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政的這個決策迎合了朝堂上各方勢力的需要。
你要繼續進行統一戰爭以加大對地方的控制權，可以，我滿足你的願望；你要修築直道以發展北疆武力，也可以，我也滿足你的願望；你要開闢西南戰場以圖東山再起，可以，我同樣滿足你的願望。
秦王政滿足了所有貴族們的願望，而唯一受到損害的就是普羅大衆的利益。雖然今日朝堂上的君王和貴族們都知道普羅大衆是大秦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但在激烈的利益爭奪中，普羅大衆非常不幸地成爲博弈的工具。
寶鼎試圖勸阻，他穿越而來，知道普羅大衆一旦爆發，其威力足以摧毀帝國，但這個時代的君王和貴族們不知道，在他們所熟知的歷史裡，還沒有哪個王國是被普羅大衆所摧毀，所以，在這個時代的君王和貴族們的眼裡，普羅大衆就是微不足道的草芥蟻螻，在他們所認知的世界裡，唯一威脅到王國生存的是貴族。
商湯滅夏，是貴族所爲；武王伐紂，是貴族所爲；秦滅周，還是貴族所爲。今日大秦吞滅關東五國，誰是決定性力量？依舊是貴族。
寶鼎告訴秦王政：君者，舟也；庶民者，水也；水亦載舟，水亦覆舟。這個道理在後世者看來極其淺顯，垂髫幼兒都知道，但在這個時代，它不過是大賢荀子的一家之言，因爲在這之前的歷史沒有給荀子的這個理論提供足夠的證據。
寶鼎苦口婆心地告誡秦王政，普羅大衆的利益必須放在第一位，否則帝國必將因此受到懲罰，甚至有亡國之禍。
秦王政聽不進去，他承認寶鼎的說法有道理，但僅僅也就是有道理而已。在當前局勢下，讓秦王政把普羅大衆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讓秦王政與整個貴族集團做公開對抗，讓秦王政暫時停止統一戰爭轉而去實行“與民休息”之策，顯然不現實。不是秦王政不想做，而是他做不了，強大的貴族集團會阻止他，即便秦王政強行下令實施穩定戰略，貴族集團也會想方設法讓這一戰略徹底失敗。
寶鼎苦嘆，他窮盡心血改變了歷史，原以爲歷史軌跡會在統一前後發生顛覆性的改變，誰知今天聽到秦王政的決策，他才知道歷史竟然奇蹟般地又回到了固有的軌跡上，他的一切努力幾乎全部白費。
歷史上，秦軍在贏得中原決戰後，以摧枯拉朽之勢殺過淮河，攻佔壽春，俘虜楚王負芻。接着項燕和楚國貴族立熊啓爲新楚王，與秦軍在淮南再次決戰。這次決戰項燕和熊啓全部戰死，楚國貴族逃亡江東。王翦率軍殺進江東，滅殺楚國。秦滅楚之戰，前後歷時四年，耗費巨大。
然後就是王賁轉戰遼東，滅燕。接着南下直殺山東，齊國投降。再接着就是江南戰場全面打響，屠睢、任囂指揮五十萬大軍分五路殺向南嶺，試圖一戰而定，擊殺六國餘孽，開闢西南。這一仗遭遇重挫，一打就是七八年。
南方遠征大戰打得如火如荼的時候，北方開始征伐。秦王政和中樞當然不會狂妄自大到兩線作戰，雖然歷史把北伐歸結爲秦王政的窮兵黷武，但稍稍思考一下，不難發現是匈奴人的入侵迫使大秦不得不陷入兩線作戰的窘境。蒙恬在北方戰場上連戰連捷，攻克賀蘭山，取河南之地，又殺到陰山腳下，取雲中之地，然後就是大規模的移民和邊塞屯田。
這時候直道修築已經完成，蒙恬和三十萬大軍出塞作戰，攻佔河南之地，顯然是受益於這條“高速公路”給他們提供的源源不斷的糧草和武器。
