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檔案15.怪異旅程
從1977年7月27日（農曆6月12日）至今，黃延秋已接待了包括部隊、公安機關、政府部門、鄰居、親戚、前妻（因此事離異）、新聞機構、醫生、心理測試專家等多方面的調查、盤問、採訪、監測，其經歷的特殊性與真實性均不容置疑。筆者採訪他時，共提出了296個問題請他回答，根據他的回答和冀建民當時的採訪筆記，筆者整理出他的事情經過，並將專家對他的催眠問話，和筆者就涉及這一事件的人和事背景材料的相關調查一併加一介紹，希望大家對這一事件有一個更深人地瞭解。
黃延秋，男，1950年生。家住河北省邯鄲市肥鄉縣北高鄉北高村。農民。現有一女一子，其子女都已成家，其兒子已生有女。從家庭構成講他是一個做了爺爺的人，另有七旬老母在堂。在村裡是一個誠實、本份、而富裕的人家。1977年7月27日至1977年9月28日與兩個神秘飛人同行三次，累計11天的事情就發生在他的身上。
1977年7月27日（農曆6月12日），村東住的青年農民黃延秋領了結婚證，蓋了新房，和新娘很快拜堂的前些日子，卻在那天晚上失蹤了。人們四處尋找仍然渺無音訊。當時黃延秋只有21歲，原是曲周縣老營村人，18歲初中畢業後過繼到肥鄉縣北高村的姨家，改口叫母親，爲人老實憨厚，他的失蹤使衆多村民爲之不安，他母親和未婚妻更是深爲憂慮。
這件事傳到了距北高村一公里的辛寨村，他們派人將一封過時的加急電報送給了北高村委會，據送電報的人說，黃延秋失蹤後的第二天一早辛寨村接到這份加急電報，但本村查無此人，因此一直在辛寨村滯留了十多天，懷疑是尋找北高村的失蹤者，故將電報送來。電文如下：“辛寨黃延秋在上海蒙自路遣送站收留，望認領。”電報拍發時間是1977年7月28日。
看着這份急電，人們心裡迷惑不解，上海遣送站發報的時間，竟是－在他失蹤後僅10多小時，且爲何將電報誤發到附近的辛寨？這裡離上海市1140公里，乘直快列車也要22小時到達，而且還必須到45公里外的邯鄲市才能搭火車。晚上不通汽車，他走時也未騎自行車。僅步行到邯鄲也需**個小時，縣、市省城均無飛機場，坐飛機絕不可能。難道是他自己一夜間飛到了上海？再說，他去上海乾什麼呢？不管怎樣，應把黃延秋領回來再說，謎團待來日解決。大家做出了決定，副支書黃宗善身爲村幹部又是黃延秋的親戚，對此事更是關注。他出於慎重，覆電到上海遣送站，說黃延秋左臂有塊痣，望查明。
三天後來電確認是他。村委會幫助籌借了200元（其中在信用社貸款100元），委派黃延秋的堂哥黃延明和鄰近曲周縣趙莊村錢永興及錢的鄰居呂秀香一塊赴滬領人。黃延明當時30多歲，複員軍人，當兵時因公去過上海，是全村唯一見過大世面的人；錢永興的鄰居呂秀香，其哥哥呂慶堂在上海浦東某高炮部隊工作，這樣以防萬一找不到遣送站，可讓部隊同志協助查尋。
三人步行兩個多小時來到了肥鄉縣城，又坐了兩小時汽車來到了邯鄲市，然後又乘坐了22小時火車來到了上海市。他們首先到了部隊，以家屬探親爲由，找到了部隊幹部呂慶堂（高炮師後勤部部長），說明了來意，望協助解決。呂慶堂和部隊其他官兵聽說了這件事，也感到很新奇。第二天早，立即和遣送站取得了聯繫。並派後勤部副部長盧俊喜帶黃延明、錢永興一塊乘部隊小車來到了遣送站，黃延秋果然在那裡！經遣送站證實：黃延秋於7月 28日（農曆六月十三）一早被遣送站收留，是兩個“交通警”將他送在那裡，說他是河北省肥鄉縣辛寨村人，所以電報就誤發到了辛寨。二人經出示介紹信，將黃延秋領出，一起回到部隊。翌日，由盧俊喜、幹事王惠恩送錢永興等人陪同黃延秋乘火車回到了肥鄉。在鄭州換車又等了7個小時，然後才輾轉回到家。回到家鄉後，鄉親們詢問他出走的原因和經過，黃延秋惶惑地說出神秘的奇遇：
7月27日晚上，天氣悶熱，晚間10點左右，我在這間剛蓋好還未安門的新房裡睡下，不多時又被喧鬧的聲音驚醒。睜開雙眼一看，不覺大吃一驚！夜中只見高樓林立，霓虹燈閃爍，自己躺在一個繁華大城市街頭！身邊還有一個小包裹，包着我的衣物。平時這些衣物隨丟亂放不在一處，在母親的房中，那時母親已睡下，關了門。可醒後，不知道是怎樣都集中在包裹裡，同我一起飛到了異鄉。巡視四周，許多招牌上都寫着“南京市某某商店”、 “南京市某某旅館”等，定了定神，我感到不是幻覺，不是做夢。仔細問路過的人，是南京市中心。南京距家鄉兩千多裡怎麼來到這裡？我怎麼回家，怎麼辦？在驚恐之中，我留下了眼淚。在我驚愕之時，走來兩個交通警察模樣的人，對我略加盤問後，給了我一張火車票，說南京至上海的火車就要開車了，讓我立刻坐車到上海，說那裡有遣送站，能和家鄉取得聯繫。他們要我先走，聲稱隨後他們也去，一切由他們安排，叫我到上海下車後到車站派出所找他們。午夜時分，我乘上了開往上海的普快列車，畢竟是第一次遠離家鄉，隨着列車啓動，心裡來越不安，將頭探出車窗外，還能遠遠望見站臺上爲我送行的兩個交通警察。
