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數據平臺是爲了計算，現今社會所產生的越來越大的數據量。以存儲、運算、展現作爲目的的。大數據技術的戰略意義不在於掌握龐大的數據信息，而在於對這些含有意義的數據進行專業化處理。換而言之，如果把大數據比作一種產業，那麼這種產業實現盈利的關鍵，在於提高對數據的“加工能力”，通過“加工”實現數據的“增值”。
從技術上看，大數據與雲計算的關係就像一枚硬幣的正反面一樣密不可分。大數據必然無法用單臺的計算機進行處理，必須採用分佈式架構。它的特色在於對海量數據進行分佈式數據挖掘。但它必須依託雲計算的分佈式處理、分佈式數據庫和雲存儲、虛擬化技術。
其它互聯網公司看到逸嘉網絡的大數據平臺，自然是非常眼紅。奈何大數據平臺的構造需要大量的技術人才的長時間開發，不是短時間裡面能夠開發出來的。
好在逸嘉網絡相對提供數據支持服務，只需要支付一筆費用，就能夠得到逸嘉大數據處理之後的結果。逸嘉網絡的數據平臺就好像是一個大型的服務公司，接受各大互聯網公司要求。
以逸嘉網絡現在的數據處理方面的需要，單獨使用大數據平臺，就有大材小用了。閒着也是閒着，乾脆拿出來賺回成本。
當然了，杜嘉逸也是想要干擾一下其他公司在大數據平臺的開發進度，有了一個成熟平臺的提供服務，其它公司對於平臺開發的迫切感就會小很多。
大數據和雲計算是有關聯的，缺一不可，大數據平臺開發的滯緩，也會讓雲計算的開發進度受到影響。
08年的上半年，逸嘉公司的新聞一個接着一個，影響力也越來大，也讓杜嘉逸走入了很多人的視野。
面對蜂擁而來的榮譽和稱號，杜嘉逸一概是壓下來不作迴應。這些虛名對於杜嘉逸來說沒有任何的意義，反而會成爲掣肘，得不償失。
不過面對《時代》週刊的採訪請求，杜嘉逸則沒有拒絕，相反是安排好了時間，提前做了些準備。
《時代》是美利堅三大時事性週刊之一，內容廣泛，對國際問題發表主張和對國際重大事件進行跟蹤報道。
能讓《時代》週刊對自己進行報道，對許多人來說是一種榮譽，而這種榮譽的頂點就莫過於登上《時代》週刊的封面了。封面人物具有強大的內心驅動力和一定程度的時代影響力，對所處行業也有推動力。社會大衆的注意力也會深深地影響編輯的選擇。編輯在選擇封面時往往傾向於“好看、好賣、好創意”的選題，希望引起社會的普遍關注，所以所選封面人物一定是和時代動態、社會情緒、社會心態息息相關。
作爲全世界最具代表性和影響力的雜誌之一，榮登《時代》週刊的封面人物，大都會成爲那個時代某個時期的象徵或縮影。當然，該刊的觀點也代表並影響着人們，特別是西方國家的受衆對時事和新聞人物的看法。它雖然有其固有的意識形態色彩，但它能把握住時代的脈動，並通過封面人物把這種脈動表現出來。
而逸嘉海外總部在全世界的互聯網中的地位，與其在社交行業中的領先狀態，徹底改變了互聯網的格局，也改變了人們的社交狀態。
在社交網絡還沒有普及的時候，人們的社交方式是非常簡單，可是在逸嘉微博和微信大推廣之後，增加了新型的社交方式，也讓用戶的社交圈子變得更加龐大。
42歲的蘇勒曾是美國著名攝影師安妮·萊博維茨的助手。上世紀90年代後期，他開始爲包括克林、奧馬、布拉德等諸多政界和娛樂界名流拍攝肖像，他的作品被評論家稱讚爲“讓你能感到對方的呼吸，卻又有些透不過氣來”。
接到《時代》的拍攝任務後，蘇勒兩度從紐約飛往舊金山，兩次爲杜嘉逸拍攝肖像，總共花了1個多小時。他還走訪了逸嘉海外總部位於加州硅谷的總部，這座後工業時代辦公室呈現濃濃的“硅谷風格”，混凝土地板、鋼樑、窗戶數量衆多。
逸嘉海外公司直接是購買了現成的辦公樓，只是進行了一些適度的改造。
《時代》記者列弗·格羅斯曼剛跟杜嘉逸先進行訪問，都是一些相當常規的問題。杜嘉逸提前做了些準備，加上也不是第一次接受採訪，倒不是很緊張。
列弗·格羅斯似乎非常關注於逸嘉公司的成立初期，想要從中找到一些逸嘉公司成長的脈絡。逸嘉海外公司來源於國內的逸嘉公司，在國外的發展是很多人都瞭解的，可是在國內的發展情況，卻很多人非常感興趣的事情。
“當我2004年去關注互聯網的時候，發現你可以在網上找到你想要的一切。你可以找到新聞、電影、音樂、參考材料，但是對人們最重要的東西，即其他人的資料以及他們的近況卻找不到。我認爲，當時的情況是所有其他的內容都能被搜索引擎和其他服務建立索引，但是要想搞清其他人的近況，你就需要開發一些新的工具，讓人們能夠通過這些工具來表述他們的近況。”
“不過最早的時候，我並沒有從事互聯網，而是開了一家傳媒公司。傳媒公司給我帶來了第一桶金，通過樓宇廣告和戶外廣告，成爲了傳媒廣告中最耀眼的一家公司，也得到了軟銀公司2億美金的投資。”
“可以說，如果沒有軟銀2億美金的投資，逸嘉集團絕不會在短時間裡面成長起來。這家傳媒公司，也就是兩年前在納斯達克上市的逸嘉傳媒。”
格羅斯對逸嘉集團發展的歷史也有過了解，雖然在逸嘉集團當中，傳媒公司不顯風水，可是一百多億美元的市值，也是傳媒行業中領頭羊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