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老闆說好的價錢，一集八千，可寫出一集後老闆除了在交稿子的時候給我點了一根菸，再沒有更多表示，不禁讓我心生懷疑：是不是空手套白狼？
我旁敲側擊打探投資是否到位，老闆說錢的問題你不用操心，把心擱肚子裡好好寫劇本吧，我信以爲真。
老闆每天都打來電話詢問我劇本寫得怎麼樣，可突然有一天我沒有接到電話，便心裡打起鼓來，不會被涮吧，於是打他電話，接聽者居然是王大鵬，他告訴我電話主人已被拘留，我問因爲什麼，王大鵬說因爲此人以某著名電視臺的名義詐騙某企業人民幣三十萬。我問這種事兒一般判幾年，王大鵬說不會太長的，但也短不了，我說他是我老闆，還欠着我劇本錢呢。王大鵬說他就是爲了發錢給你們纔再次詐騙落入法網。聽後我還有點兒感動，老闆真是個好人呀。幸虧我沒拿到錢，否則還不被當作贓款收繳，雖然結果都是沒落着錢，但錢沒過兜就沒了和從兜裡往外掏錢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感受。
最後我叮囑王大鵬，老傢伙把我涮了，回頭你替我踢丫兩腳，輕點兒，太狠了我過意不去。王大鵬說，我已經電他了，要不然丫還不招。
我算明白了，凡是說錢不是問題的老闆，在錢的方面肯定存在問題。
老闆入獄後，我和老馬只得各自散去。師父被擒，還取什麼經。
劇本這東西只有投資商關注，而投資者的眼光各不相同，給一個人寫的劇本再拿給另一個人看，後者多數不會感興趣。一人一個想法，有人認爲可拿去奧斯卡評獎的劇本，會被另一些人評論：這樣的東西也能拍！所以，老闆被抓走了，留給我的只是一堆融入了希望和勞動的廢紙，但我由此而被點燃的金錢夢併爲就此破滅，甚至被火上交了油。
寫劇本讓我和老馬成了筆友，他也好舞文弄字，卻從不有感而發，只是以此爲謀生手段，有活兒才寫。
老馬知道我寫小說，曾建議，你應該給書起個好聽的名字，譬如說《菊花香》，又如《薰衣草》。我說，我沒有韓國人的悽美、臺灣人的浪漫，想不出那樣好聽的名字，我畢竟不是園丁，對花花草草的不甚瞭解，我只是北京待業青年中的一員，能想到的只有《烏煙瘴氣》、《躁動的我們》、《荷爾蒙一大堆》這類名字。
老馬又說，那你的書裡應該有個野蠻女友或者蛋白質女孩，和男主人公發生一段悱惻纏綿的愛情故事。我說，感人肺腑、催人淚下的愛情在現實中正日益稀少，多數愛情已庸俗得不能再俗。
老馬還說，你可以寫寫現實生活嘛。我說，吃喝嫖賭、男盜女娼、爾虞我詐，生活不過如此。
老馬最後說，你到底想寫什麼！
是呀，寫什麼呢，我也不知道，想起一出是一出，寫哪算哪吧。記得電影大師斯基洛夫斯基說過，那些真正意義上的作品，不管是詩歌、小說、戲劇或者電影，都企圖描寫一種情緒或靈魂的狀態。我別偏離太遠了就行。
我反問老馬，你倒是學中文的，幹嘛不寫寫。老馬說，你見過哪個牛逼的作家是學中文的。
以上這番話是我們倆在一家煮花生米只賣兩塊五的飯館裡所說，當時桌上爬着一隻蟑螂，腿上粘着醬油湯招搖而過，見我們倆都沒搭理它，便索性停在桌子中間，瞪着英文句號般的兩個眼珠，一會兒看看老馬，一會兒看眼我。可能是我們的談話沒有吸引它，它搖了搖頭，鑽到一張餐巾紙底下，不知道幹嘛去了。過一會老馬拿起這張餐巾紙擦嘴的時候發現，蟑螂居然六腳朝天，仰殼兒躺在桌子上，估計這小哥們兒不是睡着了，就是喝多了。
老馬說他剛畢業的時候心比天高，每天憧憬未來如何美好，而現實讓他撞到南牆，蹭了一鼻子灰，便安分守己，聽天由命，還告誡我不要急於求成，心態一定要穩，一步一個腳印，這樣纔不會失望。我說道理我懂，可就是穩不下來，我現在正是荷爾蒙分泌旺盛的時候。
後來我和老馬還因爲到底喝了多少瓶啤酒發生爭執，他一再說喝了9瓶，我堅持說喝了11瓶，我的依據是，5瓶以下我不會暈，現在我開始暈了，老歪的依據是5瓶以上他才暈，現在還沒有暈。
不過我和老馬確實都暈了，居然沒有想到問問服務員我們到底喝了幾瓶。
離開飯館的時候街上已空無一人，我與老馬依依惜別後各奔東西，走出老遠一段，身後傳來老馬自編的歌聲：“我是人民，爲什麼人民幣不多……”我看見老馬晃晃悠悠地拐了個彎，消失在夜色中。
從此老馬再沒有與我聯繫，真不希望他爲了人民幣而不是了人民。！~！您可以在百度裡搜索“活不明白 哈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