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烈王公子寶鼎把北疆鎮戍策略堂而皇之地告訴了匈奴人，清晰地透『露』出大秦人的兩個訊息，一是大秦統一了中土，實力強悍，足以傲視天下；二是大秦要北伐，要拓展疆土，要和匈奴人決一死戰。
我有實力，雖然我暫時有困難，但這些困難影響不了我的實力。憑藉我的實力，我可以輕鬆打敗你，所以我毫不畏懼，更無須隱藏我要打敗你的想法。你實力不濟，不是我的對手，所以我給你準備的時間。我希望在決戰之刻，你能成爲我強勁的對手，一個值得讓我酣呼鏖戰的對手。
秦人的自大和傲慢讓匈奴人憤怒，但也讓匈奴人更加警覺。
秦人的實力有目共睹，五年後秦人一旦恢復了元氣，其實力將更加強大，匈奴人即便傾盡國力與之一戰，也未必有絕對的勝算，更嚴重的是，匈奴人迫於大漠現狀及其本身生存的需要，無論如何都不會抱着兩敗俱傷的決心與秦人決一死戰。匈奴人有自己的生存和戰鬥方式，所以匈奴人才要與秦人議和，纔要搶佔河西，唯有搶佔河西，建立了對秦人的本土關隴地區的戰略優勢，匈奴人才能在未來的南北決戰中立於不敗之地。
秦人驕傲自大，目中無人，得意洋洋地給匈奴人設下了陷阱，豈不知匈奴人一旦攻佔河西，秦人自己也被拖進了陷阱，到那時，雙方的實力此消彼長，勝負就難以預料了。
匈奴人就像草原上的狼，爲了吞噬獵物，有足夠的耐心。當他們經過一次次的侵擾發現獵物過於強悍和龐大，暫時無法將其擊殺的時候，就不得不另尋他策，比如暫時退避蓄積實力，比如佯裝不敵以作麻痹。
左賢王駿稽選擇了“示敵以弱”。既然你要我跳陷阱，那我就跳下去，但如果我把陷阱中的獵物吃下去了，那形勢就逆轉了。
不過，匈奴人無法確定秦人是否信守承諾，是否在暗中幫助大月氏，是否在匈奴人和大月氏激戰正酣的時候，突然給匈奴人以致命一擊。
從過去的歷史來看，中土人從未停止過向北拓展的步伐，而修長城的主要原因源自國力的不足，無法支撐其繼續擴展。如今中土一統，可以集中國力對外，那麼可以想像中土人現在的防禦不過是暫時的，未來肯定要出塞，肯定要繼續向北拓展領土，所以，秦人今日設下的陷阱太深，誰也不敢確定這個陷阱裡埋藏着何等兇險的殺機。
左賢王駿稽決定結束這次會談，稟報大單于，商量對策。
原則『性』的問題基本明確，接下來就是具體磋商如何互相制約的事情，以便最大程度地規避對方背信棄義所造成的危害。
寶鼎返回離石，一邊奏報咸陽，一邊與奉命趕到北軍大行轅的諸軍統率商討新的北疆鎮戍策略。
十萬北軍回鎮京師，北疆鎮戍只剩下二十萬人馬，雖然還是十個軍的編制，但每軍兵力在調整之後，只有兩萬將士，再加上咸陽大幅削減了鎮戍支出，延緩了包括直道修築在內的所有北疆發展規劃，導致北疆鎮戍實力驟減，鎮戍策略不得不做緊急調整。
北疆諸邊郡雖然一直在實施休養生息之策，但因爲過於貧瘠，戰事又不斷，所以必須靠中央財政的大力支持才能勉強維持，僅靠邊郡的農耕畜牧和有限的工商業實際上是無法維持鎮戍和生存這兩大重任。
現今帝國的財經政策進行了重大修改，由過去的“橫徵暴斂”改爲“輕賦薄徭”，但這一政策對北疆邊郡來說影響甚微。邊郡承擔着鎮戍任務，自身的生存發展固然重要，而如果鎮戍失敗，也就談不上生存發展了，所以邊郡需要的不僅僅是好的政策，更需要財賦，需要錢糧，需要中央財政的大力投入。
