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的新年到來之時，愛爾蘭軍隊已經越過了險些將貝爾法斯特地區分離出去的軍事界限，英國當局及其武裝部隊正按照雙方協定的條款逐步撤出，至此，通向愛爾蘭獨立統一的障礙已被徹底掃清，與之相應的，那位有着驚世之才和神鬼奇謀的王位候選人終於可以名正言順地登上愛爾蘭王位，然而外界翹首以盼，其本人卻很沉得住氣，至少沒有爲了討兆頭而在各項準備尚不充分的情況下匆匆舉行加冕儀式——按照愛爾蘭王國的官方消息，若利默里克的國家大教堂能夠如期完工，登基加冕典禮將在二月份的最後一個週六舉行。
新年第一天，夏樹仍在柏林，並且出席了德國皇室舉辦的遊園慶祝活動，但他沒有在這種王公貴族聚集的場合呆得太久，隨後便動身去了當地的愛爾蘭僑民商會。
得知愛爾蘭王國的準國王即將駕臨，人們早已將商會的議事聚會場所精心裝點了一番，又按愛爾蘭駐德國外事機構的要求通知了德國各地的愛爾蘭商會派出代表前來——這些商會在名義上是各自獨立並處於分散狀態的，但相互之間又有着非常緊密的聯繫。
由於商會所在地位於交通並不十分便捷的位置，再加上懷着好奇心前來圍觀的德國民衆，夏樹的專車好容易才穿過人潮抵達商會。
會長帶着一羣人在門前恭候，遠遠就向夏樹行大禮，而且識趣地提前用上了對待國王的尊稱：“誠摯地歡迎您，尊貴的陛下！”
從周圍人的目光裡，夏樹感受到了僑居異鄉者的受寵若驚與熱切期待，他從容不迫地朝衆人揮手致意，然後健步走到會長跟前。抵達商會之前，夏樹已經從副官那裡得到了有關這個僑民商會的詳細資料，商會會長希-道恩特，在柏林經營着一家高檔餐廳；副會長喬-伯爾格，一家大型玻璃製品工廠的合夥人；秘書長薩米爾-弗雷斯特，紅酒代理商……既是商會，大多數成員從事的都是實業或貿易活動，有幾位醫生、律師，還有個別在政府部門任職，這種職業構成基本反映了愛爾蘭僑民在柏林乃至德國的努力方向。
在這裡，除了年逾七旬的會長道恩特出生在愛爾蘭以外，商會的其他成員以及來自其他城市的商會代表基本上都是第二代愛爾蘭僑民，他們的衣裝打扮、言行舉止看起來跟普通的柏林人無異，哪怕身懷鉅富，也依然給人以謙遜低調的感覺。他們的德語非常流利，想必在大多數場合都是使用德語交談，只有參加商會活動、私人聚會或只有家人在場時，纔會使用愛爾蘭的蓋爾語……
“您好，尊敬的會長閣下，很高興來到這裡。從前我們都是柏林人，每天生活在同一座城市，卻從來沒有打過交道；現在我們都是愛爾蘭人，雖然不再生活在一座城市，卻因爲愛爾蘭這根神奇的紐帶而聯繫在了一起。”夏樹看似平凡的話語恰到好處地勾起了僑民們深藏心底的國家榮譽感。過去，愛爾蘭人是英國的二等公民，他們對自己的國籍毫無感情，僑居海外，夜夜思念的是自己的故鄉。如今，愛爾蘭人有了屬於自己的國家，整個愛爾蘭島以及世代生活在這裡的愛爾蘭人都歸入其中，生活在海外的愛爾蘭僑民因此有了國家層面精神寄託。
對僑民商會的訪問，夏樹的意圖可不單單是禮節性質。隨着愛爾蘭以獨立國家的形式登上國際舞臺，基礎薄弱、宗教對立、派系繁多等等困局是作爲國家統治者必須想辦法解決的。要讓愛爾蘭儘可能地穩定、繁榮與強大，培養全體國民的民族榮譽感和凝聚力是最爲有效的抓手。愛爾蘭島面積雖小，人口基數不高，經濟發展程度較弱，但因爲19世紀大饑荒的歷史緣故，遷居國外的僑民特別多。據官方統計，在1846至1856這十年間，背井離鄉前往國外謀生的愛爾蘭人達到180多萬。在這個時代，人口一方面意味着國內市場的規模和經濟發展的驅動力，另一方面也是兵源多寡的絕對要素。算上愛爾蘭北部的新教徒，如今愛爾蘭本土人口僅430餘萬，只是英國的十分之一、法國的九分之一，較羅馬尼亞、比利時、荷蘭、瑞典、葡萄牙、保加利亞、希臘這些歐洲小國還要少，只比瑞士、芬蘭、丹麥、挪威稍多。
進入商會，夏樹與這些在商界打拼的精英人士坦然相對，開誠而談。夏樹向衆人描述了愛爾蘭王國正在發生着的翻天覆地的變化，並向他們描繪了國家的建設藍圖，讓他們感覺到自己不再是無根的浮萍，無論他們身處何處，背後都有一個積極向上的國度承載他們的尊嚴，讓他們可以驕傲地說出自己是愛爾蘭人。