在秦王政死去之前，南征、北伐都已完成，而付出的代價就是對中土普羅大衆的瘋狂壓榨，“官府”和“國民”之間的矛盾已經到了爆發的邊緣。
本來中土的戰爭總算結束了，大秦總算可以“休養生息”了，如果秦王政再活十年，大秦或許能延續更長時間，但秦王政死了，而國內最激烈的矛盾也就爆發了，陳勝吳廣揭竿而起，大秦轟然傾覆。
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以農民爲首的普羅大衆推翻了一個強大的帝國，從此中國人相信了荀子的治國理論，歷代君王和貴族們更是把“水亦載舟亦能覆舟”做爲警世恆言。
秦王政和貴族統治階級在統一後的大約八年時間裡爲了穩定和鞏固新生帝國，完成了歷史上所謂的全部“暴政”，其中南征、北伐、直道修築和靈渠開鑿所耗費的錢財與興建六國宮殿、阿房宮和驪山陵的錢財相比起來，後者就是九牛一毛，根本不值一提。
南征和靈渠開鑿需要耗費多少？北伐和直道修築又要耗費多少？如此龐大的財政支出，剛剛統一的帝國中央財政根本支撐不了，最終逼得秦王政和貴族們不得不瘋狂地壓榨普羅大衆，以“敲骨吸髓”來形容毫不爲過。
現在中土距離歷史上的統一時間還有三年，而現在秦王政竟然做出決策，把歷史上本該用十一年時間來完成的事情，在未來幾年裡全部完成，這太瘋狂了，瘋狂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歷史上的大秦在統一之前，其國內最激烈的矛盾肯定是“集權”和“分封”的矛盾，而統一之後，因爲一系列重大事件的發生，“官”與“民”的矛盾迅速成爲國內最激烈的矛盾。
歷史只記載結果，而結果背後的原因早已湮滅。寶鼎現在總算知道了在歷史書籍上，大秦爲什麼統一之初有分封之議，而其後竟然相隔八年，纔有淳于越借“師古”之名重提分封，接着便爆發了“焚書”、“坑儒”兩大重案。這兩大重案實際上就是“集權”和“分封”的矛盾再次爆發。
這八年秦王政在幹什麼？南征，北伐，修直道，修靈渠，最終南征、北伐勝利了，而秦王政則利用南征、北伐順利地轉移了當初國內最激烈的“集權”和“分封”的矛盾，挑起了“官”和“民”的矛盾，由此不但阻礙了功臣們對地方的控制，牢牢地壓制了功臣們對“分封”的追求，而且籍此機會建下顯赫功勳，增強了中央的絕對權威。
南征北伐完成了，分封之議再起，但看看秦王政和中央在“焚書”、“坑儒”兩大重案中的表現，不難發現秦王政和中央已經在八年之後，擁有了絕對的權威，絕對的實力。
“焚書”大案看上去並不複雜，焚書而已，但仔細想一想，秦王政和中央以“私藏禁書”爲藉口屠戮了多少功臣？誅殺了多少妄圖“分封”，妄圖對抗中央的貴族？
扶蘇在“坑儒”大案爆發後，直言勸諫，難道扶蘇當真是爲了阻止秦王政不要誅殺那一幫招搖撞騙的“方士”？其實想一想就知道了，秦王政之所以要殺“方士”，是因爲“方士”已經成爲秦王政和貴族們博弈的工具，殺“方士”不過是爲了掩蓋他誅殺“方士”背後的貴族而已。
歷史上沒有記載秦王政在“焚書”、“坑儒”兩大重案中誅殺了多少功臣和貴族，但從幾年後大秦的轟然傾覆中不難看出，整個大秦的貴族階層尤其宗室、楚系和本土老秦貴族基本上看不到了，除了被歷史所記載的宗室王子公主、關東系的馮氏和蒙氏被誅殺外，其他人呢？在大秦倒塌的那一刻，難道整個大秦朝堂上可堪重用的只有章邯一個大臣？宗室重臣呢？隗氏呢？熊氏呢？郿城孟西白、夏陽司馬氏呢？他們當時都在哪？