現在中央財政大幅削減了對北疆鎮戍的投入，同時又在全國推行休養生息之策，導致那些本來對投資北疆就信心不足的巨賈們馬上把主要精力轉到了可以給他們帶來巨大財富的關東地區，由此進一步惡化了北疆的經濟形勢。
琴珪早在寶鼎返回北疆的時候就向他稟報過這件事，而寶鼎於初春時分在平城也曾召集部分巨賈商討此事。寶鼎明確告訴那些忐忑不安的巨賈們，逐利是營商的第一原則，大家都跑去關東撈錢是理所當然的事，但希望他們能正確分析和預測形勢，不要因爲賺錢而『迷』失了方向，最終人財兩空。
寶鼎隱晦地做出暗示，按照現今的形勢發展下去，中央和地方肯定要爆發衝突，而衝突一旦演變爲叛『亂』，帝國陷入內戰，最終出來一劍定乾坤的還是北軍，所以要加緊建設北軍，要竭盡所能發展北疆，利用北疆的武力擊敗匈奴人，平息邊患，然後北軍才能騰出手來應對國內局勢，只有如此，才能確保大家的利益。
寶鼎這句話其實說得很清楚，巨賈的背後雖然有豪門貴族做支撐，但始終是個弱勢羣體，經不起風雨，一旦風起雲涌，瞬間就會被徹底摧毀。寶鼎希望在形勢有利的時候，大家儘可能去撈錢，不過要居安思危，要有憂患意識，要未雨綢繆，要爲應對未來的危機做好準備，也就是說，要始終關注北疆的發展，要爲建設北軍出一分力，唯有如此，將來纔有回報。
蓼園巨賈們不敢違背寶鼎的意願，而咸陽對關東富豪的打擊就是活生生的例子，若想生存，當前還是緊緊依附在蓼園這棵大樹下最爲穩妥和安全。再說假如幾年後中央財政擺脫危機，咸陽要發動北伐，那帶給蓼園巨賈的利益極其豐厚，肯定會遠遠超過在關東的利益所得。
蓼園巨賈統一了認識，繼續保持對北疆建設的投入，這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邊市的運行，有效推進了北疆的發展，雖然這個發展速度非常緩慢，但貴在持久，可以讓北疆武力得到穩步的增長。
寶鼎首要調整的鎮戍策略就是全面防禦。
現在北軍在長城防線肯定是轉入全面的防禦，而全面防禦的重點就是武力儲備，也就是保證邊郡有一定數量的可以隨時投入到戰場上的預備役力量，所以對邊郡適齡男子的徭役徵發要控制，一方面要絕對保證北疆農耕畜牧的需要，一方面要保證他們的戰鬥力，必須保持一定的訓練時間，如此一來就必然要減少諸如一些築城修路等勞役的徵發，否則邊郡的男丁不堪重負，後果嚴重。
爲此寶鼎反覆告誡北疆的軍政官長們，要體恤民情，要善待邊民，要讓這些邊民在改善生活的同時逐步認同大秦，切身體會到中土統一帶來的好處，並慢慢建立起對大秦的忠誠。
其次就是全面實施“以夷制夷”的防禦策略。
與匈奴人停戰議和之後，大秦若想確保未來幾年北疆無戰事，就必須想盡一切辦法挑起大月氏、東胡和匈奴人之間的戰爭，甚至挑起單于庭內部的分裂和戰『亂』，把匈奴人拖進戰爭的泥潭，再也沒有力量入侵中土。
從這一目標出發，北軍的西行轅就要承擔起暗中支援大月氏的重任，而東行轅要利用遼東、遼西的東夷諸族，主動與長城外的東胡諸族建立聯繫，給予其必要的援助，鼓動和唆使東胡諸族聯合起來“反擊”匈奴。
北行轅則利用樓煩、林胡等諸族聯繫依附於匈奴人的本族部落和澹林等其他種族，以重利誘使他們叛離匈奴，激化匈奴人的內部矛盾，給單于庭製造內部危機。
