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對崇禎的背書沒放在心上，但是畢自嚴還是想崇禎保證道“老臣一定不辜負陛下的期望，儘快將被侵佔的軍屯軍田清理出來，爲陛下籌措糧餉禦敵。
至於老臣所說的鹽引，就是糧換鹽引！”
崇禎有些不明所以，只得虛心請教“那這糧換鹽引又是個什麼章程？還望畢愛卿爲朕解惑！”
畢自嚴依然是那副榮辱不驚的模樣“陛下，這就是字面意思，恢復舊制，讓那些商人們用糧食換取鹽引。
陛下也知道，永樂年間，成祖陛下爲了九邊戍守之需，行‘開中法’，商人必須把政府需要的實物（如糧、茶、馬、豆、麥、帛、鐵等）代爲輸送到邊防衛所，才能取得鹽引，販賣食鹽。
祖宗設立鹽引之政爲的不是聚斂民財，而是爲了邊關將士有糧有馬、天下百姓有鹽可食，天子富有四海，所求者無非國泰民安，豈能如商賈之徒，逐利而生？
孝宗之後，葉淇改舊制爲商人以銀代米，交運糧司，再分與九邊，看似沒什麼變化，然銀與糧不同，糧價時刻在變動，若是糧價上漲，則鹽引所得銀兩仍是定額，但所得糧食卻大爲縮減，而且銀兩容易被人上下其手，中飽私囊，最後所得糧食遠遠不足。”
畢自嚴頓了頓，接着說道“所以，老臣認爲，可以恢復舊制，以糧換鹽引，無論糧價如何，必須要定量的糧食纔可換取相應的鹽引，這樣一來，就能夠保證有充足的軍糧。
至於軍屯就更不用說了，西北之亂之所以能鬧得這麼大，便是因爲軍屯爲被侵佔，軍中壯士無以聊生，只得從賊，而成大患。
所有，老臣認爲，只要清理被侵佔的軍屯，而後恢復先制，以糧換鹽引，錢糧問題自可迎刃而解。”
聽完畢自嚴的解說，崇禎正在一條一條的分析畢自嚴的話語，來判斷這樣可不可行。
當然，畢自嚴也只是說說，並不準備花大力氣推行這些政策，因爲他也知道，這樣只是治標之策罷了，短時期內可以解決一部分問題，時間長了依舊沒什麼效果。
至於治本之策，他有些頭緒，但是還是弄不懂其中的關鍵問題所在，也不準備花那個力氣去研究，只要安心把稅收提上來，他的工作就算是完成了。
事實上，大明朝滅亡的原因很多，但是稅收這一個問題，卻佔了很大一部分，當一個國家收取的稅賦沒法滿足國家需求之時，很多事情都沒法去做。
大明朝的稅收問題，其實由來已久，甚至可以說，從立國之初，明太祖朱元璋時代就埋下了禍根。
在大部分封建王朝，政府徵稅的形式都不可能全部以銀錢的形式收取，而是多種多樣的：鉛筆，糧食，布匹，鹽，各種特產，甚至匠戶們把火銃當做稅交上來。
如此錯綜複雜的稅收體系不但很難徵收、運輸和存儲收上來的錢物，也很難根據預算來決定要徵收稅收的總額。
但這個都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從人類產生智慧開始，世界各地的人剛開始的時候選擇了各種不同的東西作爲貨幣：貝殼、牲畜、糧食、鹽、布匹、金屬，但到了最後幾乎不約而同的選擇了金銀銅這三種貴金屬，這並不是沒有理由的。
金銀銅擁有單位價值大、質量均勻、容易分割、不易腐爛、舊藏不壞等幾個巨大的優點，因此金銀天然不是貨幣，但貨幣天然是金銀。
這就帶來了一個問題，中國自古以來是一個貴金屬十分稀缺的國家，少有的幾個比較富裕利於開採的銅、金、銀礦還往往位於偏遠的西南地區，偏偏古代中國又是一個非常早熟，經濟發展很快的國家，這就導致市面上給的貨幣遠少於商品交易的需求。
明太祖朱元璋倒是想了個好辦法，發行紙幣，也就是寶鈔，但是由於朱元璋不懂金融，只發行寶鈔給官員當工資，但收稅的時候卻不收寶鈔，再加上防僞技術不行，假鈔橫行，加上政府沒有規劃的亂髮行，最後市面上寶鈔儲量越來越大，貶值極快，從最開始一貫寶鈔換一兩銀子，到最後幾萬貫寶鈔換一兩銀子，演變成了明朝版的‘金圓券’。
外加劣幣驅逐良幣的效應，以及外國商人的作用，古代中國的周邊國家普遍技術文化都遠遠落後於中國，這些國家即使有相當豐富的銅礦（比如日本、朝鮮），也沒有能力開採、冶煉並鑄造錢幣，於是他們乾脆從中國出口大量的銅錢，直接拿回去當做本國的貨幣使用，反正古代中國就算是再衰落，也比這些國家要富庶發達，也不用擔心這些銅錢會貶值。
幾種因素綜合起來，就到導致市面上流通的貨幣遠遠不足。
古代中國的政府並不是沒有想過統一用貨幣來徵收賦稅，阻礙他們這麼做的，是中國極其缺乏銅、金、銀等貴金屬的現實，流通都顯得不足，更別說用來交稅了，根本無法讓大明這麼大的一箇中央的帝國，以一種統一的貨幣當做稅賦。
這個現象，直到隆慶開關以後方纔改變，西班牙人在美洲發現的鉅額白銀，開始通過墨西哥到菲律賓馬尼拉再到中國南方這條漫長的航線源源不斷的流入中國，幾乎是同時，日本在本土也發現也巨大的石見銀山，這個時候的日本人總算是學會了開採和冶煉銀礦。
而中國用絲綢、糖、陶瓷、茶葉等深受西方喜愛的商品交換白銀，正是因爲這條白銀之河的存在，民間擦愛有了足夠的白銀，來支撐張居正的貨幣改革--一條鞭法，即政府將百姓所要承擔的勞役、各種實物稅全部摺合成白銀徵收。
但是，這樣的改革確實幫助了大明朝續命，讓朝廷的稅收提升了不少，能夠做更多多的事情，比如萬曆三大徵，但同時，這也帶來了一個極大的問題，導致大明朝現在稅收方面的囧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