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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民主從法國學，之後法國人也需要向美國人學習民主。而向法國人介紹美國民主的，是這個叫作托克維爾的旅美法國青年。法國有托克維爾，中國有托克維爾嗎？
托克維爾不應該是一個人名，而應該是一種象徵。他象徵着：無論多麼偉大的國家和民族，都有需要向其他國家和民族學習的極大必要性。或者更加精確地說：無論一個民族自身擁有一種多麼偉大的傳統，它依然可以在這個傳統上從其他民族學到能夠豐富更新這個傳統的精華。
“……革命的發生並非總因爲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最經常的情況是，一向忍受着最難以忍受的法律和統治的人們，一旦被減輕了壓力，就將它猛力拋棄。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人們耐心的忍受着苦難，認爲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廢除苦難時，他就變得無法忍受了。苦難減輕的時候，人們對苦難的感覺卻更加敏銳了……”
“……革命之後，似乎只有人民從他們所有主子的過錯和失誤中得到了好處，其實他們即使真正掙脫了主子的統治，也無法擺脫主子灌輸給他們的或聽憑他們吸取的種種錯誤思想、罪惡習俗、不良傾向的束縛……”
“……革命家們的勇敢簡直髮展到了瘋狂，任何新鮮事物他們都習以爲常，任何謹小慎微他們都不屑一顧。決不能認爲這些新人是一時的、孤立的、曇花一現的創造，他們從此成爲一個種族，散佈在地球上所有文明地區，世代延續不絕，到處都保持那同一面貌，同一激情，同一特點……”
在托克維爾生前，他的著作只法文本便出過十三版，逝世後出到十七版，尚有兩種全集本。之後，共有英、德、荷、匈、意、丹、俄、西班牙、瑞典、塞爾維亞等十種文字的譯本先後問世，而且有些國家不止一個譯本和不止出版一次，英國和美國就有六十多個英文版本。
日本在明治14—15年（1882—1883年），肥冢龍曾以《自由原論》的書名，由英譯本轉譯上卷出版。至於中文的譯本，直到一九六八年纔有香港今日世界社秦修明等人轉譯出版，但這個譯本並非全譯，刪去了全部註釋。
所以，在陳文強口中翻譯過來的文字，聽到鄒容耳中，從他的筆下汩汩流淌，給他帶來的是全新的感受，是那種由表及裡的透徹，醍醐灌頂般的領悟。
托克維爾明察秋毫的洞察力，列舉收集的大量資料。特別是法國大革命，在原有的封建制度崩潰之時，因並未帶來革命預期的結果，而致使執政者與民衆間的矛盾公開化，社會動盪愈演愈烈，暴力血腥運動不斷，更給了鄒容不小的震撼。
“這個，我到底不是專業的翻譯人才，謬誤在所難免。”陳文強放下書，自嘲道：“但其中的大意應該是不會錯的。竊以爲在國難深重的現在，激發出革命的熱情是相對容易的，但象托克維爾這樣，能夠進行冷靜思考，並且有着透徹的洞察力的理論家，卻幾乎沒有。比如法國大革命，初衷是追求自由、平等、民主，雖然把皇帝送上了斷頭臺，但結果卻充滿了暴力與恐怖，並以獨裁收場，幾乎就是一場悲劇。”
鄒容想了想，說道：“既是革命，豈有不流血而成功者？我一向有志學譚君，寧犧牲，亦以退縮爲恥，大丈夫豈無勇於擔當的氣概？”
陳文強搖頭，說道：“你這是迂腐，無謂死於滿清屠刀之下，便是大丈夫氣概？引頸受戮，只有覺得自己罪有應得，死有餘辜之人才會如此。你自覺有罪，還是覺得該受審判？”
“革命無罪。”鄒容很乾脆地答道。
“這不就完了。”陳文強一攤雙手，說道：“留有用之身，才能行大有爲之事。怎麼這個道理就那麼難懂嗎？動不動就羞於退避，動不動就擔當氣概，那國內的革命黨是不是都要在腦門上寫上字，國外的是不是都回來投案自首？犧牲在所難免，可總要有價值吧！你腦子要是轉過彎兒了，那就按我說的辦，《革命軍》只署筆名，發表印行傳播，都由我安排。”
鄒容想了想，無奈地點頭，說道：“那好吧，就按陳大哥的意思辦。”
“把書先收起來，我口述，你用日文幫我寫封書信。”陳文強見鄒容被說服了，便岔開了話題。
藥品研究出來了，可在驗證上遇到了困難。而有可能改變困境的是梅毒的病原體——密螺旋體被發現了。與此同時，日本細菌學家秦佐八郎，又找到了用梅毒螺旋體感染兔子的方法。
希望由此產生，只要秦佐八郎能夠應聘，或者幫忙驗證這十幾個衍生物是否有效，新藥也就能從中挑選出來了。
當然，陳文強也有着被拒絕的心理準備。如果是那樣，他就要走最後一步，以人試藥。按照當時的情況，別說是中國，就是世界上也沒有專門的對於臨牀試驗的法律規範。所以，以免費治病的名義，是能夠找到試驗者的。
說起來很殘酷，也不人道，但在新醫藥的推出時卻是難以避免的。即便是在後世，有了“醫學研究只有在受試人羣能夠從研究的結果中受益時才能進行”的規定，很多臨牀試驗也並不尊重，甚至侵犯受試者的知情同意權，更有隱瞞藥物風險性、解釋不清或只達成口頭知情同意等事情。每年在臨牀試驗新藥的過程中或之後，全世界死亡的人數更是上以千計。
對於得了絕症，或是病得要死的人，有一線希望也不想放過。對於藥物的毒副作用的考慮，十有八九會放到次要位置。治好了就撿着，治不好認命。這樣的想法，應該是很正常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