！
《春秋》除了宣揚尊王攘夷，搞大一統、大復仇之外，還可以是改革制度之書。
董仲舒當年使用《春秋》時，就陰戳戳賦予其改革意義。後世康有爲搞維新變法，便順着董仲舒的思路，宣稱“《春秋》專爲改制而作”。
胡安國臉上露出微笑，提筆寫道：“《春秋》微言大義。大義者，尊王攘夷也。微言者，改立法制也。”
只要不跟自己的核心理念相悖，胡安國在學術上願意變成太子的形狀。
這廝寫完一篇文章，翌日便去求見太子。
朱銘看完頓時展露笑容，點頭讚許：“胡先生不愧是當世大儒！”
在胡安國的文章裡，朱國祥、朱銘的改制創新，跟王安石的變法改革完全不同。
王安石變法，變的是大宋祖宗之法。
朱國祥、朱銘屬於新王改制，是合理合法合乎儒家精神的。“通三統”是聖賢之言，新王創立新的法制就是在履行聖人教誨。 因爲隋唐宋的制度，都有其缺點，所以它們纔會亡國。
同時它們又各有優點，所以它們才能取代前朝。
通三統的意義在於，採納前面幾個朝代的優點，摒棄那些朝代的缺點，根據現有的情況進行統合，從而創立最適合新朝的法度。
所以，朱氏父子不管怎麼改變制度，那都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有的地方改錯了還可以再改回來。
大明版的胡安國《春秋傳》，正式確立其思想基調，即：通三統（改革制度）、大一統（皇帝集權）、大復仇（領土擴張）。
胡安國說：“昨日受太子殿下言語啓發，臣於《春秋》又有領悟，因此才寫出這篇拙文。”
朱銘畫大餅道：“等先生寫成《春秋傳》，我定向陛下舉薦先生爲觀文殿大學士。”
“不敢有此殊榮，臣實惶恐。”胡安國面帶微笑，顯得那麼雲淡風輕。
北宋皇宮裡的大殿，名字暫時都沒有改。
觀文殿大學士屬於加官，榮譽稱號而已，宋代一般授予給宰相。
但也有例外，比如徐處仁，就以大名知府的身份，獲授觀文殿大學士頭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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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大明非彼大明，一來就給閣臣定下官職品級，不用依靠大學士的名頭做事。所以大明新朝的殿閣大學士，跟閣臣宰相有所聯繫，但兩者並未進行綁定。
朱銘反覆閱讀這篇文章，猛地喊道：“拿彩幣來！”
彩幣，其原意並非錢幣，是皇帝賞賜大臣的財帛統稱，它可以是刀劍、駿馬和布匹。
但到了大明新朝，它就真的變成錢幣。
胡安國捧着剛領到的彩幣，忍不住仔細打量起來。
五枚金幣，五枚銀幣，並非傳統的外圓內方形制，而是厚厚的圓形錢幣。正面爲日月圖案，背面印着“壹兩”字樣，側面還有鋸齒防止故意磨損。
朱銘笑着說：“這是新朝的金銀幣，分爲御賜和民用兩種。御賜彩幣，日月圖案有略微不同。一個金銀幣爲法定一兩，裡面摻了些雜質，免得金銀過軟易變形。”
胡安國問道：“今後民間也用嗎？”
朱銘點頭道：“銅錢過於沉重，金銀又使用不便，於是鑄造這種金銀幣，用來方便民間大額交易。”
鑄造金銀幣的鑄錢監，目前只設立了兩所，一在漢中，二在洛陽。
等山東徹底穩定之後，山東也會設一所，因爲那裡盛產金銀。
說是鑄幣，其實是用水力鍛壓的。
一枚金銀幣，金銀含量只有85%，既能防止錢幣變形，也能靠鑄幣來賺錢。
朱銘說道：“舊宋鑄造的金銀銅錢，依舊可以使用，但不會再行鑄造。官府收到的舊錢，會逐步熔了另鑄新錢。”
胡安國連忙說：“統一貨幣，此亦新王通三統也。”
宋徽宗時期搞出許多大額銅錢、夾錫銅錢，大明新朝是不予認可的。
別說大明朝廷，就連舊宋朝廷自己都不認。明明是朝廷鑄造的錢幣，收稅時官府卻不要，因爲那玩意兒的實際幣值太低了。
不過從北宋中期開始，由於貨幣需求量劇增，而銅產量又嚴重不足，導致全國都在鬧錢荒。
大明新朝也銅儲量不足，所以在收稅的時候，允許百姓用大額銅錢折價交稅。收上來的老式銅錢，逐步進行熔鍊重鑄，可以回收許多鑄幣原料。
具體怎麼折價，按當地實際幣值計算，這種做法可操作空間極大，肯定有官吏欺上瞞下從中漁利。
但從長遠來看，短時間的損失可以接受。
當然，夾錫錢、夾鉛錢堅決不收！
胡安國拿着金銀幣，面帶春風回到翰林院，他是第一個獲賜新式彩幣的人。
只賞賜五兩金幣、五兩銀幣，這並非朱銘太摳門，反而是古代賞賜的常態。動輒賞賜金銀千兩，那才屬於反常呢。
胡安國離開之後，朱銘再次閱讀此文。
他極爲喜歡這篇文章，雖然扭曲了《春秋》原義，但經典不就是用來扭曲的嗎？
漢武帝當年重用董仲舒，就是爲了統一思想，爲自己北擊草原提供理論依據。
當時用“大復仇”來對外戰爭，實際上非常牽強，因此還加上一句“天下爲一，春秋之義，王者無外”。
王者無外，就是漢武帝時期，對《春秋》大一統、大復仇的新定義。
在這種思想的加持下，估計今後的大明使節，會跑去國外故意挑事兒，爲大明擴張提供“大復仇”藉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