經過4個小時的奔馳，列車駛進了上海火車站（北站），我隨着乘客走出站臺，找到車站派出所，沒想到兩個“交通警”已在派出所門口等着我。不知他們乘坐了什麼，比火車還快。此刻天已破曉，迎來了上海的早晨。兩人帶着我穿街過巷乘汽車，來到一個南北街道路西的遣送站裡，他們給接待同志交待後離去。接待同志也沒有多加盤問我什麼，便將我暫時收留。十幾天來我一直在納悶，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從我27日晚九點多睡下到在南京醒來也就兩個小時，我是怎麼到的？”。其實，衆人面面相覷都在納悶，用奇怪的眼神在看我。縣裡、公社、還來了人調查我，問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公社的治安員來時，還拿走了不知誰放到我包袱中的黃鐵盒。
第二次，他還是一夜到上海，並神秘地從軍崗哨前隱形闖進軍營
他在人們的猜測中心神不安地又度過了一個多月，未有別的異象發生，驚恐的小村莊才逐漸平靜下來。
9月8日（農曆七月二十五日）晚上，村委會在黃延秋家南院召開“大搞生產”羣衆會，黃宗善等幾位村幹部都在場。大會開到一半，隊長讓黃延秋等青年人早點睡，明天一早往地裡送糞（一種農家肥），以實際行動響應大會號召。
晚10點多，勞累一天的黃延秋在院裡的牀上睡着了，他心裡還惦記着明早送糞的事。可半夜醒來一看，卻又躺在一千一百多公里以外的上海火車站（北站）廣場！此刻人們大部分已經休息。站前廣場上已是人影稀疏。驚恐詫異的黃延秋環視四周，是那樣的安靜，並沒有可疑的人士。只有夜空中燈光的輝映憑添了幾分神秘。站在巨大的鐘表前，他看着時針已指示出當時爲午夜一點多鐘。他驚魂未定。忽然，狂風四起，電閃雷鳴，下起了暴雨。雨夜中奇淪外鄉，哪裡是歸宿？黃延秋不由地哭了起來。忽然想起上次協助自己的解放軍老鄉，雖僅一面之交，畢竟是這茫茫大城市中唯一的熟人了。他只知道到部隊距火車站約40公里，具體怎麼走，向哪個方向走，是不知道的。 “請問，你是肥鄉的黃延秋吧，是不是要到軍營去？”這時有兩人走向他，自稱是部隊的人，說受首長委託在此專門等候，並要帶他去部隊。既是這樣，只好跟人家走吧。過黃浦江時那人給了他4分錢，讓他買票。又換乘了幾路公共汽車，來到郊外營房駐地。
部隊門口，有戰士持槍站崗，警惕地注視着四周。這三人進去時。站崗的毫無反應，好像視而不見，聽到他們的腳步聲充耳不聞的樣子。營房內，一隊戰士正在操練。無暇理會這三個不速之客。拐了兩道彎進了師部一個辦公室。“你怎麼又來了？怎麼進來的？”在場的幾位軍官都感到驚訝。“他倆送我來的。”等他回頭欲介紹時，那兩人突然不見了，四處查找均無蹤影。經部隊同志引薦，黃延秋來到呂慶堂的住處。此時，呂慶堂外出開會還沒有回來，其家屬李玉英和兒子呂海山接待了他。
“按照部隊紀律，親友來營房找人要在門口出示證件及書面登記，然後由我們到門口接應，證明屬實，才能進來。我們不到門口接你，門崗戰士是決不會放你進的呀。”根據李玉英的疑問，部隊負責同志去找門崗詢問情況，門崗和傳達室都說沒見外人進來和出去。戰士們也爲此證明。難道他自天而降？難到他會隱身術？
黃延秋來歷不明，突然出現在軍營，驚動了整個營區（這是一個高炮師的師部，負責上海市的空防任務，是重要的軍事駐地。後來調查知道。）。次日一早，部隊就向肥鄉北高村發了電報，是直接發給黃宗善的，查問黃延秋是什麼人？竟神不知鬼不覺闖進了部隊高炮師區域，將追究門崗的責任。村委會當即回電誠告：黃延秋不是壞人。負責接待的副部長盧俊喜等人一時也無可奈何，讓戰士們將他嚇了一頓：再來就把你抓起來！第三天李玉英委託其子呂海山用吉普車把黃延秋送到上海火車站，（黃延秋說，那天雨很大，把車輪子都淹沒了。）爲他買了回家的車票，給了他幾塊零花錢，他於9月11日回到了家鄉。
黃延秋再次離家，又引起人們的紛紛猜疑，且越傳越奇，帶神話鬼怪的傳奇色彩。有的說是小鬼纏身等等。他未婚妻，一個善良美麗的姑娘難以忍受精神上的壓力，向鄉司法所申訴要和他離婚。更不可思議的是，在他離家的同時，房屋的南牆上1.5米處，出現了一行好像是用鐮刀刻的文字：“山東高登民、高延津，放心”字樣。至今未查到刻字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