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事有輕重，有先後。當前統一大業爲重，所以北部邊疆的任務就是鎮戍，就是固守疆土，中央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甚至可以犧牲北部邊疆的利益。攘外必先安內，這是常識。
中樞之所以要修築一條直達代北的直道，主要目的是鎮戍代北，是控制代北。此策着眼的是現在，追求的是短期利益，小投資小回報，而武烈侯拿出來的北疆策略着眼的是未來，追求的是長期利益，是要爲開疆拓土做準備，投資大，但預期的回報卻無法確定，存在着竹籃打水一場空的風險。
當初武烈侯爲了拯救百萬災民，拿出了西南策略，這個策略也存在同樣的風險，但南嶺大渠的開鑿侷限在江南一個地方，武烈侯又巧妙的利用形勢迫使楚國給予支援，再加上可以充分利用十八方鎮的徭役，使得秦國還能始終維持這一工程的實施。
南嶺大渠的主要功能是通航，如果不是因爲險要的地形增加了開鑿難度，這條不足百里長的大渠很快就能完工，所以它的投入和兩千里長“直道”的投入根本沒有可比『性』。
西南百越諸族的實力和大漠匈奴人的實力也沒有可比『性』，大秦一旦修好南嶺大渠，解決了南征大軍的糧草運輸問題，橫掃西南還是有較大的把握，西南策略還是有完成的希望，而且這種希望就在眼前，可以說是看得見『摸』得着，但北疆策略呢？河南匈奴人和河西大月氏人就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阻礙，目前剷除這道阻礙的希望都看不到，更不要說去遠征大漠，甚至妄想着去西域開疆拓土了。
北疆策略就是一個虛無縹緲的夢想，兩千里長的“直道”根本無法支撐這個夢想的實現，所以大臣們一致認爲，北疆策略就是武烈侯爲咸陽挖掘的一個陷阱，是對咸陽試圖利用“直道”牢牢控制代北的一種反擊。秦王政本想拿根繩子捆住武烈侯，誰知武烈侯氣魄大，一劍劈開一道萬丈溝壑，然後在萬丈溝壑裡堆滿無數的財富和顯赫的功業，接着他誘－『惑』秦王政，要麼你我一起跳下去，要麼你我就隔着溝壑而立，你不要束縛我，我也不會威脅你。
當然，除了秦王政的親信大臣，其他大臣是不會去質疑武烈侯的北疆策略，更不會去挑拔秦王兄弟之間的關係，相反，他們嘴裡說着從大局出發，從統一大業出發，公開反對修築“直道”，實際上卻是蓄意阻擾秦王政進一步加強對代北的控制，以便在武烈侯以武力推動“封國制”的時候，暗中推波助瀾。
秦王政的堅持，是否就是上當中計了？
當然不是，秦王政是一代雄主，他的眼光不是侷限在現在，而是通達將來。他已經在國策變革一事上妥協了，假如政局發展對咸陽宮不利，導致他無力阻止“封國制”的實施，那麼他只能想方設法，利用一切機會和手段，在最短時間內結束“封國制”，從而推動國策再一次變革，堅定不移地走上高度中央集權制的道路。
封國制是過渡政策，這是武烈侯在其國策變革方案中一再強調的，並將其以律法形勢固定下來，以防止封國勢力逐漸坐大導致中央失去對地方的控制。武烈侯預測封國制要實施幾十年，高度的中央集權至少需要兩三代人的努力才能最終實現。
秦王政堅持自己的理想，他希望自己有生之年可以實現理想，同時他也擔心封國制的弊端在未來的歲月裡對王國形成重大危害，導致兄弟鬩牆，諸侯爭霸，王國分崩離析，所以他決心在自己死去之前結束“封國制”，把這一過渡政策的實施時間大大縮短，從而確保後世子孫可以在高度的中央集權制下牢牢控制中土，奠定大秦萬世基業。
從這一理想出發，秦王政當然要修築“直道”，要修建一條牢牢控制北疆邊陲的路，這條路修好了，中央不但可以實際控制邊陲幾十萬大軍，還可以建立起一道阻御來自大漠北虜威脅的屏障，而這就是咸陽宮結束“封國制”的最重要的條件之一。
