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本次的童生試只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但在規格和形制上還是得到了高度的重視。
就比如說最終判卷這等重要的工作，黃小剛就沒有讓什麼不三不四的人來參與，而是直接讓東華時報的衆多編輯和抄書先生直接負責，並且在一人一份標準答案進行判卷的同時，也讓他們把感覺有爭議的試卷另選出來，由黃小剛自己親自來評判。
此外，這次的童生試在分制上也是做了很大改動，原來的分制是三科各一百分，後來則根據各方反饋改爲“2+N”評分模式，也即是國文、數術兩科的總分和綜合卷的評分各爲五十分，而只有三科總成績達到並超過九十分者，纔算是通過了童生試。
最終，經過足足三日的評判，最終的結果倒是不盡人意：此次國考僅在高密一地，參考者計有三千二百七十三人，其中滿分者僅僅十八人，九十五分以上者一百一十九人、九十分以上三百零七人，過六十分者不足半數。
而按照考試辦法，只有九十分以上的這三百零七人才算是通過了童生試獲得了童生資格，其餘就只能算是落榜了。
對於這個結果，可以說既在黃小剛的意料之中，也在他的意料之外。
在判卷的過程中，他認爲會成爲攔路虎的數學部分，整體表現反倒還算差強人意，雖然這個時代的人古人的確不注重數學的學習，但針對簡單的加減乘除還有以加減乘除爲基礎的小奧數體卻是並沒有難到太多的人，基本上三千多人裡面差不多超過半數都考了滿分。
而在這場考試中很多人栽跟頭的地方，則大多集中在了綜合捲上，一些在後世看看來答案非常常識化的行測題上，而且根據事後的統計來看，讓古代人栽跟頭的題目大多集中在了定義判斷和類比推理題上，細究起來倒也不是很嚴重的問題，只不過是這個時代的人從來沒遇見過類似的問題罷了。
須得知道，這次的考試命題可是由黃娜全權負責，而一個後世擁有雙學士學位的國考備考生專門給出的“行測”（行政職業能力測驗）題，你敢當成是開玩笑的麼？
反正不管怎樣，黃小剛對這場春闈第一考的結果還是比較滿意的，便於三月初八這日命人放出了紅榜，將首批獲得童生資格的三百零七人的大名都貼了出來，並且宣佈下一場的秀才試，將會在三月十二日舉行。
只是叫人沒有想到的是發榜之後，這三百零七人的名單卻是在民間掀起了軒然大波，因爲這三百餘人當中，竟然沒有一個是所謂的“大儒”，大部分都是高密附近還有黃縣、蘆山、文登和膠州等地，最近幾年纔剛剛進學的學童和學子，而各地慕名而來趕考的成年人和一些頭花鬍子都花白的老儒，卻是無有一人考過。
這一下，很多人頓時傻了眼，尤其是一些之前跟着去到文廟搞“廟議”的各地儒生，他們之前是單純對天鳳軍搞得這種新式的科舉制度感到費解和不滿，直到在廟議上聽聞了有關新朝將在未來施行的鄉縣議會和自治制度，並且想要參選兩級一員需要至少得有童生的功名要求之後，也纔在糊里糊塗之間發現這童生資格居然還是一道非常重要的門檻。
然而，也就在高密這邊的民間儒生對考試結果紛紛譁然的同時，從歷城、聊城、臨沂還有曲阜等分考點傳回的喜報卻是更進一步打擊了衆人。尤其是很多名聲在外的老儒還有所謂的學界翹楚，在這場本是專門針對孩童學子的童生試上紛紛折戟敗北，還真是叫天下人側目譁然。
比較起來，這些分考點的參考人數都沒有高密人多，其中人數較多的聊城也不過一千三百二十二人蔘考，歷城則不足一千，臨沂也僅有八百，而曲阜因爲有孔家的人帶頭，倒也勉勉強強湊了個一千人出來考試，然後這些地方考過童生試的人數卻是寥寥無幾。
相比起高密這邊三千多人的總數還考出了三百多人，出線率有個十分之一不算太難看，這些地方就低得可憐了，其中最少的臨沂僅僅有五十四人過線，滿分者只有四人，而曲阜這邊過線者也是不足百人，滿分者僅十餘人而已。
不過，還有比這更打擊人的消息，卻因爲時間的關係錯開了這風口浪尖，前面不是說過高密這邊曾發了三萬份試卷去黎陽軍中，實際上三月初三這日，黃娜也同時在黎陽軍中進行了考試，並且是一場黎陽全軍參與的考試，最終收回的兩萬九千八百份有效試卷裡，過線者多達一萬四千五百五十名，而滿分者更是有足足兩千四百人之多。
當然這個結果肯定是真實有效的，絕對不可能作弊，畢竟天鳳軍本身在建立之初就是一支學習型的軍隊，文化課可是一天都沒停過，加上學習的方式和教材又是黃娜親自操作，考出這樣的結果當然是沒什麼意外了。
不過，黎陽這邊的考試也就止步於童生試，不會再安排什麼秀才試了，畢竟軍隊並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讀書地，黃娜在軍隊裡推行的僅僅是普及型的教育，能夠讓士兵們能夠算得了簡單的加減乘除，能夠簡單的讀書識字寫家書也就勉強夠用了。
所以最終這個考試結果，也僅是內部通報了一下，並沒有讓黃小剛去昭告天下。
而三月十二的秀才試在如期開考之後，得到的結果也不出人所料：第二輪參加考試的三百零七人中，僅有四十二人過線獲得秀才資格，滿分者僅有一人。
然後在三月二十一開考的第三輪舉人試上，這四十二人中又僅有十七人過線獲得舉人資格，至四月初一的第四輪進士試過後，最終勝出者便僅剩下區區的三人而已。
而這三名獲得進士功名之人，年歲最大者剛二十出頭，姓樑名蒼，乃是濟北肥城人士，出身乃是肥城梁氏，然梁氏以家傳農學而聞名於世，卻不想竟然叫他拔得頭籌。
而最幼者僅僅十五歲，姓房名斌正是房玄齡的內侄，而衆人皆知房氏家學主要以商學爲主，沒想到竟也能培養出一個新科進士。
至於中間不長不幼這人，是年正好十八歲，姓曹名放正是豹山曹氏族人，其父是最早一批跟隨黃家舅侄的曹氏族人，這孩子自幼便跟在軍中自學成才，想不到竟然是個學霸。
結果就是三個新科進士，竟然無一人是自幼修習儒術的儒生，如此結果委實叫人大感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