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告四
轉折與重構：“危機紅利”消失背景下的中歐關係
趙柯
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以及隨後的歐洲主權債務危機，讓“抱團取暖”成爲了國際社會的共識，歐洲也不得不“放低身段”和暫時放棄無謂的偏見，以更加務實的態度與中國合作來應對危機，近幾年中歐關係的穩定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這一“危機紅利”。2013年中歐關係中的“危機紅利”逐漸消失，歐盟重新啓動了2006年左右開始，又因2008年席捲全球的金融危機而被迫中斷的對華政策調整，而中國顯然也敏銳地感覺到了歐盟的“對華政策調整”，並且進行了積極的應對。中歐之間的互動也因此出現了新變動、新特徵，雙方開始了新一輪對雙邊關係的“重構”。但是此次“重構”並非是歐洲“單向度”的行爲，中國也開始主動將自己對歐洲的認識和理解貫徹到此次對中歐關係的“重構”中，中歐關係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一、沒被“浪費”掉的危機：歐洲的改革與轉型
歐債危機對歐洲的改革與轉型的推動作用，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是以提升經濟競爭力爲核心的結構性改革；第二是啓動了財政一體化進程；第三是歐洲國家之間的力量對比發生了變化，德國“重新崛起”，牢牢地佔據了歐洲的領導地位，一個德國主導下的歐洲正在形成。
2012年9月歐洲央行推出OMT（直接貨幣交易），表示將會對債券市場進行干預，無限制購買陷入危機的歐元區國家的國債。這一“兜底”的態度也就意味着歐洲央行開始逐漸承擔起“最後貸款人”的職責，這逼退了針對歐元區重債國的投機力量，金融市場穩定下來，持續數年的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在金融層面基本結束。但歐洲的政治精英們顯然沒有“浪費”掉這次危機，而是及時把握住機會，實施了早已成爲共識但卻迫於國內壓力而一直停滯不前的結構性改革，主要涉及兩個方面：一是改革社會福利制度，使其在財政上更具可持續性；二是改革勞動力市場，使其更加適應全球競爭的需要，更具市場彈性。所以，我們看到，自2009年歐債危機爆發以來，“緊縮”成爲了歐洲經濟治理的主旋律。不僅僅是希臘、西班牙、葡萄牙等重債國在外部壓力之下進行“緊縮”，財政狀況良好的德國、法國、英國、荷蘭、盧森堡以及北歐國家也主動“緊縮”。雖然歐洲許多國家都出現了民衆的抗議活動，甚至演變成與政府激烈的衝突，但各國政府還是頂住了國內壓力，將結構性改革堅持下去。曾擔任歐元集團主席的盧森堡前首相容克在危機爆發前說過一句廣爲流傳的名言：我們都知道歐洲應當改革，以及應如何改革，但我們都不知道，改革了之後我們該如何重新當選。顯然，這次歐洲的領導人進行改革的勇氣和決心要比之前堅定很多，歐洲國家的這次“集體緊縮”並非單純是爲了應對此次債務危機，而是歐洲政治經濟精英們的共識：將危機作爲推進歐洲改革與轉型的契機和合法性來源，通過改革來提升和重塑歐洲在全球的經濟競爭力。
圖4-1 2009—2013年歐盟國家每小時勞動力成本的增長率（百分比）資料來源：歐盟統計局
圖4-2
2005—2013年歐盟國家和美國的GDP的增長率（百分比）資料來源：歐盟統計局
歐洲此次的結構性改革已經初見成效，如圖4-1所示，歐盟成員國的勞動力成本在危機爆發之後增長速度已經大幅下降，平均增長率穩定在1%左右。從更具體的數據來看，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以製造業單位勞動力成本衡量的歐元區內部相對成本競爭力數據顯示，希臘、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相對勞動力成本與峰值相比均明顯回落，降幅分別約爲25%、15%和10%。希臘和西班牙的相對勞動力成本比歐元區剛剛成立時僅高5%左右，而葡萄牙的相對勞動力成本已經低於歐元區成立之初的水平。勞動力成本的降低讓希臘、葡萄牙和西班牙競爭力得到了提升，2013年上半年歐元區出口表現最爲強勁的就是這三個國家。希臘出口較上年同期增長8%，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出口分別增長7%和4%。隨着重債國經濟形勢的好轉，如圖4-2所示，歐盟經濟整體開始溫和復甦，2013年第二季度歐元區經濟增長0.3%，結束了歐元區連續18個月的衰退。市場也重拾對歐洲經濟的信心，美國投資者大舉買入歐洲股票，他們投入歐洲股市的資金金額達到1977年以來之最，這是對歐洲及其有能力從主權債務危機中復甦投下的重要信任票。高盛（Goldman Sachs）歐洲策略團隊根據美國財政部數據進行的研究顯示，養老基金和美國其他大型集團在2013年前六個月投資於歐洲股票的總金額達到650億美元，這是36年來最高的上半年對歐投資總額。