北疆策略是大秦的發展策略，是未來策略，是一種理想和抱負，其基礎是中土的統一，所以現在可以束之高閣，但其核心部分的“直道”修築卻和北疆鎮戍有直接關係，中樞無法視而不見置之不理。
中樞部分大臣堅持原有策略，直道修築路線從關中到晉中，再到代北，工程量不大，卻可以起到控制代北的作用，但秦王政改變了主意，接受了武烈侯的意見，堅持把直道修築路線改爲從關中到北地，由北地連通代北。直道要麼不修，要修就要修一條關係到大秦生死存亡的直道。
爭論沒有持續太長時間，因爲武烈侯開始出面干涉了，他在給秦王政回書的同時，也給左右丞相隗狀和王綰，給國尉麃公，給御史大夫馮劫、駟車庶長公子豹、治粟內史馮去疾、少府王戊、內史公子成等公卿大臣各自寫了一份言辭懇切的信，把自己的觀點結合各派系之間的矛盾、利益等等，對未來局勢做了一番詳細的分析，最終得出的結論就是“直道”的修築對大秦的未來是有利的，目前雖然困難重重，沒有修築這樣一條宏偉“直道”的條件，但這個策略可以定下來，可以進行前期的論證、勘探和規劃，等到中土統一了，條件具備了，再修也不遲。
武烈侯在給駟車庶長公子豹的信中還特意說到了一件事，中土統一前後，咸陽因爲這場空前的勝利而陷入狂歡，君臣在權力和財富面前會有『迷』失之危，其中最明顯的表現就是失去目標和鬥志，荒『淫』奢侈，大興土木，甚至爲了創建空前絕後的功業而窮兵黷武，最終搞得財匱力盡，民不聊生，王國更是因此動『蕩』不安，危機四伏。
歷史上這種例子比比皆是，遠古有商紂，中有周幽王，近代有吳王夫差，但忠言逆耳，這種話現在說出來非常“刺耳”，君臣都不愛聽，所以武烈侯也不敢“大嘴巴”自找沒趣，只能放在肚子裡冷眼旁觀，想方設法利用自身的權力不停地拿出發展策略，爲大秦的前進指明方向，把大秦這駕飛馳的馬車引向一條光明大道。
因此，修築這樣一條“直道”，雖然勞民傷財，但一定程度上卻可以有效扼制君臣在統一前後的『迷』失，阻擾他們窮奢極侈，把有限的財富消耗在修築陵墓、宮殿、苑林等等這些對推動大秦發展毫無益處的生活享受上。既然大興土木不可阻止，既然肯定要勞民傷財，那倒不如修直道，修長城，南征北伐，開疆拓土，如此一來，既能讓大秦君臣在統一後有更加遠大的目標，又能爲大秦國力的持續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
駟車庶長公子豹看完這封信，頗有感觸。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居安要思危，現在中土還沒有統一，武烈侯就在考慮統一之後的事情了，老嬴家能出這麼一位天才，大秦何愁不興？
武烈侯之所以再給公子豹的信中說到這些事，是因爲在他看來，大秦如果到了生死存亡之刻，最值得信任最值得依靠的還是宗室，還是血脈親人。
老嬴家的生死存亡和大秦的生死存亡緊密一體，王國利益某種意義上就是君王和其血脈宗室的利益。在這個時代，這是一種必然，所以宗室對王國的忠誠度最高，而宗室爲了維持這種利益，常常不擇手段地打擊對手。士卿階層就是他們的對手，就是和他們爭奪王國權力和利益的對手。
士卿們熱衷於追逐權利，爲了權利不惜一切代價，他們的信仰就是：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侍。這是孔聖人說的話，是這個時代士卿階層的生存法則，忠誠對於他們而言還不如一坨狗屎。
