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作爲唯一有潛力對抗人民黨地位的國民黨總理孫逸仙本來就認爲虛弱的中國應該是軍政、訓政與憲政三步走，對各在野黨派勢力及國民黨內反對的聲音作了很好的壓制。正如他在張作霖“國家統一委員會”就職典禮上所致的賀詞中說的那樣：
“中國所走的道路，應該是統一、強大、皿煮的道路，但是皿煮不是一蹶而就的，前段時間所發生的總統賄選就是一個很好的腳註。
在軍閥林立的前10幾年，我一直期望建立一個軍管的政|府、一個強有力的領袖，只有這樣，才能保證中國政局的穩定和國家的統一，此謂軍政時期。軍政時期優先消滅軍閥土匪，應實行軍管，現在這一步已經基本完成了。
訓政時期優先基礎建設與民權初步訓練，應實行一黨執政。只有一個強有力的政權才能夠保證這一前提得已實施，而人民黨無疑代表了這一政權基礎。
憲政實行之條件是全國半數以上縣市具有選舉罷免地方首長之條件，公民具有發動創制複決之條件，則可以選舉召開國民大會制訂憲法，還政於民，實行多黨競爭的現代政治制度。”
張漢卿在《人民黨報》刊登文章，解讀憲政階段人民黨是否會主動交出權力、實行多黨競爭時說：“首先要申明，人民黨是國家的領導者，但是國家的權力在人民。當一個政|黨不能適應人民的需求時，他自然會被淘汰出去，人民黨也不會例外。
爲防止人亡政息，我們將在適當的時候導入黨內的和國家的選舉制度。即由黨的基層委員會選舉產生黨的各級委員會，實行黨的皿煮集中制，以限制個人的權力、集結集體智慧。在條件適當的時候，我們會導入國家|元首和行政主官的直選制度。
在國家完全統一後，將成立全新的國民代表大會制度，人民依法行使管理國家、監督政|府機構的權利。
我們將在立法部門之下設立一個行政監察委員會，以彈劾各級部門的行政偏差。此外，還將設立一個對政|府公務人員的考評機構，即考試委員會。這兩個機構均隸屬於國會，不受制於任何黨派。
在行政、立法部門之外，還將設立一個不爲各黨派控制的獨立的司法系統。這就是孫先生所宣講的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和加上監察院和考試院的五院制度的原則，當然，現實會有些變化。”
現在國家的最高權力集中在“國家統一委員會”中，它成立之初的第一個重要使命便是確立國體與政體。要知道經歷了長期的戰爭，中華民國體制已經千瘡百孔，人民黨建立一個什麼樣的國家是值得各派系需要認真對待的大問題。
雖然皿煮之聲雖然不絕於耳，但是剛剛經歷了一場賄選和一場大戰，人們迫切需要的只是安寧，各派系需要的也只是有利於己的權力的再分配。張漢卿再一次運用遠交近攻的手腕，使奉系人馬不僅在軍事上，而且在政治和經濟上完全控制了政|府。
對於政權上交“國家統一委員會”，既得利益者的諸侯們不無意見，他們更傾向於建立一個慵散而不是集權的國家。這個傳統從剿滅太平天國的湘軍集團崛起開始，由於督撫們漸漸把軍權、財權與用人權等攬在自己身上，因此，地方坐大，中央衰落。
中央集權的危機，在清政|府那裡早有預感。尤其讓清政|府震驚的，是1900年的“東南互保”。那時候，因爲“扶清滅洋”的義和團運動爆發，清政|府向列強“宣戰”。而東南各省督撫，卻絲毫不理會清政|府的命令，反而與列強相約局部休兵，互保東南。
這個事件給中國人一個重要啓示。1901年，梁啓超就向中國人介紹瑞士聯邦制，說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地方自治傳統，如果能採用聯邦制，中國許多難題都容易化解。
因此，如何建立集權、分權新模式，清政|府也在思索。1906年，清政|府宣佈預備立憲，其中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參照東西洋各國立憲經驗，以官制改革爲突破口，重建中央與地方分權模式。
然而，清政|府畢竟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現代政|府，數百年的“家天下”思想已經深入骨髓，很難真正去分享權力。於是仿行立憲的原則，就成了“大權統一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也就是說中央政|府依然掌握實權，只是允許民衆參與討論政治而已。