由此可以做出推測，大秦在統一之初，雖然秦王政已經壓制了宗室和本土老秦人，打擊了熊氏，但“集權”和“分封”的矛盾還是來勢兇猛，危害了大秦的安危，危及到了統一大業，所以秦王政斷然決策，放棄休養生息之策，發動南征。
南征並不順利，這其中肯定有貴族們的阻擾，於是北伐又開始了，最終中央財政崩潰，大秦不得不壓榨普羅大衆，竭澤而漁。
南征當真迫不及待嗎？北伐當真一定要打嗎？南征一定要開鑿靈渠，讓軍隊越過南嶺開闢西南疆土嗎？北伐一定要修築直道，讓軍隊出塞佔據河南和雲中嗎？
大秦剛剛統一，當務之急是休養生息，是與民休養，是恢復國力，這是基本常識，秦王政和中央不可能不知道，既然秦王政和中央對此一清二楚，既然南邊的六國餘孽和百越蠻夷並不足以危及到大秦安危，既然北方有長城爲阻，入侵的匈奴人暫時還不會危及到咸陽的安全，那麼秦王政和中央爲什麼還要急不可耐地發動南征和北伐，非要把中央財政推向崩潰的邊緣，非要把“官”與“民”的矛盾推向爆發的邊緣？
唯一的解釋不是秦王政要“窮兵黷武”，要實施“暴政”，而是當時國內“集權”和“分封”的矛盾已經不可調和，已經到了一觸即發的地步。功臣們控制軍隊和地方勢力，與中央形成對抗，割據稱霸正在形成，分裂和戰亂正在來臨。
於是秦王政發動南征，這也可以說是一個陷阱，把功臣所控制的軍隊和地方勢力推進陷阱。功臣們本以爲藉助南征可以進一步擴大自己的實力，最終迫使秦王政和中央分封諸侯，哪料到南征消耗了他們的軍隊，吞噬了他們的地方實力。北伐也是一樣，北伐雖然勝利了，但軍隊的消耗同樣驚人，同時他們還要鎮戍遼闊的邊疆，而更重要的是，北疆軍隊嚴重缺乏糧食。秦王政和中央控制了直道，也就等於卡住了北疆軍的咽喉。
秦王政利用南征和北伐狠狠的打擊了功臣和地方勢力，擴大了中央的權威，接下來當分封之議再起的時候，秦王政毫不猶豫地藉助“焚書”、“坑儒”兩大重案大肆屠戮功臣，徹底摧毀了功臣們對分封的攫取慾望。
正因爲這兩大案件的爆發，正因爲秦王政和功臣們、中央和地方激烈廝殺，導致大秦再一次耽誤了休養生息的寶貴時間。
然後秦王政死了，所有的矛盾都徹底爆發，大秦轟然傾覆。
寶鼎原以爲自己所擬定的拯救帝國的策略都是正確的，一度還在爲自己改變了歷史而沾沾自喜甚至洋洋得意，現在他發現自己大錯而特錯。
扶蘇做儲君也罷，自己控制北疆軍也罷，改變帝國國策將其偏離高度的中央集權制也罷，這一切都不足以拯救帝國。
帝國崩潰的真正原因不是源自高度的中央集權制，而是源自帝國內部“集權”和“分封”的矛盾，正是因爲這個時代的貴族們不惜一切代價追求“分封”，試圖在統一後的帝國中攫取到最大程度的利益，在權力和財富的再分配中獲得最大的分配比例，結果他們的過度貪婪最終導致了帝國的崩潰。
歷史上，帝國的傾覆證明了這一點，後戰國時代項羽和十七位諸侯王的覆滅也證明了這一點。
秦王政爲什麼在帝國堅決實施高度的中央集權制？原因也在如此。
寶鼎因爲錯誤地解讀了這段歷史，在來到這個時代後做了一個錯誤的決策，於是犯下了一系列的錯誤，尤其他不遺餘力地幫助宗室和本土老秦人重新崛起，導致大秦貴族勢力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強大程度，由此導致大秦尚未統一中土，“集權”和“分封”的矛盾就已經嚴重危及到了統一大業，大秦的分裂和戰亂伴隨着洶涌的分封“大潮”正咆哮而來。
秦王政沒有退路了，他已經被“分封”的洪流逼到了懸崖邊上，他只有奮力一搏，置之死地而後生。