大秦的統一就處在這樣一個特殊的年代，一個統一思想和分裂思想大碰撞的時代，統一之後中土只有一個王國一個君主，士卿的生存空間實際上無限制縮小，他們失去了選擇權，爲了逐利他們就必須忠誠君王，而他們的靈魂深處則信奉“自由”，思想的自由，選擇的自由，這種自由放在中土就是諸侯爭霸，就是諸子學術百家爭鳴，就是“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侍”，就是披着“仁義”外衣下的殘暴和血腥。
這個時代的士人要生存，所以他們需要春秋戰國，需要諸侯爭霸，需要諸子百家，需要分裂和戰爭，但統一不可阻止，統一還是來臨了。統一不僅僅是國土的統一，還包括思想上的統一，學術上的統一，生存法則的統一，律法制度的統一，而這些統一將最大程度地壓迫士卿貴族的生存空間，削弱他們對權力和財富的佔有，於是統一尚沒有完成，分封制就要“復辟”了，世卿世祿制也要捲土重來，“師古”的思想更是甚囂塵上。
統一尚未完成，分裂的種子就開始紮根發芽，而這一切都來源於士卿貴族對權力和財富的無止盡的掠奪。
這時候，唯一忠誠於大秦的就是宗室，維護大秦的利益就是維護宗室的利益，而異姓豪門貴族、寒門貴族卻要掠奪大秦的利益，要喝大秦的血吃大秦的肉。
中央集權制的危害在這個特殊時代表現得尤其明顯。如果一味地限制宗室，壓制宗室，那麼異姓士卿貴族將會肆無忌憚地掠奪權力和財富，中央集權制將會成爲他們吞噬大秦的工具。歷史上始皇帝不但壓制宗室，還打擊老秦人和楚系豪門，最終就剩下他最信任的法家士卿貴族，結果偏偏就是這些視忠誠爲糞土的法家士卿大臣摧毀了大秦帝國。
武烈侯反其道而行之，分封宗室，保護老秦人和楚系豪門，利用宗室分封維護老嬴家的利益，維持王國的利益，利用老秦人和楚系豪門對抗朝堂上的法家士卿貴族，打擊和削弱他們，扼制他們對權力和財富的掠奪。
如此大秦就出現了一種新的發展方向，向中土再一次分裂的方向前進，徹底走上了另外一條道路，也是始皇帝終其一生都堅決反對的分裂道路。
這種道路不符合君王的利益，但符合同姓宗室貴族的利益，因爲他們享受到了大秦統一所帶來的權力和財富，同時它也符合異姓士卿貴族們的利益，因爲分裂的中土纔是他們的“樂土”，才能無限制地拓寬他們的生存空間。
歷史爲證，大漢建國後分封諸王，結果有七王之『亂』。三國歸晉，分封諸王，結果有八王之『亂』，並把中土推進了四百餘年的分裂和戰『亂』的深淵。
所以除了秦王政和部分堅持大一統理念的法家大臣外，大秦大部分貴族們都支持分封，但這一刻的宗室還是忠誠於秦王政，尤其秦王政的兒子們，在秦王政駕崩之前，兄弟鬩牆、手足相殘、叛『亂』謀反的事情還是不會出現，但他們的下一代，再下一代就不行了。在血脈關係漸漸疏遠，在一心逐利的異姓士卿貴族們的推波助瀾下，分裂是必然的，戰『亂』也是肯定的。
所以武烈侯把封國製做爲過渡政策以律法形勢固定下來，力圖在時機合適的時候果斷撤藩，而秦王政更是想在自己駕崩之前，結束“封國制”的使命，把大秦這駕馬車引向高度的中央集權制的道路，斷絕分裂和戰『亂』之禍。
統一前後，圍繞着權力和財富的再分配，圍繞着郡國制度的實施，宗室貴族和異姓士卿貴族們之間的矛盾會越來越突出，這個矛盾的直接表現就是異姓士卿貴族們會不遺餘力的挑起中央和封國，君王和封君之間的衝突，這個衝突一旦爆發，中土必然陷入分裂，於是異姓士卿貴族們的“理想”就實現了，他們將再一次建立起他們自己的“樂土”。
比如“直道”的修建。直道的修建需要動用整個王國的力量，對北疆的封國都有利。封國強大了，對中央就是一種威脅，就會損害到君王和異姓士卿貴族們的利益，於是他們必然反對，他們會誘使君王把這些財富用來修陵墓、宮殿和苑林，用來歌功頌德，用來享受。財富這樣消耗，看上去是壓制了封國，但實際上損害了整個王國的利益，雙方的矛盾因此增大，對權利和財富的爭奪越來越激烈，到了一定的時候，矛盾轟然爆發，封國叛『亂』，王國可能就此分裂。