但即使這樣有限的讓步，清政|府實際也沒做得到，它真正的思路或者說“慣性思維”是——削弱現行督撫權限，各省新設督撫權限僅與日本府縣知事相當，財政、軍事權悉收歸中央，反倒是要加強中央權力。
清政|府的決定，引起地方勢力的嚴重不滿。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凱公開反對，表示很難辦到，各省督撫也相繼表示不滿，此案只有暫時被擱置起來。清政|府仿行立憲宣稱要解決中央、地方的權限問題，結果卻南轅北轍，很不理想。
真正算作近代中國地方主義起點的，是陳寶箴、黃遵憲等人所主導的“湖南新政”。
湖南新政發生在甲午戰敗後。由於戰敗，中國人就去檢討過去幾十年發展中的問題，朝野內外一個基本共識是，過去對社會管控太多，中國沒有民間社會，沒有“自組織”，沒有新聞媒體，沒有一切現代國家所擁有的社會管理方式。
這一特別機遇被陳寶箴、黃遵憲等人敏銳地抓住了，而他們之所以在湖南進行試驗並能成功，主要還是因爲湖南本身所具有的獨特性——極端激進與極端保守同時並存。
就區位來看，湖南擁有一個特殊的窗口——廣東。湖南人至今外出打工，依然首選廣東。廣東是近代中國與外國人接觸最早、最多的地區。湖南人通過廣東這個窗口，看到了西方文明優長之處，因而有曾國藩、郭嵩燾、譚嗣同、毛ze東等一大批力主學習西方的湖南人。
另一方面，湖南在中國的位置，當南北要衝，爲西南門戶，是各方勢力爭奪的焦點。或許由於這個原因，湖南人排外、反抗的思想格外激烈。當1897年德國出兵佔領山東膠州灣、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時，湖南人就在兩年自治的經驗基礎上準備獨立。
這當然不是分裂，而是準備像梁啓超等所期待的那樣，以湖南獨立爲中國將來重建統一積蓄力量，保留一個復興基地。
湖南獨立在1897年沒有成爲現實，因爲清政|府鑑於膠州灣事件的巨大影響，在第二年開始了政治改革，是爲戊戌維新。戊戌維新爲湖南地方自治增添了動力，湖南省內的南學會，就是一個提倡地方自治的政治團體。
遺憾的是，湖南地方自治並沒有結果。戊戌變法在1898年秋天逆轉，湖南地方自治試驗也就隨着陳寶箴、黃遵憲被解職而煙消雲散。
20世紀20年代初，過去的地方自治先鋒，又成爲“聯省自治”運動的領頭羊。湖南不僅在1920年11月由省長譚廷闓、師長趙恆惕發表通電，第一個宣佈自治，還在1922年元旦正式公佈施行湖南憲法。
在湖南省的啓示下，四川省的劉湘，貴州省的盧燾，廣東省的陳炯明，江西省的陳光遠，浙江省的盧永祥，陝西省的陳樹藩，東北的張作霖，華北的吳佩孚等政治強人，都先後運用各種方式嘗試自治。
不過，我們看到一個相當奇怪的現象，那就是20年代早期的中國，各地的自治運動風起雲涌，而經過幾年的折騰，到頭來卻是中國獲得了新的統一，各省依然處於統一中國的範圍之內，並沒有任何一個省真正從中國分離出去。
這其實是很正常的，因爲中國人自古就有一個區域“忠誠分層”的問題，湖南人忠於湖南，但不會忘情中國，真正願意一省獨立永久脫離中國的畢竟是少數。
中國自古以來的自治，都是相對於大中國而言，是統一條件下的治理方式調整，因而自治運動發展到一定階段，就是《三國演義》的開篇，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按照上世紀20年代的政治邏輯，各省自治必然漸漸進入數省聯治。
像奉系的崛起就是一個自然的例子，張漢卿的作用其實只是把握了這個走向，讓“聯省自治”的動作更快更穩健而已。
直到以張漢卿爲首的人民黨提出了“中國重建統一，重回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三皿煮義成了國家指導思想，地方自治、地方主義也就重新納入張漢卿的思想框架中。在這個框架中，中國仍要實行地方自治，只是中央層面之外，直接進入縣域，不再讓各省成爲一個自治體。
這顯然是避免各省坐大，地方自治演變成地方割據。對張漢卿來說，在佔據天時、地利、人和的情況下，絕不允許一個表面的統一，所有地方原先的軍事實力派，絕對不允許其握着地方大權。只是他們不再公然宣稱要實行聯邦制，而是在民族主義的框架下小心翼翼地發展着地方的勢力。
只是奉系是一個已經控制了17個省的“聯省自治政|府”，已經相當於多半個中國，還需要再“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