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總是白流。事實真的如此簡單嗎？失敗當然令人惋惜慨嘆，但頑強不屈依然令人振奮。一九四一年上半年，在法西斯兇焰正炙的時候，只有東方的中國，西方的英國還在抵抗。尤其是中國，已經堅持了四年艱苦卓絕的獨立抗戰，付出巨大的犧牲，但向世界展現出了一個民族的骨氣。
日軍在中條山戰役中勢如破竹，僅用一個多月時間便將國軍在華北的最後一個根據地拔除。但就在戰役後期，華北八路軍突然在正太、同蒲、平漢、津浦等主要交通線發動了交通破擊戰，重點破壞了正太鐵路。經過二十餘天的戰鬥，出動兵力達到了四十二個團，使華北各交通線陷於癱瘓。
八路軍選擇此時發動大規模破襲戰是極爲聰明巧妙的，時間掌握得恰到好處。對於日軍在華北推行的囚籠政策，八路軍總部日益感到壓力，破襲的計劃早已有之，只是一直在等待最有利的時機。
日軍的囚籠政策不斷分割、壓縮着抗日根據地，限制着八路軍的活動空間。但同時也因爲分佈點不斷增加，使得日軍的力量日益分散，而中條山作戰又使日軍大部集中於此，這就爲八路軍集中優勢力量展開大規模進攻提供了有利條件；其次，冀中根據地——華北糧倉、八路軍的兵站，在日軍的不斷重點進攻掃蕩下，形勢越來越不利，正在苦苦支持。
而中條山戰役爆發後，在日軍的強大壓力下。重慶方面採取多種方式要求八路軍出兵配合作戰。戰役之初，蔣介石要八路軍出兵的真實意圖是配合作戰，以利中央軍守住中條山；在戰役後期，中央軍已經開始轉移、撤退，卻仍然命令八路軍出兵，則很可能是想借機消耗八路軍實力或“從政治上打擊中*共”。
中*共確實是出兵了。只是，基本上可以說，特意爲配合中條山戰役而出兵的力度不那麼大，時間也有些遲，因此並沒有達到明顯牽制敵軍的效果。國共合作抗日。但凡事互信不足，則共事難成，雙方都不可避免地過多考慮己方的因素，力爭使本方利益最大化。
因此，中*共出兵配合作戰並沒有得到國民黨方面的認可，加之戰報遲緩，使得重慶高層一度很“憤慨”並就此展開了一場輿論戰。而此時，發動一場規模較大的作戰行動不僅可以打破日軍囚籠，支援冀中作戰。還可以澄清“十八集團軍不配合對敵作戰’的謠言，爭得政治上的支持。正如毛zd的電文中所說：“華北作戰應抓住要害。給敵嚴重打擊，並將戰報電文送中央社發表，用以向海外廣作宣傳，同時發社論，以影響國內外……”
此次交通大破襲有軍事、政治方面的多重考慮，可以說是抓住時機，一舉數得。中*共宣傳文稿是這樣描述此次大破襲的：“……動員了我整個華北所有的力量，給日寇以沉重地打擊，它將給那些認爲八路軍‘遊而不擊’的人一個響亮的嘴巴。它將對全國的抗日形勢產生重要的影響……”
而日軍方面對此次大破襲確實是措手不及的，高度分散部署的兵力，使他們四處聞警，卻捉襟見肘，難以應付。
以太原的日第一軍司令官筱冢義男中將來說，當他通過參謀的空中偵察得知情況後，馬上召開緊急幕僚會議。決定迅速派出增援部隊。而此時，他作爲一個軍司令官，卻感到自己非常可憐，因爲軍直屬部隊當時無可用之兵力。最後由司令部臨時抽出包括衛生兵在內的共約四十人，組成混成小隊前往增援。
還有日軍第四獨立混成旅團旅團長片山，由於兵力不足，難以完成護衛正太路西段的任務，不得不將陽泉城內的日僑集合起來。大部分日僑是來發戰爭財的，有些人剛剛發了些財，準備返回日本，一聽到要被集合起來準備打仗，心想這回恐怕要“無言的凱旋”了。於是，他們拿出最好的衣服穿上，有的甚至寫好了遺書，滿臉的莊嚴肅穆，紛亂中透出“準備就難的景象”。
日軍從中央統帥部到侵華日軍上上下下，對八路軍發動的這場突然襲擊，盡皆大驚失色。日軍中央陸軍部竟怪異地驚呼：“……中共軍在華北斷然發動了大反攻，給予華北方面軍以極大打擊……”
破襲交通線，使日軍四處聞警，疲於應付並不是八路軍的最終目的。第二期作戰隨之開始，摧毀交通線兩側和深入各抗日根據地的敵僞據點。而只有這樣才能徹底打破日本人的囚籠計劃，將分割得七零八落的地盤重新匯成一片，使敵後的抗日根據地在日軍不斷的“蠶食”和“掃蕩”下，所面臨越來越困難的局面得以改善。
畢竟截斷交通線只能是一時的，不能取得戰局根本之改變。但前期的破襲戰可能逼使日軍改變其某些部份的兵力部署，從其他點線上抽調兵力增援交通線。正象八路軍總部的電報中所說：“這給我尋求新的機動的方便。或逼使敵人放棄正太線南北某些據點，回救正太線，這對整個太行山根據地之鞏固更是有利。能達到此目的便使我軍隊作戰容易取得主動權與操縱戰爭。”
進行一次大規模的作戰，改變目前日益困難的形勢，這是八路軍不得不展開的的行動，也可能是最後一次偷襲的機會。如果繼續等待，毫無作爲，中條山戰役之後，日軍至少將有三個師團的兵力會騰出手來。到那個時候，形勢只能更惡劣，更被動。
儘管由於遠離鐵路線使得孟有田並沒有參加此次大破襲的機會，但他也在隨後的宣傳上得知了事情的大概。儘管時間不同，規模不同，名稱也不同，但性質卻是一樣的，是八路軍被逼迫壓抑後的一次大釋放，早早晚晚都會發生。
至於隨後日軍反撲造成的困難，有沒有這次大行動並不是決定因素，而且中華民族的對日抗戰本身就準備着巨大的困難和犧牲，因作戰“招來”困難而被指責根本就是無稽之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