寶鼎感覺自己的心很痛很痛，那種極度絕望的情緒和懊悔的心理幾乎讓他崩潰。
他極力勸諫了，而秦王政也坦誠相告，給出了自己的解釋。秦王政不是不想實施休養生息的戰略，而是他無能爲力，他沒辦法去實施這一戰略。雖然他一直在努力阻止“分封”的洪流，阻止中土再一次陷入分裂和戰亂，但寶鼎在“法治”的堤壩上掘開了一道口子，如今這道口子在“分封”洪流的衝擊下越來越大，“法治”的堤壩已經搖搖欲墜，而他的力量十分有限，已經無力去堵住“缺口”了。
在秦王政的眼裡，分裂和戰亂將給普羅大衆帶來滅頂之災，相比起來，壓榨普羅大衆，就算是敲骨吸髓，普羅大衆爲此所付出的代價也無法與前者相提並論。
這一點寶鼎不得不承認。
後戰國時代是中國歷史上最爲黑暗和血腥的時代之一，雖然只有短短的五年，但中土的普羅大衆爲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幾千萬人死於非命。其後的劉氏大漢帝國雖然一度有“文景之治”和“昭宣中興”，但其人口最鼎盛時期也不過與大秦帝國初期的人口相差無幾。
秦王政以“冷遇”迎接寶鼎的迴歸，寶鼎不是沒有想法，但現在他承認秦王政對他的懲罰是正確的，他“罪有應得”，他沒有爲大秦建下顯赫功業，想反，他把大秦推向了分裂和戰亂的深淵。
寶鼎在離開咸陽宮之前，曾想舉起手中的鎮秦王劍，向秦王政發誓，他始終忠誠於大秦，忠誠於老嬴家，忠誠於大秦的王，他願意追隨秦王政矢志不渝地堅持中央集權，以維護大秦的統一和中土的和平，但看到秦王政眼裡的憤怒和堅毅，他還是放棄了。這種做法太幼稚，不要說秦王政不相信他的誓言，就連他自己都不相信。正如秦王政所說，“當事實摧毀理想的時候，你不再是你，我也不再是我。”
寶鼎坐在軺車裡，把自己隱藏在黑暗中，渾渾噩噩，不知道路在何方。
這世上沒有聖人，真的沒有。既得利益者永遠不可能成爲聖人，因爲既得利益者追求的是更大的利益，而聖人只會從一無所有者中產生，因爲只有一無所有者纔會夢想把所獲得的利益惠及普羅大衆，但當這樣的聖人擁有了利益，成爲既得利益者中的一員時，聖人也就不再是聖人，聖人不知不覺中就被利益所吞噬，聖人也就變成了吸血的魔鬼。
自己曾是一無所有者中的一員，是真正的無產階級，從骨髓到思想都是無產階級，所以，自己擁有夢想，自己夢想着把所得利益惠及普羅大衆。
然而，現實是無情的，現實無情地摧毀了自己的夢想。自己不是聖人，而是既得利益者；秦王政也不是聖人，也是既得利益者；所以，自己不再是自己，秦王政也不再是秦王政。
自己是豪門貴族階級的一員，不論自己是否擁有聖人的夢想，自己都不是聖人，而是豪門貴族。
秦王政是統治階級的領袖，他的理想是統治階級的利益最大化，如今統治階級中的豪門貴族妄圖本集團利益最大化，這嚴重危及到了整個統治階級的利益，矛盾不可調和，鬥爭不可避免，於是你死我活。
豪門貴族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肯定要推翻秦王政，顛覆中央，而秦王政則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肯定要從肉體上徹底消滅豪門貴族。
我該怎麼辦？我的路在哪？我如何拯救我的帝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