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告六
大變局深化背景下的中國與中東關係發展
高祖貴
2013年，中東大變局繼續深入演化。埃及民選總統穆爾西被軍方廢黜引發激烈衝突。敘利亞危機從外部軍事幹預邊緣轉向尋求政治解決，但內戰繼續。伊朗核問題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實現歷史性突破。巴以和談進程重啓，突破仍有困難。這些變化推動地區格局醞釀更大變化，推動中國與中東的相互認知進一步改變，加強互動的需求增大。中國對解決該地區重大問題的主張變得越來越鮮明，角色越來越受關注。
一、中東地區局勢發生新變化
就地區局勢而言，突尼斯、埃及、利比亞、也門等發生政權更替的國家轉型艱難，沙特、阿聯酋、約旦、科威特等國改革面臨潛在風險，敘利亞危機、巴以衝突和伊朗核問題等焦點呈現新態勢，伊拉克安全局勢繼續惡化，土耳其埃爾多安政府執政遭遇挑戰。綜合起來看，四個焦點問題的新發展比較突出。
第一，埃及“穆兄會”支持的穆爾西政府被推翻，國家轉型陷入曲折。埃及這一輪政治轉型進程始於2011年2月，當時30多個黨派組成的改革派力量（後來組成“全國拯救陣線”）、“穆斯林兄弟會”（後來組建“自由與正義黨”）和“薩拉菲派”（代表爲“光明黨”）等主要政治力量，加上以改善民生爲訴求的勞工和農民等廣大中下層民衆，在追求“自由、正義、民生、就業”的旗號下，共同要求穆巴拉克下臺，埃及“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所代表的軍方選擇放棄穆巴拉克而站到“穆斯林兄弟會”和民衆一邊，迫使穆巴拉克下臺。之後，“自由和正義黨”和“光明黨”等共47個黨派構成的“民主聯盟”，經選舉成爲議會上下兩院第一大政治力量，它們推舉的候選人穆爾西當選爲總統。埃及由此開啓從威權政治向選舉政治轉變的歷史進程。其間，伊斯蘭主義力量、埃及軍方和“全國拯救陣線”代表的改革派力量之間圍繞政治權力展開激烈角逐。2012年6月，穆爾西總統所代表的伊斯蘭主義力量憑藉多數民衆的支持，不顧軍方的反對，堅決推出新憲法草案，並在全民公投中贏得多數人的支持。新憲法草案顛覆了此前軍方所提出的強化“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地位的憲法修正案，不允許軍方對議會決議擁有否決權，不允許軍方享有凌駕於民選政府之上的權力，使得軍方的權力和利益受到明顯擠壓。新憲法草案通過之後，穆爾西總統更換了“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主要領導人，由塞西接替坦塔維出任國防部長，迫使軍方妥協讓步，初步實現了伊斯蘭主義掌控政權的目標。
然而，經過穆爾西總統一年的執政，埃及的政治、經濟、社會和外交形勢的發展使得其他政治派別的不滿增加。在政治上，穆爾西總統改組內閣，強化“穆斯林兄弟會”及其本人的主導地位。這使得改革派擔心宗教勢力對埃及政治和社會文化的影響力進一步上升，甚至向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方向發展。與改革派的擔心相反，比“穆斯林兄弟會”更爲保守的“薩拉菲派”則認爲，穆爾西總統至今沒有使“沙里亞法”（伊斯蘭教法）在埃及得以施行，同樣感到越來越不滿。軍方領導人把穆爾西總統強化對軍隊的掌控視爲威脅，感到過去“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掌控國防部的局面正在發生改變，擔心軍方在埃及政治、經濟和社會領域的利益進一步受損。在經濟和社會發展方面，穆爾西總統領導下的政府未能改變穆巴拉克下臺前後面臨的經濟社會發展困難局面，使得埃及經濟社會發展多項經濟指標繼續持續惡化趨勢。工業年均增長速度從2010年的4.6%持續下滑到2012年的1.1%；官方公佈的失業率從2010年的9%持續上升到2012年的12.5%；政府財政赤字在國內生產總值（GDP）中的佔比從2010年的8%上升到2011年的11%,2013年還可能超過12%；國內公共債務在國內生產總值（GDP）中的佔比從2010年的60%上升到2012年的7