2012年9月，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在歐洲議會發表“歐洲版”的“國情諮文”時表示，如果要真正走出危機，歐盟必須轉變爲“由成員國組成的聯邦”。成立“歐洲合衆國”可以說是戰後許多歐洲精英們的“歐洲夢”，但是在民族國家意識仍然非常強大的現實政治面前，歐洲一體化的步伐向來都是只能在各種政治妥協中艱難向前。歐元區成員國貨幣政策的統一和財政政策的各自獨立被許多學者認爲是歐元制度的固有缺陷，是引發此次歐債危機的重要原因。歐元的設計者們並非不知道共同貨幣制度這一潛在的弱點，只是當年的政治條件還沒有成熟到能夠將貨幣和財政同時統一起來，只能是先統一貨幣，財政統一的實現要繼續等待合適的時機。此次的歐債危機爲一體化走向深入提供了契機，2011年底在德國和法國的倡議下，歐盟國家同意以政府間協議的形式簽訂“財政契約”，歐元區國家以及其他自願加入的歐盟成員國必須要將實現財政平衡的條款納入本國憲法或者相關法律中，財政預算需提交歐盟委員會審覈，如果違反財政紀律，歐洲法院將有權裁決對結構性赤字超過國內生產總值0.5%的國家進行罰款。這意味着成員國部分地交出了自己的預算權，標誌着歐洲財政一體化的正式啓動。
雖然在具體的步驟上還存在分歧，但是目前歐洲精英們的主流共識是，加快推進財政一體化不僅是應對目前以及未來可能的債務危機所必需的，更重要的是，要充分利用當前危機所帶來的動力，爲歐洲聯邦的建設奠定堅實的基礎。作爲“歐洲最有權勢的領導人”德國總理默
克爾這樣設想歐洲的未來：我們不僅僅需要一個貨幣聯盟，也需要一個財政聯盟，也就是在財政政策方面進行更多的統一。我們首先需要一個政治聯盟，這意味我們要一步步地向歐盟上交權力。正是基於這樣的理念，默克爾遠不滿足於以政府間協定的方式所簽訂的“財政契約”，而是積極倡議修改歐盟條約，制定共同的規則來規範歐元區成員國的經濟和財政政策，以歐盟法律的方式讓歐盟委員會獲得監督成員國經濟和財政政策實施的權力。財政權是民族國家的核心主權，財政在某種形式上的統一將會真正讓歐洲聯邦“夢想照進現實”。
雖然在學術討論中，“德國的歐洲”這一概念還存在很大爭議，但在現實政治中，德國的“重新崛起”已經是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德國主導下的歐洲正在形成。對於歐洲內部的領導權問題，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曾有句名言：要打電話給“歐洲”，打給誰呢？沒這個號碼呀！他認爲歐洲內部力量分散、結構複雜，很難找到一個有決定權的對話夥伴。但是在此次歐債危機中美國似乎解決了“基辛格電話號碼”問題，2010年1月至2012年6月美國財長開會和通電話次數最多的對象就是德國財長。回顧2009年至今歐債危機的演變過程，我們會發現，無論是應對措施出臺的時機、內容和步驟，還是一體化的繼續向前推進，基本上都是遵循德國人的思路和理念。
這其中的關鍵在於歐元讓德國享受到“雙重優勢”。一方面，歐元的匯率是依據各成員國的經濟權重來確定的，德國的權重與比其弱小的成員國權重相互加權對衝之後，德國實際享受到了比馬克時代更爲“便宜”的匯率，歐元的使用相當於馬克“自動貶值”，這自然有利於德國的出口。另一方面，其他成員國無法再通過本幣貶值的方式在市場競爭中獲取對“德國製造”的優勢，這讓原本就非常強大的德國工業很快在歐洲大市場中佔據了優勢地位。原本能夠實現國際收支平衡或者對德國有順差的國家在歐元啓動之後很多都變成了對德逆差，德國貿易順差的一半以上都來自歐盟內部，並且這一份額在歐元引入之後一直增長迅速，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前的2007年達到頂峰。從2001年到2012年德國積累了約1.7萬億歐元的順差。所以說，歐元重塑了歐洲的資本循環，德國通過強大的工業競爭力以貿易順差的方式讓歐洲實體經濟中的資本流向德國，同時德國又可以在國際資本市場大規模、低成本地吸納金融資本，然後德國再以資本輸出的方式將鉅額資金“二次分配”到其他歐盟國家，如此循環往復。在歐洲的這種資本循環中，德國始終掌控着歐洲資本流動的規模和流向，實際上扮演着“歐洲銀行家”的角色。正是在這一機制的作用下，德國在歐洲的地位不斷得到提升，影響力持續增強。這是德國之所以能夠主導歐洲的權力來源，歐債危機對德國的這種權力更加放大和凸顯。
可以說，此次歐債危機沒有被白白“浪費”掉，目前對歐洲而言更多地成爲了改革與轉型的良機，並且已經顯現出了成效：經濟上更具競爭力，政治上更具凝聚力，德國則從幕後走上了前臺，越來越自信和從容地肩負起了歐洲核心領導的角色，推動着歐洲改革和一體化走向深入。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