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前面的二種手段之外，爲了維護世界和平，還必.手段。
毫無問，所謂的第三種手段，就是在戰敗國駐軍，防止戰敗國在戰後死灰復燃，再次成爲世界大戰的策動國。當然，“駐軍”絕對不是一個簡單的，或者說是單一的問題，而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問題。
在美國投降之前，帝國已經分別向日本、俄羅斯、西班牙與英國派遣了駐軍。
因爲戰爭還沒有結束，所以在美國投降之前，帝國一直在這些國家（或者地區）事實軍事管制，而沒有急着成立臨時政府。
當然，不可能永遠用軍事管制來替代民選政府。
當時，帝國國內的很多人，包括大部分內閣成員都主張通過建立傀儡政權的方式來控制戰敗國。畢竟，這種方式對帝國來說是輕車熟路了，且傀儡政權能夠在最大限度上確保帝國的利益。
問題是，歷史經驗告訴所有人，傀儡政權最終都會被人民推翻。
歷史上，帝國不止一次的通過建立傀儡政權的方式來控制其他國家。比如，當年在征服日本之後，帝國就在日本建立起了傀儡政權，甚至希望通過由帝國皇帝冊封日本天皇爲兒皇帝的方式來達到奴役日本人的目的。結果適得其反，日本不但沒有被帝國奴役，其傀儡政權還被迅速推翻，並且由此激化了帝國與日本的矛盾，最終使日本迅速走上了與帝國抗衡，與帝國敵對的道路。
顯然，通過建立傀儡政權的方式來控制戰敗國，是最愚蠢的辦法。
只是，當時帝國確實沒有其他經驗可言。
爲了儘快找到切實可行的辦法，帝國在日本進行了一次大膽的嘗試，即扶持日本的一些在國民中擁有巨大威望，且比較親明的政治家族，成立一個基本上能夠體現日本民意的過渡政府，然後將臨時軍管政府地權力逐漸移交給過渡政府，並且由過渡政府組織全民大選，在此基礎上建立日本的民主政治體制。
當然，在推行民主政治的同時，還採取了其他很多措施，以保證帝國的利益。
比如，爲了爭取民心，臨時軍管政府公開審判了一批罪大惡極的戰犯，並且在審判期間陸續公佈了這些戰犯犯下的罪行，以此使日本民衆認同帝國對日本戰犯的懲罰方式。最重要的是，通過審判，深化了日本平民對戰爭罪惡性地認識，以此來逐漸改變日本民衆的世界觀，使其逐漸相信，戰爭不會給日本帶來繁榮，只能給日本帶來毀滅。爲了更有效的達到這個目的，臨時軍管政府在向日本平民提供人道主義援助的時候，還在教育方面着手，在日本成立了數個戰爭博物館，並且讓日本民衆免費參觀，組織日本學生進行現場學習，讓他們知道，戰爭的破壞性，以及給日本帶來地災難到底有多麼地巨大。
最重要的，還是要在日本民衆心裡豎立起“親明”的意識。
當時，帝國主要就是通過人道主義援助的方式來到達這個目的。比如，在宣傳中格外重視帝國醫務人員在救治日本病人時做出的巨大貢獻，帝國工程人員在幫助日本民衆重建家園時付出的汗水與心血，帝**人在對待日本戰俘時的優越條件，以及帝國爲了幫助日本建立能夠從根本上體現日本民衆利益的民主政治所做出地努力。
可以說，當時最反對這些政策的不是日本人，而是帝國百姓！
在絕大部分帝國百姓看來，對待日本這樣的“死敵”，就算將其滅族都不爲過，而帝國政府卻向日本人提供了大量人道主義援助，還幫助日本人恢復家園，在日本建立民主制度，這不是在幫助日本恢復國力，讓日本再次挑戰帝國嗎？
當然，數十年之後，幾乎所有帝國百姓都不這麼想了。
其實，到美國宣佈投降的時候，帝國在日本採取的很多“新政”都收到了顯著成效。
比如，在日本投降之後的半年中，一共爆發了上千起針對帝國駐軍的暴力襲擊事件，導致數千名帝國官兵喪命。到了戰爭結束前的半年，發生的針對帝國駐軍的襲擊事件不到二十起，且幾乎都是極端份子所爲，與日本平民沒有太大地關係。