0%；國家外匯儲備從2010年的350億美元，減少到2012年的150億美元；腐敗問題日趨嚴重，在“透明國際”發佈的國際腐敗指數排名從2010年的第98位下滑到2011年的第112位和2012年的第118位。面對不斷加重的經濟社會發展形勢，在首次“革命”中同“穆斯林兄弟會”一起推翻穆巴拉克政府的中下層民衆以及佔失業人羣95%的年輕人，越來越多的人對穆爾西政府的執政不滿。根據美國皮尤中心發表的調查數據，70%的埃及人對經濟發展狀況不滿，33%的人認爲需要一個強有力的領導人來解決國家面臨的問題，49%的人認爲經濟發展好比民主發展好更加重要。在對外關係上，儘管穆爾西政府繼續與以色列保持和平，對美國保持友好，但其積極改善與伊朗的關係，強化對非政府組織尤其是與西方國家有密切聯繫的非政府組織的關係，使得國內改革派和西方國家對埃及的政治和外交走向擔憂上升。
在此情況下，穆爾西政府逐步陷入孤立。2013年7月3日，軍方利用各派權力分化鬥爭帶來的機會，以及部分政治勢力和民衆希望軍方出面穩定政局的期待，罷黜穆爾西總統。之後，“穆兄會”註冊的非政府組織被取締，其領導人被捕，引發了“挺穆”民衆與軍方之間、“挺穆”民衆與“倒穆”民衆之間的長時間大規模對抗和衝突。軍方力圖按照其提出的政治路線圖，先組建過渡政府，然後將於2014年1月將進行全民公投，年中將舉行議會和總統選舉。埃及轉型進程由此陷入新的博弈重組。
第二，敘利亞局勢更趨複雜，醞釀出現拐點。敘利亞危機從2011年初的街頭抗議演化爲全面內戰。2012年，政府和反對派的武裝對抗陷入僵持。2013年，危機開始歷經重大變化。在上半年，反對派經過多次整合，力量不斷壯大，在戰場上與政府形成分庭抗禮之勢。下半年，政府軍調整戰術，藉助來自黎巴嫩和伊朗的支持，在戰場上逐步佔據優勢。8月化武事件發生後，美國奧巴馬政府認定這是敘利亞巴沙爾政府所爲，宣佈要進行懲戒性的有限打擊。但隨後俄羅斯提出敘利亞交出化學武器換取美國停止軍事打擊的方案，得到敘利亞和美國贊同。敘利亞巴沙爾政府於10月14日正式簽署聯合國《禁止化學武器條約》，並開始依照安理會通過的關於敘利亞化武問題的第2118號決議，與禁止化學武器組織合作，消除化武。敘利亞危機從一度即將爆發的外部軍事幹預，轉入以各方尋求政治解決爲主，同時政府與反對派軍隊對抗繼續發展，來自世界80多個國家和地區伊斯蘭激進分子紛紛涌入並不斷壯大的複雜狀態。根據安理會決議要求，敘利亞任何一方都不得使用、開發、生產、獲取、儲存、保留或轉讓化學武器，要在2014年上半年完成對所有化學武器物料和設備的銷燬。同時，美國、俄羅斯以及聯合國—阿盟特使卜拉西米等加緊斡旋，推動於2014年1月在日內瓦召開國際會議，爲政治解決這場危機尋找方案。
第三，伊朗核問題實現歷史性突破，但前景依然不明。2009年奧巴馬政府上臺以來，在基本延續小布什政府在伊核問題上的“大棒加胡蘿蔔”雙軌政策框架的同時，從小布什政府偏重使用“大棒”調整爲“大棒”和“胡蘿蔔”並重，在明確劃出對實施軍事打擊的“紅線”（即伊朗決定製造核武器）之後，更多強調使用政治、經濟、外交手段，對伊朗全方位施壓，包括在秘密戰線加緊進行“暗戰”，加大情報蒐集和滲透力度，實施網絡攻擊以遲滯伊朗核技術開發進程；持續加強對伊朗與核技術開發項目相關的個人、機構、公司和金融機構，以及其他國家有關聯的公司和金融機構的經濟制裁力度，通過經濟和外交施壓等多種手段促使其他國家一起減少從伊朗的石油進口；加大對以色列的軍事支持力度，不斷推進與海合會國家的軍事安全合作；不斷推動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美、英、法、俄、中）加上德國與伊朗圍繞其開發核技術的問題展開談判（即