司馬尚等人本來對寶鼎與匈奴人議和非常不滿，認爲憑藉今日的北軍武力，根本不需要與匈奴人議和，只待中央財政擺脫危機，大軍就可以出塞北伐，把匈奴人趕到陰山以北。現在聽到寶鼎的計策，才知道寶鼎與匈奴人議和的本意，不僅是要讓自身得到休養生息的時間，還要讓匈奴人陷入戰爭的深淵持續消耗。幾年後，雙方的實力此消彼長，匈奴人更不是北軍的對手，如果運氣好的話，匈奴人和大月氏、東胡打得兩敗俱傷，北軍“漁翁得利”，不費吹灰之力就能攻佔河套地區，建下北伐偉業。
秦人和匈奴人的接觸早在河西大月氏的關注之中，當“停戰開市”的消息傳到河西之後，大月氏人坐不住了，大月氏王紫蘇派出使者趕赴離石，邀請武烈王公子寶鼎在時機合適的時候與其會晤於大河。
紫蘇擔心武烈王拒絕，又派使者請出公孫豹相助。公孫豹知道寶鼎決心奪取河西之後，以年事已高爲由，避居於岐山，不再過問河西的事情，但礙於昔日諾言，公孫豹還是給兒子公孫賢寫了封信，請他斟酌是否進言武烈王。
公孫賢自解禁之後，一直鎮戍北地。寶鼎入主北疆，遂召其至麾下任用，今已官拜王府、太傅府和上將軍府三府司馬，深得寶鼎的信任。
寶鼎並沒有馬上答覆大月氏使者，不是他不想與紫塞會晤，而是從咸陽傳來的新消息讓他心神不安。
太子東巡，由中原至河北，再東進至山東，接着輾轉南下兩淮。太子在山東和兩淮數次與關東名士探討諸子學術，其中核心議題就是兩個，一個是行禮治施仁政，一個是諸子百家要百花齊放。第一個議題牽涉到帝國的基本國策，第二個議題則牽涉到帝國的官學、教育和選官等一系列相關制度。
關東士人盛讚大秦實施“與民休養、輕賦薄徭”之策，但他們認爲大秦若想贏得天下萬民之心，尚需“師古”從周禮，裂土封侯，屏衛國祚。關東士人普遍的看法是，中央集權制適合諸侯國，卻不適合統一後的龐大帝國。
從禮治和仁政出發，關東士人還認爲帝國應該廢棄和修改一些殘酷律法，比如連坐制。律法寬鬆了，對普通的“民”固然有利，但對貴族階層的“民”更是有利，這無疑會大大助長貴族階層對帝國權力和財富的瘋狂掠奪。
士人最關心的就是自己的飯碗，也就是諸子百家的學術繼承和發展。
大秦“法治”的理論基礎是法家的學術思想，這一思想在咸陽穩定整個中土後，必然要開始鞏固和加強，也就是要在整個帝國境內推而廣之。帝國的官學肯定是法家學術，而帝國的選官制度首重法家弟子，這導致帝國以研習除法家之外的其他諸子學術的私學遭到遏制和打擊，這等於打碎了他們賴以生存的飯碗，所以關東士人同聲諫言，要求帝國進一步支持私學，推行百家爭鳴的學術發展策略，並修改選官制度以便把這一策略落到實處。
私學的過度發展，固然可以推進中土學術文化的發展，但無助於推進中土文化的統一，更重要的是，私學發展了，其弟子門生多了，必然會推進地方勢力的發展，尤其是選官制度的變革假如向私學傾斜，不但會阻礙中央集權制的推行，損害到尊奉法家學術的官僚也就是大秦官僚集團的利益，同時還會進一步壯大地方勢力。
如此關係到帝國存亡的核心問題，太子扶蘇不但參與了討論，竟然還發出了有傾向『性』的言論。
太子扶蘇支持“仁政”理念，認爲大秦的刑律的確過於嚴酷，應該修改，應該適當參考關東諸國的刑律，以便讓關東人儘快適應和接受大秦的刑律。太子扶蘇也堅持“百家爭鳴”的學術發展策略，認爲關東地區的私學應該進一步發展，而大秦的選官制度也要考慮到中土的實際情況，不能單純的以法家學術做爲選官的基本條件，應該不拘一格降人才，廣募天下賢良。