準國王用極具親和力的形象氣質以和人肺腑的語言渲染迅速征服了愛爾蘭僑民們的心，他們爭相恐後地述說自己的境遇以及所思所想。在愛爾蘭獨立戰爭期間，他們很多人都慷慨解囊，通過各種渠道向愛爾蘭的獨立武裝捐款捐物，眼下愛爾蘭正處在全面推行基礎設施建設的階段，這些海外遊子都願意傾盡所能地幫助自己的祖國。
言及政治立場，僑民們無一例外地支持愛爾蘭實行君主立憲制，這固然是夏樹親臨所致，但僑民們的闡述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大衆心理——不管是君主共和還是民主共和，只要國家穩定強大、人民安居樂業，哪怕效率有一些拖沓，官員存在一些*，都是可以接受的。
對於愛爾蘭的國際關係，只有個別僑民認爲應該宣佈永久中立，其餘人都對目前的德愛同盟表示滿意，畢竟德國的支持對愛爾蘭的獨立以及獨立後的穩定發展有着至關重要的幫助作用。相對應的，雖然愛爾蘭剛剛跟英國達成了和解，從英國手裡和平收回了貝爾法斯特地區的主權，僑民們仍出奇一致地憎恨英國。很顯然，他們沒有忘記自己成爲僑民的緣由，他們每個人都有或遠或近的親屬在整整七十年前的那場大饑荒中喪命，而英國對愛爾蘭全面掠奪的殖民政策導致的貧困是造成那場危機的根本原因——從17世紀中期以來，愛爾蘭的土地幾乎完全爲英國地主所霸佔，而且多數大地主居住於英格蘭，只關心穀物和牲畜的出口，愛爾蘭大多數農業收入因此輸出國外。由於愛爾蘭土地兼併嚴重，愛爾蘭農民大多數成了英國土地貴族的佃農，而他們所獲得的土地面積由於非常小，只有種植馬鈴薯才能養活家人。再加上愛爾蘭併入英國之後，原本繁榮的愛爾蘭工商業受到了可以自由輸入的在更優越的經濟條件下製造出來的英國工業品的打擊。因此愛爾蘭人民幾乎完全依靠土地生活，在工業方面毫無出路，殘酷的殖民掠奪造成了農民極端貧困，也使得愛爾蘭半數以上的人靠馬鈴薯維持生活。
到了19世紀中葉，一種可怕的、導致馬鈴薯腐爛的卵菌席捲愛爾蘭，由此引發了一場嚴重的糧食危機，但在那個時代，上百萬人餓死的慘劇是完全可以也應該避免的，要知道當時的英國正處於其頂峰的維多利亞時期，並且已經完成了工業革命，是公認的世界工廠，無論在殖民地、政治制度、經濟發展等各方面都領世界潮流之先，是一個擁有地球近四分之一陸地和近四分之一人口的龐大殖民帝國。可是在面對愛爾蘭的史無前例的大饑荒時，英國政府對愛爾蘭民衆的生死漠不關心，並任由災情蔓延，賑災措施既不得力又極爲緩慢，而且爲了可笑的面子，英國政府對其他國家出於人道主義的救助橫加阻攔，一個流傳甚廣的例子就是奧斯曼蘇丹宣佈將寄送1萬英磅給受災的愛爾蘭農民，但維多利亞女王要求他只能捐1000英磅，理由是她本人才捐了2000英磅。
出於自身利益的需要，英國在大饑荒期間即1846年廢除了《穀物法》，破壞了愛爾蘭糧食自由輸入英國的權利，使愛爾蘭的小麥失去了它在英國市場的壟斷地位，從而反過來破壞了愛爾蘭的農業經濟。在愛爾蘭的英國地主，自《穀物法》廢除後，無視愛爾蘭的饑荒，多半由種植小麥改爲經營畜牧業，大大減弱了抵抗饑荒的能力，從而相當程度的加重了饑荒的發展。
英國政府在愛爾蘭大饑荒中的荒誕表現並沒有削弱英國在世界範圍內的威望和影響力，在之後的半個多世紀裡，日不落帝國依然保持着上升勢頭，其殖民版圖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達到了又一個頂峰。對愛爾蘭而言，與英國的裂痕已到了無可彌合的地步，而不同尋常的人口曲線（由於死亡和大量移民，愛爾蘭人口從災荒前八百多萬銳減至四百萬）對整個民族造成了深刻的精神創傷，但這種精神創傷也使得愛爾蘭人散居各地卻保持着儘可能的聯繫，這一切都使得饑荒後的愛爾蘭有着不同於其他任何一個歐洲國家的品質，一種因爲飽受磨難而變得堅韌剛強的稀有品質，它的名字就叫*爾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