武烈侯已經考慮到了封國制實施後，宗室貴族和異姓士卿貴族們之間的矛盾會不斷增大，所以他未雨綢繆，在信中懇請駟車庶長公子豹，利用這段時間把更多的宗室送到朝堂上，讓宗室掌握更多的權力和財富，繼而確保大秦統一後，宗室在朝堂內外可以與異姓貴族相對抗，確保老嬴家可以始終掌控王國發展的方向，不至於讓異姓士卿貴族們肆無忌憚地喝王國的血吃王國的肉，最後摧毀王國，讓中土再一次陷入分裂。
通過這封信，駟車庶長公子豹對封國制的理解更爲深刻。
封國制不僅僅是宗室在權力和財富的再分配中佔據很大一塊比例，在統一後幫助君王和中央更快更好更牢固地控制地方，還有一個重大作用就是把大一統的理念，把中央集權制的理念在廣袤的中土大地上播種下去，開花結果，讓異姓士卿貴族們，讓低層士人們，在有限的生存空間裡，利用自己的智慧去開拓和謀取更大的權力和財富，讓統一的思想徹底摧毀分裂的思想，讓所有貴族們都能接受中央集權制，在中央集權制的基礎上去爭奪權力和財富。
當然了，這是武烈侯的理想，是爲了解決這個特殊時代裡統一思想和分裂思想的大碰撞，是對從遠古傳承下來的“自由”的扼殺，從此中土就是“統一”，統一之下再無“自由”。中土太大了，中土人的智慧太高了，伴隨“自由”的始終是分裂，是戰『亂』，於是就要統一，要和平，而“自由”也就變異了，不再是原來的“自由”了。
中土人必須去接受這種全新的“自由”，這需要適應的時間，這就是國策上的過渡，這就是封國制存在的意義。
駟車庶長公子豹反反覆覆閱讀了武烈侯的這封信，又把公子成等數位宗室大臣請到府上，大家共同商討，最終取得了一致看法。
統一前後，存在着統一思想和分裂思想的大碰撞，而這種碰撞來源於“師古”和“從今”理念的衝突，但“師古”是主流，這是由千百年來的歷史所決定，爲此“堵”不是辦法，必須“疏”，而“疏”之策就是實施中央領導下的郡縣和封國並行制，由此引來的矛盾就是宗室貴族和異姓貴族對權力和財富的爭奪，中央和地方對權力和財富的爭奪，這時候中央的異姓貴族和封國的異姓貴族們各爲其主，中土因此面臨着再一次分崩離析的危險。
如何最大程度地壓制和緩解這種矛盾？首先就是中央對軍隊的絕對控制，其次就是中央對地方郡縣的絕對控制，只要中央有武力，有財力，那麼就有足夠實力削藩，撤藩，最終實現高度的中央集權制。
大秦統一後，戰爭並沒有結束，南北戰爭的規模之大遠遠超過中土的統一戰爭，大秦的軍隊大部分都在北部疆域，所以“直道”的修建直接關係到中央對軍隊的絕對控制，關係到中央對地方郡縣的絕對控制，因此，直道要修建，而且要儘快修建，把大秦統一前後所能調用的財富全部投入到未來的南北戰爭中，如此一來，中央始終牢牢控制軍隊，控制財賦調度，由此老嬴家就能始終控制國策的走向，由此就能壓制和緩解各種各樣的矛盾，尤其是君主和封君、中央和封國之間的矛盾，就此把中土分崩離析的危險逐漸化解。
這些宗室大臣們聯名寫了一份奏章，然後由駟車庶長公子豹獨自向秦王政呈遞。
公子豹和秦王政在御書房裡商討了足足一天的時間，最終得出結論，這條“直道”的修築的確關係到大秦的生死存亡，不但要修築，而且要馬上修築，沒有條件那就創造條件，總而言之，統一中土之前，這條“直道”一定要完成，否則統一之後中土形勢劇變，異姓士卿貴族們因爲對權力和財富再分配方案的不滿，因爲生存空間的急驟縮小，因爲對傳承千百年的“自由”的追求，極有可能在暗中推波助瀾，在短時間內摧毀統一大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