太子這種有傾向『性』的言論當然會第一時間傳到咸陽宮，而關東某些別有用心的人也把太子的這種言論迅速傳播開來。很快，太子扶蘇便把自己推到了風口浪尖上。
太子是成年人了，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行事風格，也有自己的勢力，在某個適當的時機發表一些自己的見解，也是合情合理的事，但他在東巡過程中，在關東那個地方勢力極其強大之處，發表一些與中央政策相沖突的言論，就極度不合適了。
太子是中了某些人的『奸』計，還是故意而爲之？
寶鼎苦嘆無語。他在京的時候考慮到自己的敏感身份，與扶蘇見面的機會並不多，更不要說像過去那樣促膝而談了，但只要有見面的機會，他還是囑咐扶蘇要“低調”，要忍耐，要保持與始皇帝的密切關係，在國事上更要與始皇帝保持一致，然而，扶蘇終究是長大了，不再是當初那個懵懂少年了，對他的囑咐也是置若罔聞了。
太子與皇帝發生矛盾，對帝國政局的影響可想而知，這是寶鼎一直試圖避免的事，以便讓帝國平穩度過這幾年的恢復時間。如果始皇帝的命運沒有發生改變，他就剩下七年的壽命了。七年後，太子登基，不出意外的話，國內局勢要發生劇烈動『蕩』，所以，帝國能否在這短短七年內積累一定的財富，帝國中央財政能否擺脫危機，直接關係到帝國能否在七年後穩固大秦本土，繼而以雷霆之力戡定叛『亂』，穩定中土局勢。
可惜，寶鼎的夢想破滅了。
他低估了關東地方勢力抗衡中央的決心和勇氣，也錯誤地估計了太子扶蘇在當前急劇發展的政局中可能會發揮的作用。他想當然地認爲，只要扶蘇低調做太子，小心翼翼的侍奉始皇帝，耐心的熬過這短暫的幾年，那麼自己就能掌控中土局勢的發展，就能在帝國最危機的關頭力挽狂瀾。
“集權”和“分封”這對矛盾深入到帝國的血『液』和骨髓，做爲帝國儲君的扶蘇，怎麼可能會逃脫這對矛盾的“追殺”？
寶鼎不知道接下來的政局如何發展，所以他不敢離開北軍大行轅，他必須待在離石，時刻關注咸陽的動靜，隨時拿出對策來平息可能出現的政治風暴。
歷史上扶蘇深陷於“焚書”和“坑儒”兩大重案，與始皇帝發生了尖銳矛盾，最終被趕出了咸陽，也影響到了帝國的命運。
難道歷史要重演？難道即便把扶蘇推上太子之位，也無法阻止父子之間的衝突，最終扶蘇還是被趕出了咸陽？難道我所做的一切努力最終都是徒勞，甚至還激化了矛盾，加快了帝國的崩潰？
寶鼎日夜苦思，內心飽受煎熬，身體更是疲憊不堪。
公孫賢向寶鼎進言，請他慎重考慮大月氏王紫蘇的邀請。
“近期內，我肯定不能離開大行轅。”寶鼎沉思良久後說道，“你代我跑一趟河西，面見大月氏王，據實相告。未來五年，我會竭盡所能給他以幫助，讓他拖住匈奴人，消耗匈奴人。五年後，我出塞攻擊，給匈奴人以重創，徹底解決匈奴之禍。”
公孫賢遲疑了片刻，問道，“如果大月氏王一定要見你，一定要親耳聽到你的承諾呢？”
“今冬明初，我或許有時間趕赴隴西。”寶鼎猶豫了很久，還是給了一個含糊不清的答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