5+1+1機制）；對伊朗國內社會發展施加影響，爲其民主變革力量提供幫助。受此影響，伊朗的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困難不斷加重，石油收入每天減少1.33億美元左右，照此計算年度將損失450～500億美元，官方公佈的2012年的通貨膨脹率高達40%，汽油產品等價格上漲，首都德黑蘭的房價上漲了3倍；里亞爾對美元的貶值甚至超過70%，富人紛紛購買黃金；進口大幅減少，政府轉而擴大國內生產以滿足民衆需求。但是，伊朗並未因此尋求妥協，而是通過加快研製導彈和無人機、頻繁軍演等加強軍事防衛能力，增加核技術開發設施，威脅封鎖霍爾木茲海峽和對以色列及美國在中東的利益目標實施先發制人的打擊，同時又保持戰略剋制，繼續與國際原子能機構保持接觸並表示願意與美、英、法、俄、中、德等六國就核問題繼續進行談判等。伊朗的這些應對措施使得奧巴馬政府以壓促變目標實現的可能性下降，加上伊朗在敘利亞危機和伊拉克安全局勢等問題上的影響上升，這使美國國內主張採取強硬政策的呼聲上升，奧巴馬政府在伊朗問題上實現某種突破的緊迫感增加。
在此背景下，2013年8月正式上臺執政的伊朗總統魯哈尼爲了發展經濟，不斷通過給奧巴馬總統寫信、公開講話以及在美國《華盛頓郵報》等主流媒體發表文章，釋放願意在覈開發等一系列問題上調整政策，與美國等尋求改善關係的信號。美國隨即順勢作出積極反應，表示如果伊朗新政府選擇實質性地和認真地履行自己國際義務，尋找和平解決問題的辦法，那麼美國將是其真誠的合作伙伴。這爲有關伊朗核問題的談判實現突破提供了條件。2013年11月24日達成第一階段協議，在6個月內，伊朗停止純度5%以上的鈾濃縮，已有的5%以上的濃縮鈾以稀釋等方式“處理”，以防用於製造核武器；伊朗不得擴建或新建鈾濃縮設施，可用於提取核武器材料鈈的阿拉克重水反應堆停止建設；伊朗允許國際原子能機構覈查人員進入更多設施。相應地，伊核問題六國不再對伊追加制裁，暫停對伊貴金屬、汽車零部件和石化製品的禁運，允許少量伊朗石油出口，解凍伊朗留學生資金，放寬對伊食品和藥品進口限制。這使該問題朝着政治外交解決方向邁出了重要步伐，之後能否繼續推進取決於美伊各自內部不同政治力量的博弈以及其他利益攸關方的互動。
第四，巴以和談進程重啓，明暗兩種前途艱難博弈。巴以衝突是二戰以來中東持續時間最久和矛盾最複雜的問題。2009年，奧巴馬政府上臺不久，就在埃及開羅大學發表講話，表示要幫助解決巴以問題。然而，2010年底從突尼斯開始並迅速蔓延至埃及、利比亞並席捲整個地區的地區大變局，不僅迫使奧巴馬政府轉而應對變局而無法繼續推動巴以和平進程，而且使得以色列安全環境惡化和巴勒斯坦“哈馬斯”地位提高，特別是使得以色列內塔尼亞胡政府與美國奧巴馬政府之間的分歧大幅上升，加上奧巴馬政府對外戰略的注意力在亞太增多，這些因素導致美國推動巴以和談的動力減弱和難度上升，巴以關係緊張，和平進程陷入停滯。2013年以來，在美國總統奧巴馬第二任期首訪就到達以色列的推動下，內塔尼亞總理明確表示願意作出歷史性妥協，同意巴勒斯坦人民建立一個與以色列爲鄰的非軍事化國家。民調顯示半數以上以色列人支持巴勒斯坦建國。巴勒斯坦方面表示，贊同阿拉伯國家聯盟提出的新倡議。美國國務卿克里連續9次出訪斡旋，力促巴以雙方在9個月期限內達成和平協議。在美國的積極推動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於7月在華盛頓重啓直接談判。經過10餘輪的秘密談判，克里於12月宣佈談判取得實質性進展。2014年元旦，克里第10次訪問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提議雙方就最終和平協議的框架大綱進行討論，涉及以巴未來國界、安全力量部署、巴勒斯坦難民安置等重大問題，以便在2014年4月底完成和談。但和談要取得重大突破，仍有諸多困難需要克服。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