在比如，後來在東京審判日本戰犯的時候，幾乎所有日本平民都認爲是這些戰犯將日本拖入了戰爭深淵，甚至有數個日本民意代表團主動要求上庭作證，並且要求軍事法庭對那些戰犯處以極刑。戰後，有幾個沒有被判死刑地戰犯還被日本民間極端左翼勢力暗殺，就連主要用來陳列日本歷史上的民族英雄地靖國神社（在日本投降之前，就
在戰爭中陣亡的將領，比如高野五十六地靈位被陳列社之內）也在戰後被幾名極端左翼人士放火焚燬。
戰後，日本的歷屆政府都堅決主張“親明”的政治路線。
當然，這與帝國一直在日本保有駐軍也有一定的關係。畢竟，只有蜜糖加皮鞭，雙管齊下才能從根本上確保日本不再成爲帝國的敵人。
有了在日本的經驗之後，帝國在其他地區也採取了類似的政策。
比如，在處理英國問題的時候，蕭鼎昆就堅持主張尊重英國的主權與領土完整性，只保留基本的駐軍權，給予英國民選政府足夠的自主權。
當然，英國也有一定的特殊性。
主要就是德國成爲了歐洲霸主，而英國要想成爲世界強國，首先就得成爲歐洲強國。對英國來說，首要敵人不是隔着半個地球的帝國，而是海峽對岸的德國。因此，只要德國想以歐洲頭號強國的身份獨霸歐洲，就必然損害英國的利益。
而英國要想抵抗德國，就必須藉助帝國的力量。
在此情況下，將政權交還給英國政府，對帝國並沒有威脅。
相反，帝國的對英政策在很大的程度上對戰後重新獲得獨立地位的法國、西班牙、荷蘭、比利時，乃至意大利都有着非同尋常的意義。不管怎麼說，像法國這樣的歐洲傳統強國絕對不會甘心成爲德國的附屬國，更不會心甘情願的聽從德國的使喚，而會想方設法的利用帝國的影響力與德國抗衡，恢復其歐洲強國的地位。
另外，帝國在西班牙採取的政策也起到了非常積極的作用。
當時，帝國佔領着屬於西班牙的巴利阿里羣島。最初的時候，有人主張讓巴利阿里羣島獨立，成爲馬耳他那樣的，擁有獨立性政權，軍事權，乃至外交權的地區。蕭鼎昆並沒有這麼做，而是在與德國協商之後，決定讓巴利阿里羣島成爲西班牙的一個擁有獨立行政權的自治區，而不是從西班牙獨立出來。
這一政策在很大的程度上對戰後成立的西班牙新政權產生了影響。
當然，從更大的程度上，改變了西班牙民衆對帝國的看法，從而使帝國在西班牙民衆眼裡更加具有親和力。
由此可見，當時蕭鼎昆確實非常大膽的嘗試了一些新的對外政策。
在處理美國的問題上，蕭鼎昆吸取了這些經驗，並且力排衆議，決定保持美國的獨立性與完整性，只是在很多具體政策上更加強硬一點而已。
比如，美國必須修改憲法，並且在新憲法中明確放棄國家的交戰權。
又比如，對美國的行政區劃進行調整，確保在一半以上的聯邦主體中讓少數族裔佔據多數，從而在根本上改變美國各族羣在政權中的發言權。
當然，在美國保有駐軍，既是必要，也是必須的。
戰後，帝國與美國民選政府簽訂了一份非常重要的雙邊協議，即《明美共同安全條約》。在該條約中，美國將不得建立正規軍，只組建一支用於維持國內穩定的非正式軍事力量，即或來的國民警衛隊。另外，國民警衛隊又地方州政府控制，而不由聯邦政府控制。最重要的是，美國將其本土的一百二十五處軍事基地無限期的轉讓給帝國，並且承認了帝國在美國駐軍的合法性。當然，帝國也承諾爲美國提供安全保護，在美國本土受到侵犯的時候，帝國有義務出兵作戰。
通過針對這幾個國家的戰後政策就能看出，蕭鼎昆在處理戰後問題的時候，不但手段靈活，且非常務實，一改以往那種以面子、民族情緒爲主導的手段，以更長遠的目光，以及更現實的價值述求爲目的，採取了非常手段。
不得不再次承認，蕭鼎昆確實是一位非常具有戰略眼光的政治家。
設想，如果當時帝國爲了一時痛快，或者爲了眼前的那點利益，用極端手段對待戰敗國，恐怕二十年之後，世界將再次遭受戰爭之苦。即便帝國有能力，或者說能夠打贏下一場世界大戰，帝國也將再次付出慘烈的代價，而直接的受害者就是帝國百姓。
後來，蕭鼎昆在其回憶錄中就明確提到，在處理戰後問題的時候，他首先考慮的是世界和平，而不是帝國的利益。可他同時又提到，只有在確保世界和平的前提之下，才能夠確保帝國的根本利益。
由此可見，蕭鼎昆確實是一位值得所有人敬仰的政治家，更是一位值得所有人學習的領袖！